我们以前一向多只强调一种划线，即按立场观点或者意识形态划线：你是属于自由主义还是激进主义或者保守主义、是进步还是反动、是左派还是右派、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姓“社”还是姓“资”等等。这种划分并非没有事实根据，尤其它有一种政治上的效用。
但是，人们的差异以致冲突和对立是多方面的，过于强调按观点立场划线也许容易使人我们忽略另一条界线，这就是思想者和行动者的分垒，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或哲学家和政治家的分垒。
我们不仅在对立的思想观点的阵营、也在同一思想观点的阵营里看到这种分垒乃至对垒。这样，若是注意于各自最顶层的人物，我们就可以区分出这样两个“家族”，以西方为例，一边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霍布士、洛克、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施密特、哈耶克等思想的巨子；另一边则是伯利克里、亚历山大、恺撒、黎塞留、华盛顿、拿破仑、俾斯麦、希特勒、列宁、斯大林、丘吉尔、戴高乐、罗斯福、尼克松等行动的“伟人”。这两个“家族”各有自己的“英雄”的特殊产生方式、各自有自己的作用方式。这两种人之间有时离得较远，有时又离得较近。而近代以来则是离得较近的一个时期，近得常常避不开，因此就造成一些悲剧。
两者之间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是否掌握着巨大的政治或组织的权力，这也是一种使观念现实化的力量。思想家是思想的生产者，他们重视思想的纯粹性、彻底性、一贯性；他们往往是孤独的，只有很少的一些朋友，他们常常是安静的、或不得不安静的，偶涉权力，也常常是失败。而政治家则是必须和权力、和人群打交道的，常常是必须妥协的、紧迫的，也是看起来很热闹的。思想者在世时常常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只要他的书在、文字在，他就还可能“东山再起”、“死灰复燃”，甚至在其死后再在某种程度上（永远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的“死”甚至是一种使其思想现实化、使“批判的武器”变成“武器的批判”的一种最好或最可能的方式；而想做一个政治家的人如果没有在生前达到权力的高位，没有完成无论是好还是不好的一定的“功业”，那么，他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就是注定的了，你说他“本来有可能做成什么”没有多大意义，甚至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人，历史上根本不会留下这些失败者的名字。所以，一个思想家当时不成功并无大碍，只要他的思想能够通过文字等形式保留下来；但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如果当世不成功就可能什么都不是，行动者也不容易使自己停下来。这样，行动者就很可能为了成功、为了夺取和保持政治权力而考虑使用一切手段，甚至有时候需要改变或扭曲自己本来信奉的理论也不在话下。
两种人各有自己的才能，虽然也有相通之处，但除了极个别者，相差还是不可以道里计。行动精英经常希望自己不仅是伟大的领袖和统帅，也还是伟大的导师和先知，成为导师也才可以管死后、管长远。另外，同一营垒的有思想才能和行动才能的人当然大部分也还是可以互相补充和配合，一个导师在世时就可能有自己的致力于行动和组织的信徒；一个领袖也需要一些自己的“理论家”或笔杆子。真正的冲突容易发生在最高层，即最高的“领袖”和“导师”的层面。这样的导师和领袖其实是不容易并世的。导师如果在世，大概都不会满足自己的传人——哪怕是在政治实践中颇为成功的传人，因为他们可能扭曲了他的思想理论，而后者如果与前者并世，若是感到妨碍，消灭起“导师”也可能会毫不客气、绝不手软。这也是古已有之。秦始皇读到韩非的书，曾大加赞赏，说：“如果我要能看到这个人，与之交往，就是死也不遗憾了。”但等韩非真的到了秦国之后，却仅仅因为别人的几句谗言，感觉他有可能损害自己的霸业就把他杀了。当然，可能是比较峻急的一路思想实践容易这样，也就是说，这样一个两种人的划分又不是和思想观点全无关系。思想理论有比较温和的一系，也有比较激烈的一系，温和的一系虽然领袖也不容易买导师的账，但还是可能相容或优容。而激烈的一系却不容易相容，结果就以一方的屈服和牺牲告终，当然一般是“导师”的一方屈服或者“成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