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斯英琦

    通读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在我这样的圈外人看来，他的立意似乎并不关涉于个人的利害爱憎，也读不出任何抢夺学术山头的图穷之意，其剑锋所向，倒确有大是大非在，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

　
　　北大教授李零的新著正激起圈内热议，赞者称其“振聋发聩”，对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殖民主义作了当头棒喝；批驳者则痛詈其毁圣非贤。而双方目前所哓哓不休的则多为李著中出语轻率之处，例如说孔子靠学生出名云，我看除却见出著者此语的“小器”，倒也并无太大的恶意；而“丧家狗”一辞，本就是“夫子自道”，谁若用现代语感去读这个词，责任自负，何况李著也一再解释“凡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精神家园者，概为丧家狗”，当然，将这一在国人心目中现代语感极为强烈的词语直接嵌示于书名，确实有失学者的厚重，易致误解之生，也难免炒作之嫌。然而，作为长年出入于中华文化古今之际的知名学者，李零不可能不明白“仲尼不可毁也”（子贡语）的道理。不读《论语》，可能只知“死孔子”、“假孔子”，一旦用知人论世的眼光去读《论语》，就会体认颜渊所喟叹的“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乃是一种切近真实的感受，而孔子也并非仅仅是李零所轻薄的“教书匠的祖师爷”那样简单（如果退一步看，这也算是一句大实话），否则李零也不用将《论语》纵读横览，反复考索体悟了。如此看来，目前正反双方所执意的多为一字一辞的枝节之争，纠缠其中将把水越搅越浑。正像针对李零一句听人讲道德“头皮就发麻”而大加达伐，其实，未必有这种感受的人就“不道德”，也未必李零已经失去了对道德的信仰，我看其底里是李零对道德所不可及处的质疑，以及对大讲道德者的道德不信任。

　　《大学》说“诚于中，形于外”，要求修养者如恶恶臭、好好色一样，使诚意充盈于胸而自然真实地流露，既不被外界左右，也不为他人做表演，只求内心的快意和满足。恐怕这正是今天的儒林人物所应致力追求的。然而，环顾域内新儒诸君，颇觉得一些先生女士们需要揽镜自照，若真能有孟子所说的“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的反求诸己的道德勇气，恐怕就不难理解李零为何剑走偏锋、语多躁急了。

　　新儒林之失，首在戏剧化的作派。如倡导少儿读经，用意本来不坏，如果能选定一种或数种朴素、原理性强的儒学文本，使少儿们易于入门，同时对这些朴素的原典，有着承前启后的眼光、信达雅的诠释，并致力于寻找和开拓现代人性进入的通道，使少儿们渐生理解，打下传统道德和传统文化的初始基础，培育他们虽稚嫩却自然生发的文化自信，这才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也是包括李零在内的中华学人所将交口称美的。但是如今不在读什么及怎么读上用心，却刻意让少儿汉服方巾、鹅行鸭步，同时又把学童当阿蒙，只吞不解，摇头晃脑之间，直把学堂做了戏台。更有架着二郎腿的新儒女星在电视上唐突《论语》，一副“戏说”的架式，不久又摇身一变，在《时尚》杂志上闪亮登场，妩媚作态，让人难免“头皮发麻”。儒学在世人心目中本已真相不显，经过这种戏剧化的“普及”，也就把自己矮化到娱乐、消闲的档次中去了。

　　除了对这种戏剧化作派心存轻蔑，李零所最为警觉和反感的或是新儒林人物的儒教体制化诉求。笔者一向以为，孔子的学说是从我们民族的根性中蓬勃生发而起的，正是这一学说绵延不绝的精神感召力和深厚的文化魅力才使得社会的祥和安定、人性的温和宽容始终存在着现实可能性。然而，由于儒学的伦理学本质，也由于百年来中华文化所经历的大震荡大变局，今天的孔学后人能致力于儒学的“现代性转化”这一宏图固然好，对于像笔者这样浸润于儒学而乐在其中的小人物，倒不如在“修齐治平”四个字上，着眼于个人道德自觉的修养，而将“治平”二字姑妄存之；至于“为万世开太平”之类的壮辞最好少想，免得贻害神经。而在新儒林的体制化设想和诉求中，不论王官学也好，儒教国教化、确立教产权也好，确乎有那么一种不祥的声音在呼召着那个意识形态化的“假孔子”，在这种意识形态的诉求之下，乃是对王权的神圣化期许。在历史上的真孔子，从没有给王权以当然的神圣权，在孔子眼中，这种神圣权的合法性，其唯一来源是修身成德，这便使儒学从一开始就培育出对王权分庭抗礼的本质立场，亦即形成和确立了与“王道”对应的“圣道”的话语权。历史上，为王者或者想扑灭圣道，如秦始皇；或尊崇圣道，从而成为皇权政治史中的“圣天子”，如唐太宗、清康熙；而更多的情形是想把圣道一口吞到肚子里，自己圣王兼而有之，这种狂悖之徒必然遗臭后世。因此，这种儒教国教化的诉求，乃是“圣王合一”的旧货色，激起李零等人的警惕与反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中庸》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在儒学中，内、外是重要的分野，道、理、性、命都是内，物、欲、利、害都是外。儒学是伦理学、道德哲学，它要求儒者根据自己的现实地位和处境为其所当为，而不要贪慕外物；另一方面要求儒者在素其位而行的同时保持平和、安然的居易之心。在这里，道体和生命是同一的，也是最值得人们爱护和珍惜的。正由于儒学是这样一种完美的生命哲学，因此，人们对标榜为“儒”者便多了一份道德上的期许，偏偏当下一些新儒做不到知行合一，顾不上义利兼成，伦理空心化的败象难免使李教授嗤之以鼻，郑家栋事件即为一例。在这个“捧角”的时代，尽管又有架着二郎腿的女星逐势登场，轻飘飘地甩出“人生是一场审美”的名言名句，在改变了学术明星男性专利的单调格局、让喜新厌旧的捧角者们换一换口味的同时，在那些仍老老实实希冀着儒学风范的人们心中，这位新角儿的“审美”作派却又使他们凭添了一重困惑与失落。

　　回头来看娴于“三古”的李零教授，其个人学养与知识兴趣有所偏向不足为怪，但他的学术生命与中华文化的传承应早已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想，于情于理，他都不可能是一位文化虚无主义者，来全盘否定在国族历史中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何况儒学的存废也并非任何人的一言所能定夺。通读李零，在我这样的圈外人看来，他的立意似乎并不关涉于个人的利害爱憎，也读不出任何抢夺学术山头的图穷之意，其剑锋所向，倒确有大是大非在，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 

     　斯英琦自述履历

　　为庆祝抗战胜利，余出生于1945年11月光复百日之沪上。

　　自稚及长，入新式学堂习文史地、数理化、音体美（亦有“政治”）之同时，四龄伊始于家塾中接受程序谨严、方法考究之传统人文教育：以《论语》发蒙而《四书》而读经（由斯缔结终身崇仰儒学之情）；辅以精读《史记》、《通鉴辑览》、《文心雕龙》诸籍（由斯而明悟知人论世之文史通识）；稍长，大读梁任公及桐城义法文章（由斯养气、养笔，酸腐无可救矣）；两课之余则私嗜中外文学（由斯而生慈悯心，难成坏人焉）。

　　1978年，国家开科取士。余不愧家学，录取为上海师大世界史专业硕士生。时值《辞海》编辑所为编纂《汉语大词典》广求蛀书之才，欣然弃学就业。

　　1985年，历七年编辑生涯后，调入正筹建之宝安电大。至今由讲师而副教授而教授，十八载矣。

　　著作之要者：

　　《从传承到文学的飞跃》《写作新论》《儒学理想与现实人生》《观塘集1990－1996文学批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