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17日《南方周末》11版“人物”专栏，刊出一篇报道杜润生的文章。杜老是中共高官，今年已是94岁的老人。此篇报道称他是“党内农村问题改革派代表，农村改革重大决策亲历者”。他的名字是与改革开放的第一场战役——农村包产到户相的，正是这场战役的胜利，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为邓公的改革开放政策奠定了“政治正确”的基石。
谢韬则是中共的另一名高官，至今也是80多岁的老人了。他的名字与社民主义道路相连。按理说杜与谢并无关系，但《南方周末》的这篇文章，不由人不将杜、谢二老联系起来。
一、对包产到户争论的回顾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当年围绕包产到户展开的争论，是非功过早已一清二楚，就是当年最坚决的反对派，恐怕也无法否认该政策的正确性了。但就是这样一场帕雷托改革，在1980年时的命运，无奈比今日的谢韬更加糟糕。
“时任最高领导华国锋、副总理李先念和农委主任王任重态度鲜明反对包产到户，而当时的党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和邓小平对此问题没有明确表态”（引自2007－5－17《南方周末》，以下如不注明，均同）。实际邓胡二位对包产到户一直是或明或暗支持的。当时表态支持的高层官员不多，除了时任副总理的姚依林外，“在随后召开的中央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只有辽宁的任仲夷、内蒙的周复、贵州的池必卿等少数几个人明确表示支持。”
但就是这在中央只有少数人支持、多数人不支持的一项政策，最后为全党采纳，而且这项政策也极有力地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
二、杜谢问题的同一性
围绕包产到户的争论过去了27年，一场新的、意义与之相当的争论被谢韬挑起。窃以为，即使“十七大”不将此问题列入议程，此问题也会在十七、十八以至十九大上顽强地折磨中央高层。
杜老当年的包产到户是为了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而谢老的社民主义道路则是为了解决人民的说话问题。这两个不同阶段的不同问题在人的嘴巴上被联系、统一了起来——吃饭和说话。学者秦晖对和谐二字作了精妙的拆解——有禾入口称“和”，人皆能言谓“谐”。只有解决了人民吃饭和说话的难题——民生与民主问题——社会才能和谐。
因此，杜老与谢老各自面对的并非是两个互不相关的问题，而是同一个问题（人权）在两个发展阶段上的不同表现。人权问题首先是吃饱穿暖的生存权问题，这是杜老包产到户所要完成的任务。这个任务完成后，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家用电器问题，住房问题，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发展权的问题。如何满足人民的这些要求？是由党和政府统统包下来，还是给人民以权利让他们内部的各个利益集团通过公平博弈自己来解决（政府只当裁判）？一句话，杜谢二人面对的实际就是我们一直说的——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社会现象。
三、三个问题
回顾包产到户在80年代初的遭遇，窃以为有如下三个问题在今天应引起各方注意：
1，多数与少数——对于少数派的问题
对于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一种新的见解（主张）刚刚在党内提出时，总是先由位居党内边缘的少数派支持，位居党内中心的多数派则持反对或不支持的立场。这里，作为少数派的要注意，不要为多数派的暂时人多势众所吓倒。实际多数派中，坚决反对的是少数，绝大多数是盲从或持观望态度的中间派。少数派的任务不是要说服坚决的反对派，而是要说服沉默的中间派。
2，争论与实践——对于主政者的问题
党内面临深刻巨大的分歧时，究竟是剑拔弩张的争论还是小范围的实践更能解决分歧？80年代，老邓最终是靠包产到户的实际功效说服全党的。那么，判别谢韬的社民主义道路是否可行，最终也要靠一个县、一个市或一个省的实践、试验来验证。因此，犹豫不决或鸵鸟政策是危险的，因为这不可避免会导致党的分裂。当然，解放思想也很重要，但仅有解放思想是不够的。看准了的事情要敢于实践，要靠实践的事实来解放思想。
3，究竟谁代表了党的方向——对于文宣部门的问题
谢韬的问题提出后，一度引起文宣部门的高度紧张。我等觉悟不高者不禁担心，文宣当局会否为了和谐而收紧管治。由此引发了这样的思考：什么是反党？在党内出现巨大分歧时，究竟是哪一派代表了党的发展方向？在70年代，究竟是四人帮还是沉默不语的邓小平？在80年代初，究竟是坚持“两个凡是”的华国锋还是搞包产到户的邓、胡？
所幸的是，这次文宣部门较当年的“梁效”们来得开明，没有对谢韬者流来个“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而是“帖照发，娘照骂”。
四、两场对话
《南方周末》的这篇报道，记录了围绕包产到户的一场对话，一位“为人正值，终于党，终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老干部与万里发生了争论——
老干部：包产到户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
万里：包产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为什么不可行？
老干部：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万里：社会主义和群众，你要什么？
老干部：我要社会主义！
万里：我要群众！
80年代，最终是人民战胜了教条式的社会主义。事隔近30年后，又发生了一场老干部与领导人之间的对话——
在某次党内的重要会议上，领导人发言说：中央打算逐步实现民主。要先从镇长选举做起，然后再选市长、省长。百姓手里有了选举权，地方就腐败不起来。不然就凭反贪局的几百号人，怎么管得了全国至少几百万的贪官？何况反贪局自身也会腐败，需要人民的海洋去监督。
那些老干部反对了，他们说：苏联当年就是这么解体的。引入选举制度可能让共产党失去在中国的执政地位。
领导人问：是你们的地位重要，还是保障老百姓的生活重要？
两场对话，时间不同，内容相异，问题的本质始终未变。从杜润生到谢韬，中共走了近30年，依旧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2007－7－27
谢韬则是中共的另一名高官，至今也是80多岁的老人了。他的名字与社民主义道路相连。按理说杜与谢并无关系，但《南方周末》的这篇文章，不由人不将杜、谢二老联系起来。
一、对包产到户争论的回顾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当年围绕包产到户展开的争论，是非功过早已一清二楚，就是当年最坚决的反对派，恐怕也无法否认该政策的正确性了。但就是这样一场帕雷托改革，在1980年时的命运，无奈比今日的谢韬更加糟糕。
“时任最高领导华国锋、副总理李先念和农委主任王任重态度鲜明反对包产到户，而当时的党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和邓小平对此问题没有明确表态”（引自2007－5－17《南方周末》，以下如不注明，均同）。实际邓胡二位对包产到户一直是或明或暗支持的。当时表态支持的高层官员不多，除了时任副总理的姚依林外，“在随后召开的中央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只有辽宁的任仲夷、内蒙的周复、贵州的池必卿等少数几个人明确表示支持。”
但就是这在中央只有少数人支持、多数人不支持的一项政策，最后为全党采纳，而且这项政策也极有力地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
二、杜谢问题的同一性
围绕包产到户的争论过去了27年，一场新的、意义与之相当的争论被谢韬挑起。窃以为，即使“十七大”不将此问题列入议程，此问题也会在十七、十八以至十九大上顽强地折磨中央高层。
杜老当年的包产到户是为了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而谢老的社民主义道路则是为了解决人民的说话问题。这两个不同阶段的不同问题在人的嘴巴上被联系、统一了起来——吃饭和说话。学者秦晖对和谐二字作了精妙的拆解——有禾入口称“和”，人皆能言谓“谐”。只有解决了人民吃饭和说话的难题——民生与民主问题——社会才能和谐。
因此，杜老与谢老各自面对的并非是两个互不相关的问题，而是同一个问题（人权）在两个发展阶段上的不同表现。人权问题首先是吃饱穿暖的生存权问题，这是杜老包产到户所要完成的任务。这个任务完成后，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家用电器问题，住房问题，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发展权的问题。如何满足人民的这些要求？是由党和政府统统包下来，还是给人民以权利让他们内部的各个利益集团通过公平博弈自己来解决（政府只当裁判）？一句话，杜谢二人面对的实际就是我们一直说的——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社会现象。
三、三个问题
回顾包产到户在80年代初的遭遇，窃以为有如下三个问题在今天应引起各方注意：
1，多数与少数——对于少数派的问题
对于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一种新的见解（主张）刚刚在党内提出时，总是先由位居党内边缘的少数派支持，位居党内中心的多数派则持反对或不支持的立场。这里，作为少数派的要注意，不要为多数派的暂时人多势众所吓倒。实际多数派中，坚决反对的是少数，绝大多数是盲从或持观望态度的中间派。少数派的任务不是要说服坚决的反对派，而是要说服沉默的中间派。
2，争论与实践——对于主政者的问题
党内面临深刻巨大的分歧时，究竟是剑拔弩张的争论还是小范围的实践更能解决分歧？80年代，老邓最终是靠包产到户的实际功效说服全党的。那么，判别谢韬的社民主义道路是否可行，最终也要靠一个县、一个市或一个省的实践、试验来验证。因此，犹豫不决或鸵鸟政策是危险的，因为这不可避免会导致党的分裂。当然，解放思想也很重要，但仅有解放思想是不够的。看准了的事情要敢于实践，要靠实践的事实来解放思想。
3，究竟谁代表了党的方向——对于文宣部门的问题
谢韬的问题提出后，一度引起文宣部门的高度紧张。我等觉悟不高者不禁担心，文宣当局会否为了和谐而收紧管治。由此引发了这样的思考：什么是反党？在党内出现巨大分歧时，究竟是哪一派代表了党的发展方向？在70年代，究竟是四人帮还是沉默不语的邓小平？在80年代初，究竟是坚持“两个凡是”的华国锋还是搞包产到户的邓、胡？
所幸的是，这次文宣部门较当年的“梁效”们来得开明，没有对谢韬者流来个“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而是“帖照发，娘照骂”。
四、两场对话
《南方周末》的这篇报道，记录了围绕包产到户的一场对话，一位“为人正值，终于党，终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老干部与万里发生了争论——
老干部：包产到户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
万里：包产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为什么不可行？
老干部：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万里：社会主义和群众，你要什么？
老干部：我要社会主义！
万里：我要群众！
80年代，最终是人民战胜了教条式的社会主义。事隔近30年后，又发生了一场老干部与领导人之间的对话——
在某次党内的重要会议上，领导人发言说：中央打算逐步实现民主。要先从镇长选举做起，然后再选市长、省长。百姓手里有了选举权，地方就腐败不起来。不然就凭反贪局的几百号人，怎么管得了全国至少几百万的贪官？何况反贪局自身也会腐败，需要人民的海洋去监督。
那些老干部反对了，他们说：苏联当年就是这么解体的。引入选举制度可能让共产党失去在中国的执政地位。
领导人问：是你们的地位重要，还是保障老百姓的生活重要？
两场对话，时间不同，内容相异，问题的本质始终未变。从杜润生到谢韬，中共走了近30年，依旧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2007－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