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华夏时报》记者郭雪莹北京报道：金融作为经济的血脉，其地位与作用越来越重要，金融的发展要有良好的金融环境，要有懂金融的市长。而中国懂金融的市长不多，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的话来说，中国懂金融的市长不超过10位。
什么叫做“懂金融的市长”？
是不是学过金融专业的市长才叫“懂金融”？
是不是在金融机构工作过的市长才叫“懂金融”？
是不是在市长的岗位上有一系列发展金融业举措、金融业发展取得实效的市长才叫“懂金融”？
是不是在媒体上经常高调“谈金融的市长”才叫“懂金融”？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中国靠投资来动经济发展的模式，许多地区及中心城市把金融作为投融资的工具，代表地方政府控股的金融集团不断成立，中国地方金融“诸侯割据”悄然成型，加剧金融资源区域配置的失衡。金融资本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巨大，资金在我国地区间的分布极不平衡，资本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均衡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瓶颈”。地区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金要素的丰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相关特性，经济活性的增强直接决定了资本存量、流量的加大，而后者便是金融发展的直接原因。金融的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明。
金融市长最重要职责是金融生态的建设（“金融生态”是一个比喻，它不是指金融业内部的运作，而是借用生态学的概念，来比喻金融业运行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经济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中国社科院独立完成的《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引发关注，是因为“作为第一份综合评价中国城市金融环境的报告，它有别于一般学术报告的地方是其特殊的背景。课题源于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金融生态”理论，周小川希望通过完善法律制度等改进金融生态环境的途径来支持和推动整个金融系统的改革和发展。报告完成之后，央行三司两局(金融市场司、货币政策司、调查统计司、金融稳定局、金融研究局)还参与了报告的验收”。据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李扬介绍，课题组主要将9项因素作为衡量指标，即法治环境、经济基础、地方金融发展状况、金融部门独立性、诚信文化、社会中介服务、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企业诚信和社会保障度。借用2005年产值报告的部分结果：总体而言，在50个大中城市金融生态相对指数排名中，中西部城市排名较落后，如合肥排名第19位，成都排第24位，重庆和西安分别排第29位、第44位。课题组通过调研发现，造成这个结果的症结在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市场化程度不高，政府干预经济较多，地方保护主义倾向较严重；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沉重，地区金融部门独立性不强；法治建设相对滞后，特别是产权保护意识薄弱、执法难问题突出。
在四个直辖市中，重庆的排名是最靠后的。作为新设立的直辖市，它更多地表现出中西部城市共有的特征，比如政府对经济干预较多、地方金融部门独立性不强、地区法治环境有待改善、社会诚信文化有待加强等等。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信息中心和经济决策中心，在金融生态环境方面有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如社会保障健全、中介服务发展充分及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人文环境。但与上海相比，北京的经济、金融的市场化程度略低，政府对经济、金融活动的主导力较强，企业竞争力的软因素(企业治理、文化、诚信)不强。因此，“金融部门独立性”和“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两项指标给北京拖了后腿，只分别位居第14名和18名。
有关报道对这份报告中关于“地方政府行为与金融生态”的分析耐人寻味！
地方政府行为是关键因素
在纷繁芜杂的数据和排名背后，课题组溯源而上，厘清了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的根本症结所在。那就是转换地方政府职能、完善金融业发展的法律和制度环境、推进社会诚信文化建设。
课题组认为，尽管造成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差异的原因十分复杂，但地方政府行为始终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根据央行的一项调查，在转轨时期，由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所引致的不良贷款占到了70%-80%。
课题组成员曹红辉博士所撰写的分报告《地方政府的行为及其对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中显示，GDP的增长成为评估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标准之后，地方官员为争取政绩，就努力为投资争取金融资源，甚至为风险型企业争夺金融资源。
此外，中央下放事权上收财权之后，地方政府收不抵支的差额有逐渐扩大之势。在现行金融体制下，地方政府争夺国有金融机构的金融资源事实上就成为一种高收益、低成本的理性选择。因为，在事权和财权不对称的格局下，地方政府要想有所作为，只能向中央要资金、要政策，并对银行进行恶性干预。比如以“讲大局”、“安定团结”为借口干预银行信贷，把信贷资金当作社会保障资金使用；或与企业恶意串通，通过企业改制、重组、破产等逃废银行债务，极力保护地方企业的利益。
随着地方政府债务与财政风险不断积累，并最终转嫁给地方经济系统和金融系统，它们已经直接威胁到城市的金融生态系统。
报告建议，改变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地区经济发展的倾向，转而以培育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搞好经济调控为主。同时，要理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国有资产管理之间的关系，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真正做到合理。
另外，还要建立健全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规范地方政府行为、调节地区间差距方面的作用，打破目前广泛存在的地区贸易壁垒，消除地方保护。
报告还建议建立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四种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各级政府之间的协调机制和中央与地方财政税收的分享机制。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懂金融的市长，他（她）的施政理念是“富政府，穷百姓”，动用一切资源为自己的政绩服务，这样的金融市长称职吗？
中新记者曾写一篇文章《金融的懂与不懂》有点意思，转载如下：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中枢系统，很专业、很深奥、很阳春白雪。普通智商的才疏学浅之人，想弄懂金融？难！很多时候，诸如降低银行不良贷款率可以通过更多地放贷、高智商高收入的精英却制造高额的不良资产，其中的深意想让普通公众弄懂确实勉为其难。
术业有专攻。因为专业的缘故，看到“交割”、“掉期”、“升水”等最普通的金融术语，对许多非金融人士来说，不亚于在上网时看到了乱码。
让人意外的是，不仅普通百姓会撞上“乱码”，金融业内人士也会遇到。两任保监会主席都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保险公司一些保单看不懂。晦涩保单故意让人看不懂，是普遍存在于金融合同中的“霸王条款”的缩影。看不懂的背后是精心设置的陷阱——你所理解的意思未必就是别人对你的承诺。
聪明的脑袋有可能入歧途，专业的优势未必不骗人。恶意的“乱码”多了，金融业赖以生存的信任关系就会受到伤害。
金融业不管多么唬人，但本质上不过是用别人的钱做自己的生意。银行接受存款人的委托、保险公司对花钱投保的人提供保障、证券公司拿人钱财替人理财，委托关系的存在意味着彼此间的信任必须小心呵护。
因为专业优势和信息不对称，金融交易总是对一部分人是不公平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资本市场上总有一些先知先觉者，能精确踏准股市节奏。为此，金融需要更为严格和更为公开的监督，来确保金融业的诚信不被亵渎。
尽可能地增加金融业的透明度，让更多的人懂金融是必须的。抛开金融业和客户之间的委托关系不说，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决定了每个公民有权了解金融。
但现实是金融业的一举一动经常是秘而不宣的。铁路票价的调整要开个听证会，银行卡跨行交易手续费的确定却无人听证；三峡工程的上马与否由全国人大开会表决，用纳税人的钱数次注资国有银行，所需费用远远超过三峡工程，对货币政策都可能造成影响，却不见有法律意义上的公共政策讨论。
所幸的是，金融监管部门现在越来越重视金融业的信息披露，一些金融机构被强制披露财务信息，主动设立新闻发言人；而在大众媒体上，关于金融政策的讨论也在增多，这些无疑都增加了金融被公众懂的机会。
公众可能不懂金融交易，但他们不能因此被剥夺对金融的知情权。一个可以弄懂的常识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进而懂金融，金融业的风险和漏洞就更有可能被防范。
这篇文章给我一个启发：不仅市长要懂金融，市民也要懂金融。我发现深圳特区市民的金融观念意识超过中西部内陆城市市民，内陆政府的金融意识又超过内陆市民，要建金融生态，关键是人，需要金融官员、金融家、普通老百姓等各方努力！
相关文论参见：cailv.bokee.com
蔡律 2007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