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龙应台教授在详细透露了年轻导演东诺士马克拍摄这部影片的许多内幕之后，在文章的最后道出了一个很小的但却不能不对笔者有重大的触动的细节：“东诺士马克的电影用了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但是监狱博物馆的馆长却拒绝了他拍摄的请求。原因？馆长说，因为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读到龙博士的这段话，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失望，而且是极度的失望！因为此前我一直是顽固地相信，或者说是逼迫着自己相信，在东德那个由秘密警察统治的非人世界里，或许真是有着魏斯乐先生那样的令人生出些感动来的好人的。这样的好人哪怕有一个也行啊。但是，龙应台先生的这篇文章却“生硬”地将我拉回了残酷的现实，使我的梦生生地就这么破碎了。说实话，我甚至有些怨恨这位搞文学评论出身的龙博士了。我想，龙应台先生一定是阅读了很多的文学作品的，难道她会不知道有些文学家是惯于在作品中给黑暗的底色上增加一两笔亮色，给人以希望的吗？尽管在很大的程度上，这种亮色本身往往就是作家一个人的悬想而已，根本经不起推敲，但这种亮色本身最起码地会给人一种最底限度的慰籍，让他们不至于有一种彻底的绝望吧？

    由东诺士马克塑造的这个艺术典型、生活中根本没有存在过的伟大的魏斯乐，我不由得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名作《药》。革命者夏瑜为拯救民众脱离暴政的统治，最终在被统治者处决了之后，其鲜血竟然被他所要拯救的愚昧的群众华老栓之流粘到馒头上治病。这是一种多么巨大的悲哀啊！然而，就是在这种彻头彻尾的压抑的氛围之中，小说的结尾却出现了一个惹眼的亮色：在荒凉的、寒鸦出没的夏瑜的坟头上，竟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花圈！并由此而改变了整个小说的色调，使读者的眼前豁然一亮，凭空增加了一丝若有若无的希望。

    对于这样的处理，鲁迅先生曾经明确地指出，这是一处“曲笔”，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像夏瑜这样的“先行者”的坟头根本就不会出现这样的花圈。

    既然如此，鲁迅先生为什么要用“曲笔”给夏瑜的坟头上增加这么一处花圈呢？我想，这其中的道理大约正和年轻的东诺士马克非要臆想在黑暗的东德时期有这么一个闪耀着人性光辉的魏斯乐一样吧？

    其实，只要是认真地想一想东德那个铁幕重重的黑暗时期的特点，再结合一下我们身边的一些人事，我们就会知道即使是在那个孕育了黑格尔、马克思、康德、贝多芬等众多大师的土地上，在那样的一种体制和氛围下，也是根本不可能出现魏斯乐这样的秘密警察的。

    之所以这样说，首先是因为体制不允许出现这样的人物。极权独裁统治就像一个黑色的大染缸，它本身具有十分巨大的同化作用，无论你在进这个大染缸之前是什么颜色，在进到这个大染缸之后，都会变成和它一样的黑色！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是由不得进入染缸中的人自己决定的。而且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在进入这个大染缸后，人们还会竞相比“黑”，谁“黑”得更彻底，就会得到这个体制的赞许和奖励，由此会导致染缸越来越黑，黑得不可救药。

    换一个角度说，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即使出现了像魏斯乐一样的“出淤泥而不染”者，那其最终的结局也是被体制所坚决清除。我们发现，在电影中，魏斯乐的下场其实是被轻松地艺术化地处理了的。他在“叛变”了自己的原先的组织之后，竟然只是被打发到了地下室去检查人民来信，而且竟然活到了东德破产那天！

    对于熟悉东德一样的黑暗体制的人来说，这简直又是一个奇迹！说它是奇迹，是因为类似的体制根本不会这样轻柔地处理一个“叛变”的秘密警察，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魏斯乐的话，他在暴露之后，恐怕早就被无情的专政铁拳给砸得粉碎了，甚至连尸骨都不会保留下来，更遑论活到东西德统一那一天？他注定早就成了一个默默无名的“先烈”了。

    要知道，对于像东德的“斯塔西”一样的特务组织，最痛恨的就是内部的“叛变者”，他们对于“叛变者”是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的。这一点只要想一想当年顾顺章一家老小的下场就会知道了，根本不是我在危言耸听。

    另外，从魏斯乐个人角度来说，只要他是一个正常的理性的人，他就不会选择像在电影里所描写的那样做出如此石破天惊的选择：帮助作家把打印机藏起来。人都是在某一环境下生活的人，环境对人的影响无处不在，人不可能自己拽着自己的头发飞升出万有引力的控制。

    魏斯乐也是如此。

     我们只要好好想一想，对于他来说，要做出像电影中那样已经不是“英勇”这个词所能够形容的举动，实际上面临着双重考验。其一是履行自己的职责、符合这个体制而会自己带来的可以预期的奖赏：晋级、金钱、美女、度假等等，而只要是一个理性的人不可能对此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弃若蔽履。那个体制也正是利用了这些人性当中的弱点，对身处其中的人加以控制的。魏斯乐只要是个凡俗俗子，他就不可能不对这些东西念兹在兹。

    其二是叛变现在效忠的体制，帮助作家所面临的巨大风险。这就是不仅现在享受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而且自己将被自己的组织以“叛徒”的名义毫不留情地清除掉。这种几乎是必然发生的风险，作为秘密警察的魏斯乐必然是了然于胸的，作为一个趋利避害的人，他有什么理由做出如此大的牺牲呢？更何况，如果不对作家德瑞曼加以保护，作家肯定会面临牺牲；但假若对作家实施保护，自己则要面临牺牲。在这一个很难两全的命题中，魏斯乐为什么一定要以自己的牺牲来换取别人的生存呢？

    所以，倘若设身处地地为魏斯乐当时所处的环境考虑，魏斯乐只要不对百监视的作家德瑞曼落井下石，无中生有地罗织一些罪名，为自己的升迁增加点砝码，他就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好人了。假若他真的良心发现，那么，在自己的监听纪录上稍微做些修改，或者故意省略掉那些明显具有“反动”色彩的句子，则这个人简直就可以列入“圣人”只列了。我们根本不应该指望这样的一个在秘密警察生工作了数十年的人，会做出像电影中那样“伟大”得令人肃然起敬的举动来。我们都是人，实在不应该对别人有那么高的期待。也正视因为这个原因，我是赞成龙应台先生借那个监狱博物馆的馆长之口所说的一切的，这就是：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是的，一个都没有。这虽然残酷，却就是现实。现实中总是冷冰冰的。温情脉脉也许只会出现在艺术家的想象中.

                                   2007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