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略一品”系列之一：过去30年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
——熊晓鸽赵民对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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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民：你是湖南大学的？
熊晓鸽：对，在湖大读的本科。我们是77年恢复高考那时候参加考试的，78年入学，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一代人真的是太特别了。当时大家都在想毕业后去哪里发展，我也在想到底去哪儿呢。那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要出国，中国现在是全世界钱最多的，但是那时候中国非常的穷。所以，那时候根本不敢想到美国去。现在，外国人居然一天到晚老往中国跑，都变过来了。现在，我们的主要业务就是风险投资，现在的风险投资跟我十几年前开始做风险投资的时候又不一样了。那时候是融钱融不到，而现在的钱太容易融了，关键在于你怎么投。现在竞争也很多，用什么标准来评估成功呢，就是看你的回报率怎么样。
赵民：中国的风险投资有很多特征，中国的风险投资大概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国的公司总数，一开始外资公司占90％以上，而且是绝对控股。所有的行业都是这个情况，外资公司的数量是最多的。风险投资行业，如果开始是100家的话，那90家都是外资的，要有500家的话，450家都是外资的。就是这个比例说明中国的风险投资行业一直是外资占绝对主导地位，这是中国风险投资最大的特色。而且它国际化水平最高，地球是平的，真是这样的，管理咨询，投资银行国际化程度更高。
熊晓鸽：是，从这一点上来讲，风险投资我觉得改变了很多人的想法。像过去常讲要控股，但风险投资不可能控股，你管不过来。不控股你的回报率反而高，有的控股的反而弄不好。而且控股的话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尤其是在国有体制的改革实现以后。在国外，很多行业并购以后，股票会上市，银行、加油站、石油公司都会上市，因为它们的客户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并购了之后，客户还是同样干，而成本却有效地降低了。可是在中国，不容易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呢？中国有这样的国情，就是国营企业垄断行业，一并购，就得裁一大堆人，企业的职能就完全改变了，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
另外，我们在中国做事，熟悉中国的国情。我当时在国内的时候，想过留学，去申请奖学金，最后做一个科学家。而现在我是波士顿大学的校董，要任命校长，决定每年拿多少钱给人做奖学金，思考的方法都不一样了，所以有时候又琢磨教育。国内现在讲创意，创意算是一个产业。那天谈起来，我说创意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国家有很多官员是77、78的，各个都做得很不错。从77年到现在，30年的教育确实为国家培养了很多人才，为经济发展做了很多贡献，大家都很骄傲，但是有一点，唯独有一点，没有办法骄傲的是，这30年中间没出一个伟大的作家，没出一部伟大的作品。直到现在，我看电视还是看《敌后武工队》，还有《半夜鸡叫》，甚至还有《林海雪原》，那些作者连大学都没有读过，有的连高中都没读完，都可以写出这么好的作品，咱们读了这么多书，却写不出超越他们的作品来。
赵民：而且我告诉你，这是有定论的，中国最著名的关于历史的文学作品都不是历史学家写的，都不是学术圈这些人写的，全都是老百姓写的。
熊晓鸽：是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从创意这个角度讲，是不是说明我们的教育也不成功？这也是我现在琢磨的事儿，就是教育应该怎么干这个事儿。所以前段时间一直做的《赢在中国》都是在说这个事情，我在《赢在中国》一直说，我说你们到北京来，都是状元，是来考状元的。
赵民：但是有多少状元是伟大的，留名的？
熊晓鸽：状元就没有一个因成功而留名的。最有名的陈世美，严如玉、黄金屋，他都有了。但是，最后脑袋都没了。
赵民：自古历史上的文学家、作家也都没有状元。
熊晓鸽：但是，李白也好，杜甫也好，他们都是参加过科举考试的，是被筛下来的。但是千百年来，做诗始终就没有人能超过李、杜的。我们讲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要看很多书，才能写好，就觉得很难。其实当时是命题作文，是开卷考试，抬着一个书箱去写一篇文章。那么，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判卷很困难，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正是由于这样的判卷困难才出现了八股文，八股文来了以后，有才气的文人就越来越少。其实现在的考试，比八股文还厉害。我记得我们公司有一个女孩子，她托福考了630，我说我当年还是学英语专业的，考了个617，我觉得我已经很不错了——当然我没怎么复习，那时候还没有新东方。我说我那时候英语水平比你现在强多了，我才考617。她说，我们就练一招就行了，完全是一种应试的教育。所以我说，考试对在有限的机会面前选拔人才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选拔出来的人才最后有多少是真正有真才实学的，最后成了才的？可能只因为一次考试，就把有真才实学的人给淘汰掉了。所以，我也在琢磨这方面的事，效率问题。
还有就是就业难的问题，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我的朋友也好，同事也好，很多都跟我说将来小孩毕业以后，到你投资公司做，这样的事情我碰到过不少。现在的大学生跟我们那时候又不一样，那时候国家管分配，没有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就看你愿意不愿意去。其实从某种角度来看，大学生还是很缺的，怎么会找不到工作呢？那一定是在供求上出了一些问题，是不是这个地方也有一些投资的机会呢，我也在琢磨这个事儿。可是作为教育来讲，又不能作为盈利的事情来干。在美国，最好的学校一定是非盈利的。当然，非盈利的话，还是要有钱。
赵民：他盈利但是他不分红，没有回报。
熊晓鸽：他不分红，像我们那帮校董拥有的只是一种荣誉，而且觉得虽然没什么利益，但能做点好事是应该的.当年是这个学校给你创造了机会，现在你做的就是一种回报。我也一直在琢磨这个事儿。
赵民：虽然是做公司、做产业、做投资，但是已经做到了回报社会的产业上去。
熊晓鸽：对，琢磨的过程中也能想出很多赚钱的事情来，因为还是要讲创造就业机会的，风险投资能创造新的机会，所以还是很重要的事情。
赵民：我看到最近媒体上报道，有两个投资跟你们有关系，一个“一茶一坐”，先做专业化，再做标准化，再做简单化，再做标准化。我看这个思路还是很清晰的，可不可以把这个专业化、简单化、标准化这种思路用到像教育，像刚才讲的内容创意上面来？
熊晓鸽：标准化这种东西可能要做连锁，形成比较大的经济规模，是一个必须的过程。因为我们做这样的事情，扯得远一点，风险投资行业里所谓成功的企业90％以上的市场都是国内的，那么他创造的机会也好，它的市场也好，它的产品也好，都在国内。刚才你说真正靠对外出口挣钱的非常少，但是有一个特点是用的全是老外的钱，而且还要到海外去上市，高质量的公司干吗要拿到国外呢？因为中国的股市大家都不敢买，P/E很高，市盈率很高，但利润率很低，也就是说效率很低。股票完全是一个供求关系，资金多，并不能说明公司的质量好。所以，这也是一个矛盾。
所以，我觉得资本市场在国内，中国人不笨，本来能自己挣钱，为什么要让老外去挣呢？我也可以拿出来钱去挣，也帮国内人挣钱，问题是这个钱怎么拿出来。现在国内要成立外汇投资公司。这个钱怎么个投法，我们这些做基金的，是不是也可以来管理他们的一些钱，这也是一个值得琢磨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本来什么也不懂，现在做出一点经验，老外一天到晚求着我们，硬要把钱塞给我们，而国内的钱反而不敢去拿。
赵民：所以我说还是一个观念问题。
熊晓鸽：我觉得更是制度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制度。
赵民：但是民营企业也有很多有钱的，私营老板。
熊晓鸽：是，美国私营老板的钱都不会直接往他家里弄，他有一个公司，或者他有一个基金管理公司——美国有很多种基金会，慈善基金会，它也有一个赚钱的部分，赚钱养着慈善事业，要不搞慈善就花完了。那么它会通过一种制度，或者是基金的基金，把钱拿出来。这样的话，在管理上比较好。他们很多人，经常说，我有钱，我要投到你这里来，我说你没法投，我又不敢要你的钱。为什么呢？你的管理不规范。我拿了你一千万，好几个人会说，我给你一个亿，你帮我管，回报率是多少？工资是多少？低一点也行，不要你那么高。我说我不敢要。你的管理不规范，一旦出了差错，你打到我家里来，我不能保证每个都赢。国外有一套管理，学校也是，学校是非盈利组织，有自己的管理。一些基金管理，还有决策机制，这都是制度问题。
赵民：完全把所有权和基金管理分离了。
熊晓鸽：对，像中国的国策还是非常好的，科教兴国。可是中国的基金到底有多大，有多少钱是能用到项目上的，有多少基金是通过一些组织下发间接花到项目上的，这可是一个糊涂账。因为管理费用很高，决策变得很复杂。哈佛为什么厉害，就因为它学校的基金是最大的，而且管理得也比较规范。我们当校董一天到晚也是琢磨这个事情，把管理弄得非常规范。
赵民：所以说这个制度问题远比观念要重要。
熊晓鸽：对，当然首先一点，我觉得咱们中国人不缺观念，科教兴国多好呀。但是具体怎么个做法呢，钱是怎么发下去的呢，这个就是要靠制度保障的问题了。科教兴国提了很久，就说风险投资，国家一号提案是98年提出来的，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融资机制。退出机制也没有，所以后来的建设型基金，我估计全部都死掉了。是，所以我认为观念都不差，但是问题是怎么样用制度来保障执行。这就是你做的管理。
赵民：管理很重要。
熊晓鸽：太重要了，你想一个基金，举一个例子来说——风险投资。风险投资最后是要人治，有人治的话，可以把你的利益绑到上面，而且基金一旦建立，这十年基本上就动不了了，他不敢撤走。第二，这些人你也不能动，而且他也知道你有一个利益在驱动，所以，这十年他就会拼命的做。可是在国内，你怎么敢做，管这事儿的领导的政策改变了，或者他高升了，那你就不好办了，找谁去呢。决策的话，他再聪明也不可能懂你这个事儿，我们这些人都是十几年如一日在做。所以，我认为制度管理，效益，怎么样能够评估产品。像我们投资来投资去，最后还是一个数——年均回报率，这是靠真本事的，不是瞎扯。所以最后还是一个，可衡量的。我认为可衡量是管理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从媒体开始就是这样，因为我完全是从媒体开始来琢磨这个事儿的。
赵民：所以，中国也是要依靠一种制度和管理来彻底地改变。
熊晓鸽：对对对。
赵民：那么还是回到我们开始谈的媒体上面。出一个文学家或者出一个伟大的文学作品，创意的价值是不可衡量的。
熊晓鸽：作为创意，看是什么事情了。有的创意是很好的，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洛阳纸贵”，什么叫洛阳纸贵，因为你文章写得好，但是是怎么开始洛阳纸贵的呢？一定是口碑。因为你印的时候，不可能知道这个书一定会印得很好，得先试一下。可能古时候印的都是手写版，先印一百本，一下口碑非常好，然后大家都来加印，这才形成所谓的“洛阳纸贵“。而现在，新媒体带来的东西也是同样的，传递速度可以非常快。但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好呢？就像你写博客，把你的博客出书是不是能卖得很好呢？像徐静蕾她那个博客的点击率很高，但是她的书我不知道卖得怎么样。所以每一种形式对应哪种内容一定有一个不同的选择和搭配。
赵民：实际上它是吻合的。
熊晓鸽：去年有一本书很流行，叫《长尾理论》。长尾理论就是说只要储存的代价不太大，费用不太贵，好的东西就可以先存起来，是金子总会放光的。其实长尾理论三年前就提出来了，同样的内容，三年前的书卖得并不是很好，三年后却能卖得特别好。有人说三年前那本书比这本写得还好，一下子三年前那本书也卖火了。所以说，互联网在销售、传播这方面，能带来很多新的东西。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真正好的有创意的东西，最后还是会被人发现，互联网为你提供了这么一个手段。真的金子总会发光。现在文艺作品不就流行重拍吗？
赵民：老电影重拍，文学名著重拍。
熊晓鸽：大家知道在电影史上，赚钱最多的影片就是《泰坦尼克号》。这是默多克很得意的一个事儿，他创造了一个奇迹，现在还没有人打破，《泰坦尼克号》不知道拍了多少遍了。
赵民：只有那种拍法才能够有那种刺激。
熊晓鸽：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商业运作模式可能不一样，赚钱的手段也不一样。但是从故事本身来讲，没有任何区别。
赵民：而且类似的事情也很多，就是同一个船很多人拍过，拍得也不一样。
熊晓鸽：现在的中国，最振奋人心的就是百姓有一个安定的生活，有更多的机会，而且现在钱也很多。其实，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我觉得是好事，既然找不到现成的工作，就逼着很多人去创业，这是一个好事。去开拓一些新的领域，想一些新招。所以我一直在讲，咱们中国现在是一个创业的天堂，投资者的地狱。投资就是在炼狱。为什么叫炼狱呢？钱太多了，不知道投哪个。
赵民：你能跟我具体的说说，钱具体多到什么程度吗？现在抢项目抢到什么程度？
熊晓鸽：所谓钱多是相对的，比较好的项目还是有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现在看来看去，还是风险投资的项目比较多，而且是在几个大的城市里。而在这几个大城市里创业的人，都是受过中国第一代成功创业的公司熏陶的，比如在搜狐做过的，在腾讯做过的，在雅虎、网易呆过的。他不一定是一把手，可能是第十把手，中层干部，甚至底层干部，反正折腾两下，他觉得也没有什么，他也会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有像张朝阳这样的人物出现，前一代还是为后代创造了榜样的。
赵民：特别是大部分年轻人，没有深厚的脉络，他只能勤奋工作。但勤奋工作也能够成为亿万富翁。
熊晓鸽：对，就像张朝阳。当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他给我打电话，正好我在，我还跑到那儿给他鼓了一通劲。当时有人不理解，说他笨，说他傻。但是现在，你要说创业没有人会说你傻，反而会觉得是挺好的事儿，不是每个人都敢去创业的。所以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对我们来讲，第一风险基金多了。我今年当上中华创业投资协会的主席，那个地方现在有100多个会员。可是当年我们成立协会的时候，说起来在中国搞投资的大概也就是20来个人，我们成立这个协会的时候比较孤单，现在就不是这样了。但另一方面，竞争比较激烈，决策要快。你不给他投，他就找另外一家，你必须缩短决策的时间。于是大家都比较勤奋。
赵民：你刚才说到长尾理论，我看到你们最近有另外一个新闻，就是神州数码的郭为来增加股份，这算是一个上市公司的潜在价值被发现了，也可以套用一句话，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熊晓鸽：是这样的，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个，一方面我们觉得它这个公司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另一个方面，我觉得它在股市上的价值有点被低估了。我们一起商量，决定投资试试。
赵民：这个要很有眼光。
熊晓鸽：是，现在来讲，还不能过早高兴，这才是万里长征刚走第一步。当然我们一定是看好了，才做这个事情。
赵民：这个应该也是在上市公司里少有的。
熊晓鸽：对，很少有。
赵民：所以你要看到联想这几家公司目前的结果都不错，至少都是投资者高兴，管理层高兴，股民也高兴。
熊晓鸽：对对。所以，我觉得中国还是一个创业者的天堂。当然对于投资来讲，我说炼狱是因为，不像人们觉得，有钱投就是好，其实钱越多，日子越难过。因为，最后评估的标准还是回报率。钱越贵地越贵，价格就炒高了，炒高了以后，你的回报率不一定高。另外是决策的时间太短，没有了解清楚，于是失误率就很高。作为买方，最好还应该是有点时间，能慎重地思考。我有一个好朋友很有意思，他当年投了UT司达康。他说了一件事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很喜欢收古董，他说他钱还不是特别多的时候，收的古董全是好东西，后来钱多了以后，收的东西性价比比那时候差远了。所以，钱少的时候，把钱攥在手里，会仔细去琢磨，钱一多了，决策就会比较快。
赵民：还有一个可以佐证这个问题，就是房地产。在北京买房子，开始的时候又便宜，地段又好——都在二环、三环，在北京的市中心。后来看房价涨了、地价涨了，就把房子卖掉再买新房子。可能房子涨了两、三倍，你100多万的房子，能卖到300多万，新房子买到四环、五环去了，结果面积还是那么大，生活质量却下降了。这其中的差价都让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公司拿去了。
熊晓鸽：是。所以，我回到你这方面，回到管理的话，就是这个，是可测量的，这样把效益找出来，这才是管理。最后要决定公司的管理效率是不是高，公司有没有竞争力，还是有可测量的指标的。
赵民：所以还是定量为主。
熊晓鸽：我们风险投资也是一样。
赵民：《赢在中国》第一季获奖的项目，资金都已经投下去了是吧？
熊晓鸽：应该是，好像有一两个还没有，启动比较快。这个过程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当然我们是作为风险投资来对待的，但是中央台并不作为投资。还有一点就是在建立游戏规则的时候，也有一些不足。比如说中央台要拿一定比例的股份。在这些项目中，如果说是一钱不值的项目倒也罢了，但有一些都已经有公司了，有一定规模了，现在他给你一些钱，刚开始就想拿掉你那么多股份，太亏了，所以当时我们还是要大家来估值。有一些项目虽然公司是空的，可是一宣传，一搞，一折腾起来，很多人也愿意投钱。反过来说，别人说给我投几千万才占很少的股份，你投那么少却想占那么大的份额。
赵民：把心态提高了。
熊晓鸽：中央台说没有我这个节目，你这个东西就没有意义。所以，在第二届，我就出了一个主意，就是在进入决赛的时候，必须签一个协议，就按这个价值了。所以只要第二届一完，那就没有什么可谈了，而第一届就比较麻烦。
赵民：所以是不是可以想象，第一届的公司投完以后，两、三年以后成果也是可以衡量的了。
熊晓鸽：对。但是我觉得不幸的一点就是托的时间太长。我们平时做一个项目早就可衡量了，但这边用了那么长时间还没搞完。中央台原来有一个说法，说他们占着股份。我说是啊，可是我们也有个说法。不能说你不同意就要稀释，那么对我们就不公平。
赵民：这不是同股同权。
熊晓鸽：大家都可以商量。我这个项目，别人出的钱这么多，这时候中央台却说没有我这个节目。它有价值，可搞来搞去，最后可能项目还没投进去呢。
赵民：有道理。
熊晓鸽：所以第二届在36进12的时候，我就说必须要签这个协议，你不签的话，到时很难办。中央台他们也不拿股份了。
赵民：第三届呢？
熊晓鸽：第三届应该不会有很大问题。
赵民：赚到50％了。
熊晓鸽：对。有意思吧。不容易，但是这个事情是一个创举。
赵民：我觉得《赢在中国》本身也可以融资，《赢在中国》这个节目本身也是一个创意，一个很好的创意。
熊晓鸽：问题是作为创意的话，所有权的问题我们也没有办法解决。
赵民：完全可以商业化。
熊晓鸽：没有解决归属问题，现在百分之百是国家的。
赵民：其实这个项目本身变成一个投资项目的话，真是一个很好的项目，而且是创业，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应该办下去。
熊晓鸽：对，我们当时是一起玩儿起来的，包括你。
赵民：我们是抬轿子的。
熊晓鸽：对，而且每个人都是创始人。
赵民：好，今天先就这样，我们聊这么多，说得应该够了。挺好的，而且你讲的都是新鲜的东西。谢谢！
附：嘉宾简介：
熊晓鸽 (Hugo Shong)，湖南湘潭人, 1982 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外文系, 1984 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1986 年秋自费赴美留学，1987 年获波士顿大学大众传播学硕士学位，后入塔弗茨大学与哈佛大学合办的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攻读亚洲经济与国际商业管理研究生课程。1996年11 月，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高级管理班。现任美国国际数据集团( IDG )(世界最大的信息技术服务公司)高级副总裁兼亚洲区总裁。2000 年5月成为波士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 50 周年来第一位亚裔董事。 2004 年在美国波士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设立了两项个人奖项，即 “熊晓鸽新闻终身成就奖”和“熊晓鸽亚洲报道年度记者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