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络和各种媒体对《襄樊5名大学生受助一年不说一声谢》的评价铺天盖地；多数人是对大学生们的批评，说什么‘感恩意识的缺失’；对资助者深表同情，说什么‘听一声谢谢也是理所当然的’；对此我却不敢苟同，因为我认为这是典型的中国‘官本位’思想的体现；看我们那些送温暖的官员，在接受者那把自己当成‘观世音’的自豪感中；无一不透视出‘官本位’的尊严。用全民所有制的资产，为自己换来无限风光与尊严；这不是‘官本位’又是什么。
我们社会一些‘非公平竞争’的既得利益者或‘先富起来’的人，他们自然羡慕这些‘官本位’的风光；但用一些不起眼的苷蔗伸向社会，实际依然是想体验被人当成‘观世音’的感觉；一旦是没有回报的体验，自然心理就不平衡了。我们不会忘记雷锋，他对帮助的人是多么地平等；为什么所有得到雷锋帮助的人对他感谢一辈子，因为雷锋自己是用‘真诚’去帮助别人。在获得真心诚意帮助的人，虽然对帮助者不感谢；也会继续帮助者的接力棒，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如果是等待别人谢谢的帮助，受帮助者的心理同样也不会平衡；因为你这是在俯视自己帮助的对象，使别人对你仰首。我们见到雷锋通常是用匿名的形式去帮助别人，难道他想从帮助者那里得到‘谢谢’吗。
我们再看国际上的帮助者，他们的境界竟然比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都高；如那些传教士和人道主义者，他们在阿富汗是何等的情操去帮助阿富汗人；结果却还会被阿富汗人绑架或杀害。按照我们的逻辑，因为我是来帮助你的呀；你不仅不能绑架或杀害我，而且应该感谢我呢。可是这些传教士和人道主义者们，他们竟然被绑架或被杀；依然如故地帮助别人。杀了一个又来了一个，因为他们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而并不想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
我们现在社会的两极分化，绝大部分并不是‘公平竞争’的结果；而是‘权利’或‘官本位’交易的结果。这对贫穷和富有的人都不‘公平’，因为我们不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我们的心理隔阂实际早就存在了。如今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真向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帮助别人共同致富’；而是‘用做善事’的亮点来包装自己，这对我们社会那些利益缺失者‘公平’吗；所以很多贫困者内心并不服输，因为他们输在‘不公平’上；这时如果‘不公平’的既得利益者真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对我们那些利益缺失者也是一种安慰。然而可惜的是，我们这些既得利益者不是把财产转移到国外；就是花天酒地地享受人生。看他们在赌场上，那视‘金钱如粪土’的豪情；他们是输多少都不心痛。再看他们对我们社会贫困的资助或捐款，一次千元竟然要我们媒体大做文章；而且还在等别人的谢谢。
我们同样看到我们那些‘全民所有制’管理者的两面性；他们用‘全民所有制’的钱养情妇，整个是豪爽的样子；可当用‘全民所有制’的钱资助贫困时，却如同在刮自己的肉；他们养情妇是愈低调愈好，而用一点钱资助贫困时却是愈高调愈好；因为这是一个‘用低成本’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机会。
我们社会本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各种‘沽名钓誉’的事屡见不鲜；如我当初遭受打击而调往基层时，正赶上我家遭遇天灾；结果老百姓主动为我捐款。因为我在单位是帮助别人出了名的，无论是救灾捐款或是内部困难救助；我虽不是倾其所有，但每次都是名列榜首。在老百姓都为我每人捐款百元的年代，我们单位竟然有不少领导（科级与处级）只‘捐款人民币1元’；这不是天方夜谈，却是事实；我当然不会允许侮辱我人格的事在我身上出现，我把捐款一元的全部退了；因为这是对我的‘羞辱’，我当然不能容忍。我没有对这些捐款感恩，我感到是对我的侮辱。
我们社会为什么有如此深厚的‘感恩意识’，源于我们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想我们那些民营企业家当为政府官员行贿时，还要对这些受贿的官员感谢不尽；因为他（她）只有收受我的贿赂，我才能得到好处。我在这里低三下四，必须要在另外的地方找回尊严；所以养情妇有很多人并不是生理需要，而是自己的心理需要；因为在情妇的‘俯拾即是’的感受中提升了自己的尊严。正因为如此，我为你大学生资助；你为什么不能使我得到心理的满足，自然心理不平衡了；所以也就要怨恨起自己资助的对象了。
然而我们的大学生心理平衡吗，你那‘杯水车薪’的资助并不能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他们还要为自己的生存而奔波，他们又如何能心存感激呢；如果你把你养情妇的钱全部给他们，使他们没有了后顾之忧；他们就会有时间来专门感谢你了。问题是这样一来，你又愿意吗；还是这样的好，把自己那没有‘甜汁’的苷蔗给别人嚼一下；自己又没有损失什么，还落下过‘好名声’；这才是最好的‘共赢’。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乐善好施’的民族，也是一个‘做好事不留名’的民族；应该说我们需要别人感恩的行为与我们民族意识是背道而驰的。我们既然自己想做好事，就没有打算有回报的想法；我们不会忘记雷锋，他在鄙视我们社会那些有‘私心’的‘做善事’者；因为和谐社会是需要无私奉献，而不是有限的索取。
我们社会一些‘非公平竞争’的既得利益者或‘先富起来’的人，他们自然羡慕这些‘官本位’的风光；但用一些不起眼的苷蔗伸向社会，实际依然是想体验被人当成‘观世音’的感觉；一旦是没有回报的体验，自然心理就不平衡了。我们不会忘记雷锋，他对帮助的人是多么地平等；为什么所有得到雷锋帮助的人对他感谢一辈子，因为雷锋自己是用‘真诚’去帮助别人。在获得真心诚意帮助的人，虽然对帮助者不感谢；也会继续帮助者的接力棒，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如果是等待别人谢谢的帮助，受帮助者的心理同样也不会平衡；因为你这是在俯视自己帮助的对象，使别人对你仰首。我们见到雷锋通常是用匿名的形式去帮助别人，难道他想从帮助者那里得到‘谢谢’吗。
我们再看国际上的帮助者，他们的境界竟然比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都高；如那些传教士和人道主义者，他们在阿富汗是何等的情操去帮助阿富汗人；结果却还会被阿富汗人绑架或杀害。按照我们的逻辑，因为我是来帮助你的呀；你不仅不能绑架或杀害我，而且应该感谢我呢。可是这些传教士和人道主义者们，他们竟然被绑架或被杀；依然如故地帮助别人。杀了一个又来了一个，因为他们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而并不想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
我们现在社会的两极分化，绝大部分并不是‘公平竞争’的结果；而是‘权利’或‘官本位’交易的结果。这对贫穷和富有的人都不‘公平’，因为我们不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我们的心理隔阂实际早就存在了。如今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真向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帮助别人共同致富’；而是‘用做善事’的亮点来包装自己，这对我们社会那些利益缺失者‘公平’吗；所以很多贫困者内心并不服输，因为他们输在‘不公平’上；这时如果‘不公平’的既得利益者真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对我们那些利益缺失者也是一种安慰。然而可惜的是，我们这些既得利益者不是把财产转移到国外；就是花天酒地地享受人生。看他们在赌场上，那视‘金钱如粪土’的豪情；他们是输多少都不心痛。再看他们对我们社会贫困的资助或捐款，一次千元竟然要我们媒体大做文章；而且还在等别人的谢谢。
我们同样看到我们那些‘全民所有制’管理者的两面性；他们用‘全民所有制’的钱养情妇，整个是豪爽的样子；可当用‘全民所有制’的钱资助贫困时，却如同在刮自己的肉；他们养情妇是愈低调愈好，而用一点钱资助贫困时却是愈高调愈好；因为这是一个‘用低成本’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机会。
我们社会本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各种‘沽名钓誉’的事屡见不鲜；如我当初遭受打击而调往基层时，正赶上我家遭遇天灾；结果老百姓主动为我捐款。因为我在单位是帮助别人出了名的，无论是救灾捐款或是内部困难救助；我虽不是倾其所有，但每次都是名列榜首。在老百姓都为我每人捐款百元的年代，我们单位竟然有不少领导（科级与处级）只‘捐款人民币1元’；这不是天方夜谈，却是事实；我当然不会允许侮辱我人格的事在我身上出现，我把捐款一元的全部退了；因为这是对我的‘羞辱’，我当然不能容忍。我没有对这些捐款感恩，我感到是对我的侮辱。
我们社会为什么有如此深厚的‘感恩意识’，源于我们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想我们那些民营企业家当为政府官员行贿时，还要对这些受贿的官员感谢不尽；因为他（她）只有收受我的贿赂，我才能得到好处。我在这里低三下四，必须要在另外的地方找回尊严；所以养情妇有很多人并不是生理需要，而是自己的心理需要；因为在情妇的‘俯拾即是’的感受中提升了自己的尊严。正因为如此，我为你大学生资助；你为什么不能使我得到心理的满足，自然心理不平衡了；所以也就要怨恨起自己资助的对象了。
然而我们的大学生心理平衡吗，你那‘杯水车薪’的资助并不能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他们还要为自己的生存而奔波，他们又如何能心存感激呢；如果你把你养情妇的钱全部给他们，使他们没有了后顾之忧；他们就会有时间来专门感谢你了。问题是这样一来，你又愿意吗；还是这样的好，把自己那没有‘甜汁’的苷蔗给别人嚼一下；自己又没有损失什么，还落下过‘好名声’；这才是最好的‘共赢’。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乐善好施’的民族，也是一个‘做好事不留名’的民族；应该说我们需要别人感恩的行为与我们民族意识是背道而驰的。我们既然自己想做好事，就没有打算有回报的想法；我们不会忘记雷锋，他在鄙视我们社会那些有‘私心’的‘做善事’者；因为和谐社会是需要无私奉献，而不是有限的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