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以为关天茶社关于李鸿章的争论已经偃旗歇鼓，却又读到出尘的《百年荣辱话中堂》以及相关文章，使我长了许多见识。我一直以为，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时期，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中国天朝的尊严被击得粉碎，承受的是战败的屈辱，而现代民主和科学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历史长河中只有晚清的格局与现在有相似之处，所以，研究晚清政局，比研究中国其他任何历史时期读更有借鉴意义。
1、被阉割的历史，被强奸的“爱国”
由PUMPKIN先生《几句闲话，关于李鸿章》开始的这场争论，其意义已经超越了对李鸿章个人评价的本身，涉及到我们对历史怎样看待的问题。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我们长期以来所收的历史知识教育不过是被阉割的、不真实的历史。有了政治因素的掺合，我们窥不到历史全貌，不知道历史的真相，也就就无法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做出公正客观的评价。所以，在对历史的认识上，我们不妨带点“逆反”心理，不以“对”为对，不以“错”为错。这样或许更容易接近历史的本来状态。
李鸿章是不是卖国贼，官方教科书已有定论。确实，如果只看李鸿章签订的条约，那么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也不为过，，但是我们不能割裂历史事件的背景来孤立地、断章取义地看问题。
面对国难，慷慨赴死，杀身成仁，最容易，此种虽无利可图，却青史留名，让后人敬仰。难得的是忍辱负重，艰难周旋，此种往往为民众之利而丧一己之名，最容易遭人误解，留一世骂名。最可耻的是为一己之利出卖民众利益，此真汉奸也。中国的历史从来不缺烈士和汉奸，他们充满了我们的史册，罕见的是于艰难中周旋者，这种活计既吃力也不讨好，而且后世还会出于政治需要将其泼上臭水，再踩上两脚。
政治是历史的天敌。什么东西如果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也就被扭曲成怪胎。比如，当“爱国”变成了政治口号，往往就被篡改成忠于一个组织、一个人物。翻开中国的历史，“爱国”两个字被一些人、一些政党肆意强奸的例子并不鲜见，爱国的闹剧此起彼伏。在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政治气味的时代，说“爱国”，远不如说“爱民众”来的实在。
所以，仅仅从李鸿章的举动有没有卖国来争论并没有什么价值，而是要讨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挽救危局，能不能以更小的代价来换取民族的生存？脱离了当时的实际，坐在100多年后的空调房里，对着电脑来高谈阔论，肆意指责，只能证明我们是一群现代化的历史白痴。
2、于“人情所最难堪”之际，为“人情所最难堪”之事
李鸿章被指责的主要是他的外交生涯，在天朝大国自我中心意识的支配下，当时的大清国并没有什么外交的概念，所有外事统一归于“洋务”。作为洋务运动的领袖，李鸿章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大清国当然的外交家，但自古弱国无外交，李鸿章再如何有魄力，有外交手段，也注定要成为清王朝的替罪羊。而且，为了保留朝廷的脸面，李鸿章只能默默体朝廷承担起误国、卖国的罪名。
李鸿章所签订的种种条约，基本上都是在时局无法收拾的地步，于“人情所最难堪”之际来替朝廷揩屁股。《马关条约》是在甲午战败的屈辱中签订的，以当时中国的实际军力状况，如果继续开战，只能导致东北被全面占领。面对日本人的漫天要价，朝廷给李鸿章的指示只是模棱两可的“着鸿章酌量办理”，然而，当“酌量办理”的李鸿章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左眼下骨头缝里刺客留下的子弹回国后，却成为办事不力、丧权辱国的“公敌”。
《辛丑条约》签订之前，中国已经濒临绝境，北京沦陷，政府逃亡。朝廷一封接一封的电报将李鸿章推上了谈判席，7月17日，当77岁的李鸿章在广州登船准备北上议和时，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国家少些损失，李鸿章叹道：“不能预料，唯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在战场上输掉的指望能够在谈判桌上赢回来，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李鸿章唯一能做的就是委屈周旋，使大清少赔些银子，少丢些脸面。有网友说：“李鸿章倘不屈膝，清廷或许不能再苟延残喘N年，难道中华儿女会坐视民族灭亡吗？”我惊讶于到今天还有人能够站着不腰疼地说出这样的话。战争是无情的，现实是残酷的，南斯拉夫人民的脊梁是硬朗的，可他们无法阻止美国的飞机在头顶盘旋轰炸，萨达姆的膝盖是挺直的，可他的人民看不到生活的阳光。我们应该庆幸，在我们还手持大刀长矛时，列强对中国更多的只是因为经济上的野心才把中国狠狠地教训了一通。如果都像后来的日本一样狼子野心，我们今天怕就不能惬意地坐在这里请谈了。
中国历史上亡国的教训并非没有，比如，我们现在说满族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但当他们的铁骑从山海关长驱直入时，我们的祖先所承受的何尝不是亡国之痛？他们没有坐视另一个种族的统治，但抗争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浪花，旋即消失。民族的灭亡否不是凭一腔热血就可以左右，是社会文明进步中的必然现象，一个落后、保守、专制的民族如果不能顺应世界文明的发展潮流，只能被淘汰出局。
因此，我们议论李鸿章签约的对错，也没有多少意义，倒不如来讨论战事该不该起。这对我们今天去看待高层的决策和领导人的作为更有现实意义。
1894年爆发中日甲午战争时，“海军费绌，设备多不完，惟鸿章知之深。朝野皆不习外事，谓日本国小不足平，故全国主战，独鸿章深知其强盛，逆料中国海陆军皆不可恃，故宁忍诟言和。朝臣争劾鸿章误国，枢臣日责鸿章，乃不得已而备战。”李鸿章统筹北洋军务，对战败固然要承担战术上的责任，但决策失误才是最大的失误啊！（很奇怪，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板子都打在执行者的身上，对决策者往往是象征性地处理一下）在军机大臣上奏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此语令李鸿章老泪纵横。
1900年6月，大清国面对外国联军的枪炮又英勇了一回，于21日宣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对朝廷这一举动，李鸿章是持否定态度的，“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对朝廷要求“北上勤王”的圣旨，李鸿章拒不接受：“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战争的结果并不出人意料，而李鸿章也不出人意料地当起了“救火队员”。签订完了《辛丑条约》，李鸿章也闭上了眼睛。临终前，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臣等伏查近数十年，每有一次购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末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3、历史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原处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艰难时局，是中西方文明碰撞的必然结果。站在历史的这端再来审视一百多年前的风云变幻，会发现，我们的许多抗争不过是我们不肯正视现实、拒绝文明的幼稚举动。在西方突如其来的文明浪潮冲击下，失落的国人撕不下自尊自大的面具，幻想以落后战胜先进，以愚昧战胜文明。我时常在想，如果早在一百多年前中国就能主动打开国门，接受世界文明的洗礼，中国又如何会落到今天的地步？
晚清政局中的李鸿章是清醒的，但也是孤立无助的。他的一些治国之策直到下个世纪的末期才开始得到施行。1896年，李鸿章开始了他的欧美之旅，在英国汇丰银行的招待会上，当英国商人们表示要到中国去开拓市场时，李鸿章说：“实具同心。”在美国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对于美国记者关于“美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出路”的问题，李鸿章说：“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必须邀请欧美资本进入清国已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自主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被问及是否赞成将美国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中国时，李鸿章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是非常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一百多年后的中国在李鸿章这番话面前羞愧得无地自容。
对于中国的出路，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世界发展至今日，一国已不可能关闭国门而安然生存。大清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等于也就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超过了物力，整个地球便可“胥聚于中国”。
虽然曲高和寡，但这些声音依然穿透了百年时空，震得我们的耳鼓阵阵发痛。当代诗人徐晋如在《胡马集》卷一的序中写到：当我步履蹒跚地从“文革”后的荒漠中走出人之初，走完我的少年之时，蓦然回首，恍然惊觉由祖辈到我们，只是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原处。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的痛苦，我们居然理解的无比深切，无比透彻：这是当代人的骄傲呢，还是当代人的耻辱？
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用血泪换来了教训，可这教训在半个多世纪之后被后人束之高阁，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刚刚打开的国门又被关上了近半个世纪，在紧锁的国门里面，我们继续演绎着自己的愚昧和落后。
1、被阉割的历史，被强奸的“爱国”
由PUMPKIN先生《几句闲话，关于李鸿章》开始的这场争论，其意义已经超越了对李鸿章个人评价的本身，涉及到我们对历史怎样看待的问题。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我们长期以来所收的历史知识教育不过是被阉割的、不真实的历史。有了政治因素的掺合，我们窥不到历史全貌，不知道历史的真相，也就就无法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做出公正客观的评价。所以，在对历史的认识上，我们不妨带点“逆反”心理，不以“对”为对，不以“错”为错。这样或许更容易接近历史的本来状态。
李鸿章是不是卖国贼，官方教科书已有定论。确实，如果只看李鸿章签订的条约，那么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也不为过，，但是我们不能割裂历史事件的背景来孤立地、断章取义地看问题。
面对国难，慷慨赴死，杀身成仁，最容易，此种虽无利可图，却青史留名，让后人敬仰。难得的是忍辱负重，艰难周旋，此种往往为民众之利而丧一己之名，最容易遭人误解，留一世骂名。最可耻的是为一己之利出卖民众利益，此真汉奸也。中国的历史从来不缺烈士和汉奸，他们充满了我们的史册，罕见的是于艰难中周旋者，这种活计既吃力也不讨好，而且后世还会出于政治需要将其泼上臭水，再踩上两脚。
政治是历史的天敌。什么东西如果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也就被扭曲成怪胎。比如，当“爱国”变成了政治口号，往往就被篡改成忠于一个组织、一个人物。翻开中国的历史，“爱国”两个字被一些人、一些政党肆意强奸的例子并不鲜见，爱国的闹剧此起彼伏。在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政治气味的时代，说“爱国”，远不如说“爱民众”来的实在。
所以，仅仅从李鸿章的举动有没有卖国来争论并没有什么价值，而是要讨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挽救危局，能不能以更小的代价来换取民族的生存？脱离了当时的实际，坐在100多年后的空调房里，对着电脑来高谈阔论，肆意指责，只能证明我们是一群现代化的历史白痴。
2、于“人情所最难堪”之际，为“人情所最难堪”之事
李鸿章被指责的主要是他的外交生涯，在天朝大国自我中心意识的支配下，当时的大清国并没有什么外交的概念，所有外事统一归于“洋务”。作为洋务运动的领袖，李鸿章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大清国当然的外交家，但自古弱国无外交，李鸿章再如何有魄力，有外交手段，也注定要成为清王朝的替罪羊。而且，为了保留朝廷的脸面，李鸿章只能默默体朝廷承担起误国、卖国的罪名。
李鸿章所签订的种种条约，基本上都是在时局无法收拾的地步，于“人情所最难堪”之际来替朝廷揩屁股。《马关条约》是在甲午战败的屈辱中签订的，以当时中国的实际军力状况，如果继续开战，只能导致东北被全面占领。面对日本人的漫天要价，朝廷给李鸿章的指示只是模棱两可的“着鸿章酌量办理”，然而，当“酌量办理”的李鸿章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左眼下骨头缝里刺客留下的子弹回国后，却成为办事不力、丧权辱国的“公敌”。
《辛丑条约》签订之前，中国已经濒临绝境，北京沦陷，政府逃亡。朝廷一封接一封的电报将李鸿章推上了谈判席，7月17日，当77岁的李鸿章在广州登船准备北上议和时，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国家少些损失，李鸿章叹道：“不能预料，唯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在战场上输掉的指望能够在谈判桌上赢回来，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李鸿章唯一能做的就是委屈周旋，使大清少赔些银子，少丢些脸面。有网友说：“李鸿章倘不屈膝，清廷或许不能再苟延残喘N年，难道中华儿女会坐视民族灭亡吗？”我惊讶于到今天还有人能够站着不腰疼地说出这样的话。战争是无情的，现实是残酷的，南斯拉夫人民的脊梁是硬朗的，可他们无法阻止美国的飞机在头顶盘旋轰炸，萨达姆的膝盖是挺直的，可他的人民看不到生活的阳光。我们应该庆幸，在我们还手持大刀长矛时，列强对中国更多的只是因为经济上的野心才把中国狠狠地教训了一通。如果都像后来的日本一样狼子野心，我们今天怕就不能惬意地坐在这里请谈了。
中国历史上亡国的教训并非没有，比如，我们现在说满族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但当他们的铁骑从山海关长驱直入时，我们的祖先所承受的何尝不是亡国之痛？他们没有坐视另一个种族的统治，但抗争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浪花，旋即消失。民族的灭亡否不是凭一腔热血就可以左右，是社会文明进步中的必然现象，一个落后、保守、专制的民族如果不能顺应世界文明的发展潮流，只能被淘汰出局。
因此，我们议论李鸿章签约的对错，也没有多少意义，倒不如来讨论战事该不该起。这对我们今天去看待高层的决策和领导人的作为更有现实意义。
1894年爆发中日甲午战争时，“海军费绌，设备多不完，惟鸿章知之深。朝野皆不习外事，谓日本国小不足平，故全国主战，独鸿章深知其强盛，逆料中国海陆军皆不可恃，故宁忍诟言和。朝臣争劾鸿章误国，枢臣日责鸿章，乃不得已而备战。”李鸿章统筹北洋军务，对战败固然要承担战术上的责任，但决策失误才是最大的失误啊！（很奇怪，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板子都打在执行者的身上，对决策者往往是象征性地处理一下）在军机大臣上奏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此语令李鸿章老泪纵横。
1900年6月，大清国面对外国联军的枪炮又英勇了一回，于21日宣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对朝廷这一举动，李鸿章是持否定态度的，“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对朝廷要求“北上勤王”的圣旨，李鸿章拒不接受：“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战争的结果并不出人意料，而李鸿章也不出人意料地当起了“救火队员”。签订完了《辛丑条约》，李鸿章也闭上了眼睛。临终前，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臣等伏查近数十年，每有一次购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末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3、历史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原处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艰难时局，是中西方文明碰撞的必然结果。站在历史的这端再来审视一百多年前的风云变幻，会发现，我们的许多抗争不过是我们不肯正视现实、拒绝文明的幼稚举动。在西方突如其来的文明浪潮冲击下，失落的国人撕不下自尊自大的面具，幻想以落后战胜先进，以愚昧战胜文明。我时常在想，如果早在一百多年前中国就能主动打开国门，接受世界文明的洗礼，中国又如何会落到今天的地步？
晚清政局中的李鸿章是清醒的，但也是孤立无助的。他的一些治国之策直到下个世纪的末期才开始得到施行。1896年，李鸿章开始了他的欧美之旅，在英国汇丰银行的招待会上，当英国商人们表示要到中国去开拓市场时，李鸿章说：“实具同心。”在美国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对于美国记者关于“美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出路”的问题，李鸿章说：“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必须邀请欧美资本进入清国已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自主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被问及是否赞成将美国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中国时，李鸿章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是非常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一百多年后的中国在李鸿章这番话面前羞愧得无地自容。
对于中国的出路，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世界发展至今日，一国已不可能关闭国门而安然生存。大清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等于也就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超过了物力，整个地球便可“胥聚于中国”。
虽然曲高和寡，但这些声音依然穿透了百年时空，震得我们的耳鼓阵阵发痛。当代诗人徐晋如在《胡马集》卷一的序中写到：当我步履蹒跚地从“文革”后的荒漠中走出人之初，走完我的少年之时，蓦然回首，恍然惊觉由祖辈到我们，只是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原处。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的痛苦，我们居然理解的无比深切，无比透彻：这是当代人的骄傲呢，还是当代人的耻辱？
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用血泪换来了教训，可这教训在半个多世纪之后被后人束之高阁，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刚刚打开的国门又被关上了近半个世纪，在紧锁的国门里面，我们继续演绎着自己的愚昧和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