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夺制脑权依赖于制度创新
——对话价值中国网CEO林永青
【内容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之下，人才的流动性必须充分的考虑。在人才的激励制度方面，资本市场的因素是个很重要的变量，企业家对这些都应该有一个理性认识。这种理性的认识要是能建立起来的话，相关的制度创新应该是能够解决的。2007年9月19日，价值中国网CEO林永青就上述问题与我展开了一次电话访谈，现将主要内容摘要汇报与各位博客。】
林永青：“制脑权”这个概念怎么理解？
郑友林：我先讲一下我写这本书的背景和指导思想，1999年，当时IT行业发展比较迅猛，而我正在做证券、期货，注意到资本市场和高科技人才的流动有很强的互动关系，当时就关注到这个问题，并进行观察和分析。之前我也对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进行过研究，我发现：在制度、资金和市场方面的优势导致美国IT行业领先于世界各国，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2001年。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日本的制造业发展超过美国，制造业的相对落后，让美国产生了危机感。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呢？美国发现他的优势正是在他的制度创新，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的领先地位。所以，后来它的定位，就是利用制度和金融市场的相对优势，把科技创新与市场资源整合优势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当时还有一个背景就是美国政府放松管制。这几个因素综合起来，成就了美国的IT行业。它还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对资源的整合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其中最深远的就是对人才流动的影响。计算机的广泛使用，高效率通讯工具的大众化和互联网的逐步普及，又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同时也提高了人们交往的效率，美国能吸引全世界的科技人才，最关键的是它的创新精神，而且它的制度创新是渗入到企业的基础设施里的。
比较起来，日本是一种技术竞争，他有一个从“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再到现在的“投资立国”这样一个演变过程。而美国是一种战略的胜利，它实际上是凭借金融领先，对其他的资源进行整合。一个企业也好，一个地区也好，甚至是一个国家也好，要获得竞争优势就必须在制度和资本市场以及人才的激励机制等等方面确立自己的战略。如果没有战略，即使在某一方面取得暂时的优势，很快就会被竞争对手的综合性的优势打败。我是99年底开始写《制脑权》这本书的，2000年3月写完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事实证明，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要是在竞争中获胜，肯定是因为所谓软性的、制度性的东西发挥作用，而不是对某一种资源的占有。因为资源的占有是相对的，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替代的。相对而言，取得一般生产资料并不是太难，难的是找到优秀的人才。因此，脑力资源（专利、技术、管理知识、技巧、商业信息等等）和优秀的人才将是未来社会各个层次的主体争夺的焦点。从21世纪开始，人类将更加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的利用，特别是重视创造性人才，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但是，人力资源是有限的、流动的，优秀人才和一流的成果就成为大家争夺的对象。这种现象的本质是争夺脑力劳动及其成果，因此，我用三个字来概括，就是争夺“制脑权”。
林永青：现在我们看到一个新的趋势，就是世界变得越来越平，软性的东西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会流动得越来越快，在这方面你有什么补充？
郑友林：我认为国内一些学者视野不够开阔。最近，我读了几本书，比如《世界是平的》，作者的视野比较开阔，他把自己旅行中观察到的现象写活了，对技术性的东西关注的比较多。像《世界是平的》实际上是讲到因特网的普及如何促进全球化，而且，这个趋势已经不可逆转，这个趋势对每个人意味着什么等等，但是，我也注意到，他没有提到一点，就是资本的自由化。我的书中把资本的全球化、自由化写进来了。资本的自由化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资本自由化处理不好，经济发展会受到制约。
林永青：中国的读者对资本的关注和美国的读者还是不太一样。因为美国的资本市场相对比较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讲，还不是太核心的问题。
郑友林：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资本对美国市场来讲，是它们社会制度中的一个基本设施，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对中国市场来讲，还相对陌生，所以，中国在市场竞争中就处于相对不利的位置，缺少资本，就缺少了整合资源的重要手段。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全球资本市场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出现了一个对中国比较有利的格局。就像实业一样，实体经济向东方转移，这个趋势大家都见证过了。现在资本市场也逐渐有了这样一个趋势——全球资本开始关注中国，而且大量资本涌进中国市场，推动了人民币资产价格的持续上升。同时，中国现在应该是美国国债的最大的境外持有者。我们必须关注资本这个要素，因为资本是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部分。
林永青：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汇率改革后，出现了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中国在这方面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吗？
郑友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综合地看，开放资本市场对中国来讲，是有绝对的好处的，因为一个国家的资源流动都是靠资本来推动的。如果一个国家总处在一个缺乏资本的状态，整个经济不可能非常活跃。但是，放开资本市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美国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过去２０年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确实是在利用这些优势在打压一些国家。1985年，美国和日本签署《广场协议》（PLAZA ACCORD），诱发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国内企业开始向东南亚地区转移，此后日本央行采取了低利率的政策，希望减轻日元升值的压力，刺激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投机，大量日本企业转而投资国内股市和楼市，最终产生大量泡沫，后来，日本央行仓促行事，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资产泡沫破灭，紧接着，导致经济持续低迷。当时，日本的市场是封闭式的，从本质上讲，是由它本身的制度缺陷造成的。这对日本经济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现在看来，日本企业还是经受住了考验。日元的升值对实业的影响非常大，但是日本的优势产品并没有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日本经济主要依靠制造业、贸易网络、品牌建设，特别是产品的质量控制，从８５年到现在，他没有出现过贸易赤字。
但是，反过来讲，在中国人民币在逐渐升值的过程中，对某些行业还是很有好处的，像旅游、航空等。但是一些进行代工的企业就受不了。中国是低附加值的代工，不像日本产品的附加值很高，日本的产品比中国产品卖的贵，那主要是技术含量高，一般的企业没有能力替代，日本企业在出口贸易中的谈判能力强，而中国企业的谈判能力还不够强。所以，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受影响最大还是那些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的代工行业。但这个从宏观经济上来讲，是结构性的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许多进行代工的企业赚取了暴利，现在这个调整并不是针对它们的，既然它们无法通过创新使自己得到提升，那么，迟早是要被淘汰的，这应该是这些企业必须付出的代价。
林永青：反过来讲，这其实是个更长期的问题，就是如何提高竞争力实际上还是人才的问题。
郑友林：是的。就企业的长期竞争力来看，我很欣赏浙江的企业。浙江已经形成了一种产业链的优势。而珠三角大多做代工，而这个代工是通过残酷剥削农民工从而获得超额利润。现在的宏观政策，应该对这种现象进行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因为虽然他们也在整合资源（他整合国外的设备、大陆的土地厂房，再加上农民工的付出），但是出于纯粹个人的利益，他们很少考虑环境，对员工的培训教育并不重视，导致创新的后劲不足。虽然这样的企业会赚钱，但是对社会的危害很大。所以，一轮宏观政策调整，或者资产价格变化，就淘汰一批企业。这是生意人必须要交学费，这个学费就必须要通过一个比较激烈的政策调整，让不适应大趋势的企业淘汰。这样去评价一个政策调整的中长期和短期影响，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浙江模式强调制度创新。相对而言，珠三角的制度创新是很不够的，大多数制造企业的制度创新没有进步，所以，受到外部因素变化的打击是必然的。
相对于人才这个看得到的东西，制度创新则是看不见的，而恰恰是人们看不见的东西决定一个企业的命运。所以，我认为企业的制度创新和升级和他的企业实力也有很大的关系。
林永青：你提到过企业日后对人才的吸引主要来自于股票、期权和培训，实际上一个是物质方面的激励，一个是所谓人才培养方面的激励。
郑友林：这个问题最终表现为如何激励员工。在人才的激励制度上，资本市场的因素是个动态的东西，而且是个很重要的变量。怎么把它放到我们分析的框架中去，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技术性的因素，比如老板跟员工的关系应该怎么治理，这里要考虑到资本市场给员工的回报。而许多老板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非常片面，很消极。我认为真正高明的老板对员工的回报并不完全是现金的回报。而且，民营企业的现金来源是很少的，因为给员工的多了，企业用于周转的就少了。特别是在企业依靠外部资源做大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企业应该通过股权分享来激励员工。这在美国已经早已是一个定式了，绝大多数企业都在主动采用这种激励方式。但是，在中国，这个问题还不好解决。这里面有一个认识上的问题，如何认识员工所起的作用？怎么通过股权来激励员工？怎么让员工参与企业的决策管理？甚至是分享股权、红利？等等，企业的创办人对这些都应该有一个理性上的认识。这种理性认识要是能建立起来的话，相关的制度创新应该是能够解决的。
林永青：中国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其实比美国人还要强。
郑友林：现在中国人的创业欲望很强，这主要跟环境变化和财富意识觉醒有关，但是，我认为中国人的制度创新能力还远远不够。我觉得这涉及到一个企业家学习环境的问题。最近我研究了美国的培训体制，美国有许多培训的机构，实际上相对于收入水平，他们的培训收费比中国要低，而中国是很畸形的。另外，在中国，你提供的培训内容对中国企业家来说，是否有使用价值也是值得怀疑的，更多的是文凭的激励作用，创新性确实不够。这也体现出中国社会基础设施的完善非常不够。到现在为止，民间的东西走了两个极端，一端利用垄断资源的优势，一味强调要快速赚钱；一端起步很低，缺少最基本的资源支撑，很难形成规模，也难以得到社会认同。所以，中国企业家的制度创新能力欠缺难以得到解决，因为他们难以获得必要的服务。这好比一个人头发长了，必须理发，但是，他找不到理发店，没有理发师为他服务。制度创新是一件基础性的工作，必须由专门的机构提供必要的服务才能完成。
但是，我们的企业家的学习环境并不理想。虽然企业家需要学习很多东西，但是，却得不到他们最需要的东西。不能说社会没有提供，只是供给方太少，提供的东西也不一定是企业家所需要的。现在，国内培训机构和咨询机构很多，但是，有几家能提供高品质的服务呢？这实际上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要么有一定的针对性但成本太高；要么价格可以接受但所提供的服务毫无价值。说到底，无论是中国的培训机构还是学校，对企业家真正的需求不了解。从信息的角度来讲，这里存在着一个信息真空。这种现状对价值中国来讲，也是一个机会，我们要去了解企业家真正需要什么东西。
林永青：这一块我们也在尝试，但是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所谓咨询的长尾的部分，因为一个咨询公司的成本其实还是很高，还有和企业需求方的对接，还是需要大量的交易成本。其实应该把一些需求低成本化的，通过网络的方式，大家互动起来。然后，每一个单笔的交易应该非常低。
郑友林：是的。现在应该把网络公司的优势发挥出来。网站先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然后通过批发的形式，卖给市场的需求者。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在中国，最需要服务的是企业家。过去30多年，中国人经历了外国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企业家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结合部，他们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必须有专人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但是，市场最终取决于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的均衡。对于提供服务的企业来说，现在可以开发的客户（企业）其实是处于中间位子的企业——既不是低附加值的低端企业，也不是垄断性的企业，而是做到一定规模的中型企业。这样的企业既有一定支付能力，也有强烈的学习需求。在我和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发现一般企业销售额做到3个亿之后，他们的学习欲望非常强。因为只要稍微努一把力，企业可能就发展上去了；要是松懈一下，企业很可能就会被竞争对手吃掉。
林永青：企业的建设过程中，制脑权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但是在短期上，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郑友林：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最关键的是制度建设。中国有句俗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不管什么人都有一个自我定位。这个自我定位是一种无形的比较。有的人是一种理性的比较，有的是一种感性的比较。其实，企业家必须清楚一点：在这背后，都是制度性的东西在起作用。所以，一个企业要吸引人才，必须要完善战略，这需要考虑很多综合因素。包括怎么挑选人才，怎么培养人才，怎么为人才设立报酬，怎样管理人才等等，甚至对人才的中长期发展都要做一个规划等等。把这些东西完善之后，优秀人才自然就过来了。一个企业如果没有战略，零打碎敲，今天看到别的企业怎么做，就模仿一点；明天看到竞争对手在搞一个新动作，就照搬过来，这也是不行的。
其实，在制度创新方面，不仅中国的企业有压力，美国企业也有压力。就像李开复从微软进入google,，他就是更认可google的创新精神和工作环境。微软已经是世界知名的优秀企业了，但是还存在这样的问题，说明企业制度需要不断的优化。企业家在这一点上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全球化背景之下，人才的流动性必须充分受到企业家的充分重视。企业不仅要建立制度，还要对制度进行动态优化和升级。如果没有制度建设作为前提条件，就谈不上优化和升级，所以，企业首先要建立制度。
林永青：对于价值中国，你认为哪些方面对你而言是比较深刻的？制脑权对价值中国，你认为具体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应用？
郑友林：我认为价值中国应该接受传统行业的一些教训，在制度上进一步优化。价值中国在国内企业中，在这方面是走得比较靠前的。因为国内一些企业是在做到一定规模之后才去做这件事，而价值中国是在一开始就在做这件事，而且在制度贯彻上是比较坚定的。
同时，正因为走在最前面，所以还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我关注价值中国已有4年了，非常认同价值中国的制度创新，我认为，这也是价值中国吸引一大批优秀博客的关键因素。价值中国的作者当中确实有很多的高手在配合管理层在做制度创新和内容建设。这个世界非常现实，很多人觉得我做一项工作必须要拿报酬。但大家把对现实的利益追求转化成对价值中国的美好未来的一种预期。而这是基于价值中国的专业性和不断创新，这种创新的 价值最终必然得到回报。我认为，价值中国的价值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第一，在互联网行业，创新的空间很大，价值中国开风气之先河，作为行业内的领军企业有独创性优势，这种独创性使之获得了巨大的差异化优势；第二，实名制很有生命力，价值中国在一片混沌的网络世界，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义无返顾地打造网络诚信，我看好她的中长期效应，其他东西无可替代；第三，公司和所有的博客进行平等的合作，这种定位实际上就是在最大限度地利用扁平化这个趋势。因为对信息做一个很好的分类之后，就是财富。现在它还没有被大家充分地认识到，但并不意味着它不是财富。再往后走两三年，价值中国的比较优势就会充分显示出来。我也想对各位博客说一句：在价值中国写博客，我们所发表的东西，必须能够代表自己学识水平和人格，我们在这里是在建立一种信用，这就需要倡导自律意识和责任意识。无论是管理团队、工作人员，还是作为博客的专家作者，价值中国都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之下，大家都是“股东”，应该通力合作，良性互动，共同把价值中国建设好。
价值中国的模式很好，现在也是人才济济。对于管理层，我要表达一个观点，这些人才，你运用的好，他们就是资源，运用的不好就是负担。因为人才不是死的资产，而是最活跃的创造性的要素。所以，怎样把员工和博客的潜力激发出来，这也是对企业家的一个考验，价值中国的制度优化应该还是有潜力的，我对价值中国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