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焦躁不安的社会，一群焦躁不安的人，能够创造出什么效率？而且还是高效率？
管理学把行为模式规范化为PDCA四个步骤的循环，哪一个步骤当中是可以容纳行为人焦虑和浮躁的心态，从而可以更好地达到行为目的？
效率是经济学人挂在嘴边的惯用词。什么样的群体行为可以创造出最高的效率？经济学人言之凿凿：竞争。
但是，社会竞争带来的极大的心理压力和焦虑问题，也是这个时代的惯用词。如果学者们不能够证明焦虑和竞争烈度之间不具有必然联系的话，我就要提出开头这个问题了。
说得通俗一点，竞争不就是抢钱嘛。这在一个货币拜物教的社会里还能有其它什么“俗话说”？说得明白一点，竞争不就是竞相拆台嘛。这在一个个体之间有着利益冲突的社会当中，谁能杜绝竞争对手会捧场合作而非尔虞我诈相互拆台？
我们应该知道，经济学人早就在谈论规模效应了，谈论分工合作带来的好处也有三百年了。但是，奇怪的是，在经济学人认定资源总是稀缺的时候，却又说竞争带来效率，完全竞争具有最高效率。那么，有限的资源被那么多拜物教者竞相瓜分和占用，还如何形成规模效应？如果每个参与竞争者都是规模经营，那么很多个规模经营加在一起还谈得上稀缺吗？要知道，在数学上无穷多个有限数加和起来就是无穷大啊，无穷大和稀缺能相提并论？
分工合作和相互竞争在哪一点上是相同的？当人们说合作关系的时候，通常会说“合作伙伴”；当人们说竞争关系的时候怎么说？“竞争对手”。商人们的话是“同行是冤家”。“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是相同的概念吗？
当人们谈论合作的结果的时候，往往会说“共赢互利”“合则双赢”；当人们谈论竞争的结果的时候则说“两败俱伤”“分则两败”。那么，“共赢”和“俱伤”，哪一个才算是“效率”？
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乃至医生都在教大家如何面对、缓解、排遣竞争压力如何在激烈竞争的社会当中坦然生存，而经济学家却在说竞争的好处号召大家为建立一个完全竞争的社会而努力奋斗，这社会学、心理学和医学的常识怎么和经济学理论差距那么大呢？
有没有误解了经济学的“效率”概念？不会吧？不就是伯累图改进的那个“你好我好他也好”的效率吗？那怎么才能你好我好他也好？应该是“都有”吧？而稀缺＋竞争，结果能达到“都有”？恐怕是“有你无我”吧？
最近的一起经济学教授和学生之间的肢体冲突事件想必大家都知道了。我看到很多评论谈及事件的心理因素分析，认为是这个社会竞争太激烈，学生的压力大，老师的压力也大，大家都难免浮躁，心中盛不下了就难免爆发。
但是，这件令人堵心的事情没有平息的迹象反而越闹越大了。学生不像话，课堂如庙会，教授不冷静，同事也跟着起哄，竟然用辞职的方式来要求这位于自己在为人处世方式上“不共戴天”的当事教授也辞职。
这位用繁体字写blog的教授说自己是书生，喜欢安静，因此躲开了看不惯的纷争的环境。但是教授忽略了，他恰恰是用一个浮躁去批评另一个浮躁。如果自己是冷静的而看不惯同事的不冷静，递上辞呈一走了之，隐则隐矣，小隐于山林大隐于朝市，悄悄地离开，连一句话也不要说。世间哪有扛着上书归隐二字旗帜隐于山，或穿着隐字广告衫隐于市的？否则，不和所批评的同事一样了吗？不是还是心里憋不住要说出来吗？批评同事小题大做，没有修养没有沉得住气，但是，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批评使得事态更加扩大？自己沉得住气了吗？那经济学家一贯脾气暴躁出言不雅，出了这档子事儿不是新闻，但自称一介书生的教授也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参乎进来，倒是一个真正的新闻了。blog檄文一出，行为效果远甚于所看不惯的同事的狂躁，所写内容皆成自嘲笑料。
“肢体门”事件出来是早晚的事情，不过是谁开这个头而已。当年经济学
是外界的压力使得一个人不冷静了吗？佛讲禅定，乱从心生。烦躁的根源在于内而不在于外。正如辞职教授所引用的那段史学家傅斯年的政治名言所说一样：“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傅斯年全集》，
把“肢体门”事件解释为人在竞争社会里的浮躁，对一般人或许顺理成章，但对此事的当事人来说就不太顺理了。能够选听经济学家讲座的学生，想必都是对经济学原理多少有点兴趣的。那么，就应该对自己将来所要面对的那个因为激烈竞争而具有很高效率的进步社会充满期待和荣幸嘛，怎么会感到压力和焦虑？难道你不想生活在一个高效率的社会？
就“肢体门”事件来看，肯定有什么东西错了！是大家对竞争的感受和心理学理论错了？还是经济学竞争可以带来高效率的理论错了？抑或压根儿高效率未必就是受欢迎的一种社会状态？
效率和效率的高低，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价值判断的范畴。《西方经济学的终结》所基于的主观价值论认为，价值因人而异，不存在普遍成立的价值判断。当竞争可以带来高效率的理论已成定论的时候，这个效率，充其量也只是竞争当中的胜者的效率，不大可能被看作是那个败者的效率。胜者帝王败者寇，王位就是胜者的效率，但王位也就是垄断——效率来源于垄断，怪不得厂商都在激烈竞争意图谋求垄断地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