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平

上月，胡锦涛主席正式告知全党全国：2008年要全面总结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经验。显然，做好这件事需要学界用较长时间来考虑成熟。这次总结，关系到改革开放正确方向的延续，也关系到科学发展观真正联系改革过程的深入人心。

“价值中国”已经发表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件大事》，不过，主要是知名学者把自己主导过的大事开列出来，这样的流水账缺乏深度。

2008年1月14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正式邀请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和吴敬琏就“改革开放30年可排前列的三种成果和三个遗憾”进行访谈。

央视感到意外的是，只要是事前不经过简单汇总的“清单”，而是各把各的“清单”拿出来，即使只说前三项，双方观点也大相径庭。

吴敬琏列出的改革开放30年排在前列的三种成果是：第一，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商品经济是改革的目标。第二，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十五届党代会明确市场经济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厉以宁列出的三种成果是：第一，农村家庭承包制。第二，股份制改革。第三，民营企业的兴起。

我们知道，吴敬琏的雅号叫“吴市场”，力主市场化。厉以宁的雅号叫“厉股份”，倡导股份制。他们不仅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更是某项改革的推动者。但是，许多事往往是“当事者”迷。所以，不论是价值中国已经发表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件大事》，还是吴敬琏和厉以宁各自表述的成果或遗憾，都只能用来做参考。真正权威的答案，不能只靠权威和当事者来说，必须依靠13亿人来讨论。

我个人认为，客观确认改革开放位居前列的成果，必须启用客观衡量标准：第一，赞同厉以宁的一个观点，凡是最佳改革成果必须具备不可逆转性。这样衡量，张维迎主张的“双轨制”应属于改革之初起破局作用的权宜之举，可逆。第二，凡是位列前茅的改革成果必须是中国绝大多数人所拥护的改革。第三，凡是位列前茅的改革成果必须体现科学发展观，客观标准是在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起到了权重领先、且负效应较小的改革。

因此，我的三项选择与吴老、厉老有相同点有不同点。第一：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开端。第二：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商品经济”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中国启动市场化体制大政方针的开端。第三：以深圳为代表的14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的开端。

上述三项改革成果均是在邓小平主政时期创出的。三项改革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直到目前为止的基本框架。它们共同具备不可逆转性。它们共同具备13亿人都拥护的特征。它们共同具备在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拥有领先权重的特征。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当时9亿农民有了卖粮钱和卖农副产品的零花钱，这是中国经济起步的“第一桶金”。它长达10年激活了全国城市的商品市场繁荣（东风人永远不忘1984年农民扛着用麻袋装满的10元纸币抢购计划外汽车商品，那时，国企未改制可以发奖金，奖金就来自“第一桶金”）；农民致富催动城市商场建设哄拥而上，商品供不应求又逼出价格“双轨制”出台，继而计划价格体制崩溃。农民有零花钱又促成城市个体商户可以大量生存和农村的民营企业（当时叫乡镇企业）率先起步。这10年，同时为后来10年农民能够长时间忍受沉重的城市改革负担奠定了政治基础――农民在其负担最沉重时，也没有对党中央失望，主要就是多数农民曾经尝到过邓小平主政的甜头）。改革从农村起步，使代表最广大消费群体的农民手中首先拥有消费资金，可显著体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第一位决定性因素是解决“市场容量”问题，第二因素才是企业效率。社会主义改革方向面向绝大多数人奔小康的这种经济发展目标――是致中国市场容量优势领先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经济不同于西方经济发展速度――它是为着13亿人致富－－这种市场容量的客观条件可以容许中国长时期实现高速发展。

――1984年确立的商品经济改革目标，则是中国创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首要成果。吴敬琏列出的三项成果其实是一项成果。后面是逐步深入。“商品经济”与“市场化体制”的称谓不同，但在中国改革进程中体现的是提法上的改进，实际干的是同一个目标。它使后来的股份制改革、国企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医疗住房教育三项制度改革等，均成为顺应之举。在此过程中，局部改革出现过严重失误，但是，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方向则始终起到的是正效应，而不是负效应。

――沿海14个城市对外开放，使中国从此启动了融入全球经济的进程。它的经济效益不仅体现为外资的引进、先进技术的引进，而且体现为引导着后来的全国所有内地城市的对外开放，以及整个中国不可逆转的对外开放。中国融入世界，从深圳开始。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询问30年改革开放的三个最大遗憾是什么？

厉以宁列出的是：第一，城乡二元体制没有解决。第二，国企改革过程中出了问题。第三，社会保障出了问题。吴敬琏列出的是：第一，社会保障体制建立太迟。第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不彻底。第三，市场经济法规不健全。

我认为，吴老和厉老对30年改革最主要问题（或最大遗憾）基本没有答对。改革中的遗憾或改革中的问题，应该主要指改革中做过了，但却是不应该发生的或没有做好的或做有失误的那些事项，而不能指那些想做还没有来得及做的“不足之事”。

同样，我们用衡量最佳成果反过来的标准，来衡量改革开放30年的主要问题。第一标准：刚刚做完的改革则必须逆转或重做的事项。第二，改革进程中多数人不拥护的事项。第三，严重影响了30年改革业绩的事项。

我列出前三项主要问题：第一，在改革进程中，片面追求政绩和GDP所造成的恶果，严重影响了30年改革开放业绩。第二，在推进市场化过程中，权力租赁和权力寻租被普及，严重影响了30年改革开放业绩。第三，在城市创业和产权制度改革中，农民负担过重、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无视贫困群体保障、分配过度向少数人倾斜、只追求微观效率忽视全局市场容量，等在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方面出现的局部问题，严重影响了30年改革开放业绩。

中国30年改革开放中出现的3个主要问题，衬托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产生的背景。也将体现出新一代中央领导人必定大有作为。

当然，我一人说的不算，要靠大家来PK！

                                2008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