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优先还是思想解放优先？——中国自由主义批判
中国30年改革开放，从思想上来说就是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实际上就是在中国式的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下进行的。自由主义在中国30年改革开放中的积极作用功不可没。
众所周知，中国自由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它有一个自由主义者津津乐道并沾沾自喜的“传统”或“知识谱系”——洛克、伯林、哈耶克、波普尔、罗尔斯等等，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建立并实行西方的所谓宪政民主制度。因为在它看来，现实中国是一个威权国家或后极权国家，这样的政治体制无法解决它自身产生的腐败和其他社会问题，不能保障民众的个人自由和民主，只有宪政制度才能捆住“国家权力”这只野兽——“利维坦”。自由主义者认为这是普世真理。——原则上说，这种思路没有问题，它最终应该是中国的方向。但问题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无视广大民众在长期“红色恐怖”下所造成的精神创伤即精神残疾，枉顾现实中的罪恶和不公正，将宪政提高到首要地位即优先地位，从而使自己走上与人民大众相脱离的空想的道路上，逐渐遭到广大民众的唾弃，并最终使自己走向自己初衷的反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反讽和悖论。
那么，中国自由主义为何会出现播撒龙种却收获跳蚤的尴尬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中国自由主义自身的缺陷——精神病症状——造成的。
在《特快中南海：“稳定压倒一切”是思想解放的最大敌人！》[http://vip.bokee.com/20080116462188.html]和《中国即将迎来“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http://vip.bokee.com/20080123467186.html]等一系列文章中，我指出，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动力来源于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我称之为“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迄今，这一动力已经消耗殆尽，原因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将“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扼杀了，即中国人民从“两个凡是”这个狼窝解放出来之后，又被关进了“稳定压倒一切”这个虎穴。这个事件，致使整个民族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病”（参见拙文：《[诊断中国]“怕”——弥漫中国的痛和痒》http://vip.bokee.com/20080113460188.html）。这种精神疾病就像我在《民族精神病的具体表现：左派亢奋，右派抑郁》[http://vip.bokee.com/20080115461600.html]一文中所指出的，它典型地表现在左右派知识分子精英身上，其中，左派或新左派表现为激进或亢奋型，而右派或自由主义表现为保守或抑郁型。换言之，中国的自由主义犹如患了抑郁症的精神病人，他们集体“阳萎”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自由主义走向死胡同的内在根源。
由于中国自由主义患了严重的抑郁性精神病，被“恐惧”或“怕”吓破了胆，故他们不敢面对现实，而只能曲线救国——反反复复地重复毫无实际意义的“宪政”云云，而不敢触动现实丝毫。比如，他们曾设想出用赦免权贵“原罪”的方法来换取“宪政”，这分明是要将强盗的非法所得合法化。——这比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会贩卖“赎罪券”更可笑。他们食洋不化，根本不懂得，西方的宪政民主是300年“思想解放”（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产物，不是先有宪政后有思想解放，而是思想解放在先，宪政在后。宪政仅仅是自由民主的保障机制，它本身并不提供民主自由。而现实中国是，人们还被牢牢地捆绑在“虎穴”之中，思想不得解放，人民的精神痛苦和受到的伤害（精神的和物质的）没有得到有效疗治，民主自由还根本谈不上。在这种情况下，不从最根本的东西着手而奢谈什么宪政，是本末倒置，最终只能陷入空想和乌托邦。（当然，激进亢奋型的新左派，具有暴力和破坏性，是更不可取的。但，由于他们代表着某种正义性，故在当下非常容易获得大众的认同和追随。）
因此，当下，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宪政，而是解放思想。就像我在《“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伟大社会变革的先声》等文中所说的，当下中国迫切需要开展一场全国规模、波澜壮阔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只要有“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一切社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所谓的宪政民主，那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物。否则，不仅宪政民主是空中楼阁，而且社会矛盾会越积越深，并有使30年改革开放辉煌成果毁于一旦的危险。
综上所述，当下中国自由主义，已经从推动和促进改革开放的积极力量蜕变为妨害和阻碍改革开放的消极力量，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批判意识。我们希望中国的自由主义能够迷途知返，不要与新左派等停留在“主义”之争上，而应该尽快地将自己懦弱的精神疾病治愈，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积极地调整自己的战略，勇敢地投入到“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洪流之中，将禁锢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稳定压倒一切”这个魔咒彻底解除。
2008，1，26
中国30年改革开放，从思想上来说就是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实际上就是在中国式的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下进行的。自由主义在中国30年改革开放中的积极作用功不可没。
众所周知，中国自由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它有一个自由主义者津津乐道并沾沾自喜的“传统”或“知识谱系”——洛克、伯林、哈耶克、波普尔、罗尔斯等等，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建立并实行西方的所谓宪政民主制度。因为在它看来，现实中国是一个威权国家或后极权国家，这样的政治体制无法解决它自身产生的腐败和其他社会问题，不能保障民众的个人自由和民主，只有宪政制度才能捆住“国家权力”这只野兽——“利维坦”。自由主义者认为这是普世真理。——原则上说，这种思路没有问题，它最终应该是中国的方向。但问题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无视广大民众在长期“红色恐怖”下所造成的精神创伤即精神残疾，枉顾现实中的罪恶和不公正，将宪政提高到首要地位即优先地位，从而使自己走上与人民大众相脱离的空想的道路上，逐渐遭到广大民众的唾弃，并最终使自己走向自己初衷的反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反讽和悖论。
那么，中国自由主义为何会出现播撒龙种却收获跳蚤的尴尬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中国自由主义自身的缺陷——精神病症状——造成的。
在《特快中南海：“稳定压倒一切”是思想解放的最大敌人！》[http://vip.bokee.com/20080116462188.html]和《中国即将迎来“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http://vip.bokee.com/20080123467186.html]等一系列文章中，我指出，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动力来源于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我称之为“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迄今，这一动力已经消耗殆尽，原因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将“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扼杀了，即中国人民从“两个凡是”这个狼窝解放出来之后，又被关进了“稳定压倒一切”这个虎穴。这个事件，致使整个民族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病”（参见拙文：《[诊断中国]“怕”——弥漫中国的痛和痒》http://vip.bokee.com/20080113460188.html）。这种精神疾病就像我在《民族精神病的具体表现：左派亢奋，右派抑郁》[http://vip.bokee.com/20080115461600.html]一文中所指出的，它典型地表现在左右派知识分子精英身上，其中，左派或新左派表现为激进或亢奋型，而右派或自由主义表现为保守或抑郁型。换言之，中国的自由主义犹如患了抑郁症的精神病人，他们集体“阳萎”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自由主义走向死胡同的内在根源。
由于中国自由主义患了严重的抑郁性精神病，被“恐惧”或“怕”吓破了胆，故他们不敢面对现实，而只能曲线救国——反反复复地重复毫无实际意义的“宪政”云云，而不敢触动现实丝毫。比如，他们曾设想出用赦免权贵“原罪”的方法来换取“宪政”，这分明是要将强盗的非法所得合法化。——这比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会贩卖“赎罪券”更可笑。他们食洋不化，根本不懂得，西方的宪政民主是300年“思想解放”（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产物，不是先有宪政后有思想解放，而是思想解放在先，宪政在后。宪政仅仅是自由民主的保障机制，它本身并不提供民主自由。而现实中国是，人们还被牢牢地捆绑在“虎穴”之中，思想不得解放，人民的精神痛苦和受到的伤害（精神的和物质的）没有得到有效疗治，民主自由还根本谈不上。在这种情况下，不从最根本的东西着手而奢谈什么宪政，是本末倒置，最终只能陷入空想和乌托邦。（当然，激进亢奋型的新左派，具有暴力和破坏性，是更不可取的。但，由于他们代表着某种正义性，故在当下非常容易获得大众的认同和追随。）
因此，当下，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宪政，而是解放思想。就像我在《“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伟大社会变革的先声》等文中所说的，当下中国迫切需要开展一场全国规模、波澜壮阔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只要有“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一切社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所谓的宪政民主，那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物。否则，不仅宪政民主是空中楼阁，而且社会矛盾会越积越深，并有使30年改革开放辉煌成果毁于一旦的危险。
综上所述，当下中国自由主义，已经从推动和促进改革开放的积极力量蜕变为妨害和阻碍改革开放的消极力量，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批判意识。我们希望中国的自由主义能够迷途知返，不要与新左派等停留在“主义”之争上，而应该尽快地将自己懦弱的精神疾病治愈，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积极地调整自己的战略，勇敢地投入到“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洪流之中，将禁锢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稳定压倒一切”这个魔咒彻底解除。
2008，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