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保障传媒人的职业安全？

曾经有一家媒体给自己打出的口号是“哪里有新闻，哪里就有我们”。而从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来看，却刚好相反，即新闻却频频出现在传媒人自己身上。先是去年发生在安徽省广德县的“12•18殴打央视记者”事件中，央视记者采访遭打被迫下跪，后又有北京电视台著名主持人胡紫薇在北京梅地亚中心“大闹”新闻发布会，直指其夫——同样为传媒人的央视主持人张斌对婚姻不忠，一时间公众对二人均有不同评说，吸足了万千公众的眼球。

而前不久《法人》杂志因一篇负面报道，导致辽宁西丰县公安来京“捉拿”记者未果的事件刚刚平息。媒体则爆出《法人》杂志总编辑王丰斌因“涉嫌”在前述事件中擅自以编辑部的名义对外发表声明而被迫辞职。据说，王丰斌辞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辽宁西丰警察进京抓法人杂志记者事件中，未能与法制日报主要领导保持一致，以法人杂志总编身份之尊，居然未待领导指示、未与领导协商，擅自地公开发表声明，表达了自己的舆论监督理念。这种“大胆”的举动令法制日报的领导很不高兴，于是王只能走人。

传媒界自身不断自曝新闻，种种非常态消息，让公众们自然不免心生疑窦：中国的传媒界、中国的传媒人怎么了？以此现象对照，本文开头的那个口号不妨可以倒过来写成“哪里有我们，哪里就有新闻”，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到底讽刺了谁？

所以，当不断有负面新闻和新闻人黏合一起送到公众面前时，人们自然要对传媒界多一分审视：当我们听到央视记者在采访中被打（虽然这也并非什么第一次听到的“新闻”，而且也并不因为其顶着一个硕大的招牌就可以不遭受如其他媒体时常会遭受的“礼遇”），当我们听到记者因为一篇职务作品的新闻报道险以涉嫌“诽谤罪”遭到刑事拘留，乃至闹成一场轩然大波，当我们听到一个杂志的负责人因某种人为的原因不得不离开原工作岗位，其离职原因引发众说纷纭和流传种种臆测时，从其中，我们似乎可以嗅出，传媒界爆出的种种“新闻”，似乎并不仅仅源于传媒界自身的问题。

问题在哪？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新闻界新闻不断？

然而，新闻界的新闻还远没有结束。今晨，《中国经营报》女记者被杀的消息，则是令人震惊。

1月28日，供职于《中国经营报》的女记者武真在北京被杀身亡，年仅24岁。而当日出版的《中国经营报》则发表了其单独署名的四篇报道：《跨国公司：转让定价之高难度动作》、《新税制引发海外机构存废之争》、《高科技企业：想办法获得高科认证》及一篇与同事合作的《星级酒店的奥运盘口》。

虽然武真的死因及被杀的案件性质还没有警方确认，但在媒体的报道中，无不“暗示”：“可能系邪恶势力报复杀人”。因此，在这种有意无意的“误导”之下，我们即很容易想到了记者的人身安全是多么没有保障。

想想三年前，《南方都市报》驻中山记者站温某被砍断手指案一出，也是引来众多猜测，可能与其经常从事负面报道有关，显然是“黑社会报复所致”。但后来该案告破，却是其女友雇凶报复，不过是一宗普通的刑事案件，与被害人记者身份及其报道工作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对武真之死还真不能妄加猜测，尤其是媒体在报道该案时，往往会有意无意地猜测为黑势力报复杀人，殊不知，这种舆论导向显然也并不是负责任地逼近真相的做法。不过，深究起来，人们为什么对记者遭受意外伤害会很容易与其职业联系起来，显然也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新闻记者职业本身的高危与风险。

甚至就算从世界范围来看，记者的职业危险也往往高于其他职业。比如，去年，总部设在维也纳的国际新闻安全学会就发表公报指出，在1996-2006年10年间共有1000名新闻记者遇难，而在这被杀害的1000人中，至少有657名记者是因为揭发社会黑暗而被谋杀的。

职业使命使然，新闻记者因其能及时、有效地揭露丑恶、伸张正义而显得无比神圣而崇高，他们的工作得到全社会的认同与尊重。但也正因为如此，也使得记者经常受到社会邪恶势力的打击和迫害，有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此前曾经有保险公司针对新闻记者的职业风险设立过“记者险”，不过，对于记者们的职业风险来说，这显然也并不是一个万全之策。

总之，中国传媒人的职场安全与人身保障问题，并不仅仅是传媒人自身的“自我防范”和“自我救济”能够解决的，而更是与中国传媒事业的健康发展，与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密切相关。“法治中国，倾听传媒的声音；传媒中国，传播法治的力量”。但愿在中国全力构建和谐社会、法治社会的大背景下，立法健全与司法公正的法治“种子”能够从保护传媒人的职业安全与人身安全开始，推动传媒业的健康、规范、蓬勃发展。同时，也祝愿可能在伴随拳头、手铐，甚至血光之中前行的职业传媒人，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