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为披露的科学越轨事件，涉及项目申请和职称评定、研究实施、论文署名、成果发表、荣誉获取和分配、项目评审、科技评奖和同行评议、科研活动成果宣传等各个方面。为了“虚名”，不少科技工作者频频突破科学道德的底线。

　中科院院士邹承鲁说，中国科技管理体制迄今远落后于经济，仍然是计划时代的产物。没有根本的变革，中国科技进步就会被体制延缓。

加紧研究和实施适应市场经济的科学研究体系是中国科技界面临的重大任务，中国不能出科学大师，与我国没有建成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科学研究体系有直接关系。科学大师只会出现在其适应的体制范围内，西方可以出牛顿、爱因斯坦等基础科学大师，建成科学的理论殿堂，而中国则只能出毕升、李时珍等应用科学大师，没能出现基础科学理论，这种区别与社会体质尤其是科学体制有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