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思想史上，秦、汉、焚书坑儒，禁绝百家之言，大倡神鬼、谶纬、占验之风，就实际上将哲学思想的发展给完全封死了道路。学者们对此是并不赞成的，魏晋之间的玄学兴起，就体现出了这种倾向。但是，《易》经已不被学者们所认识了，学者研究哲学也就找不着根源，就只能从李耳、庄周那里去寻求依据。然李耳为了篡改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为奴隶主独裁统治者献其愚民之术，也就在道学原理的解释上玩弄文字游戏，他是在神秘主义的掩护下而变其戏法的。其言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于是，魏晋间的学者们，就在这“有”与“无”之间辩论，史称此为“玄学”。

 

“玄学”与“百家争鸣”相比，又正好来了一个颠倒：“百家争鸣”不是真正学术研究意义上的自由论争，但是，由于“百家争鸣”的理论根据多为夏以前所残存下来的道学经典，如《黄帝经》等，一些少数学者还能够见到。同时，“百家争鸣”的特点，又是注重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所以，其总体上，虽受夏商周的神学鼓吹影响，存有唯心主义的成份，然唯物辨证思想还占有主要地位。而“玄学”的讨论，则是一次学术研究意义上的自由探讨，但其理论依据，则主要是《道德经》，此时的学者们是看不到《黄帝经》了。同时，又由于其争论与探讨，并不是联系社会实际，解决问题的。所以，其“玄学”的主体表现，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占主要地位。这种情况，也同样是受历史条件限制所造成的。

 

玄学，以汉代扬雄肇其始，以魏晋时期的何晏、王弼、阮籍、嵇康、裴頠、郭象、张湛等为主要代表人物，以《道德经》为主要理论依据，以辩论“有”与“无”、“本”与“末”为主要内容，以解决自然与“名教”关系为目的，以辨析思维为方式，以远离社会实际问题的清雅虚谈为清高，完全是一种“离世”学风。

 

扬雄认为，李耳所说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中的这个“玄”，就是“神”：“玄者，神之魁也。天以不见为玄，地以不形为玄，人以心腹为玄。”“玄者，幽攡万类，而不见形者也”。又说，“玄有一规、一距、一绳、一准、以纵横天地之道”。如此，“玄”成了万物变化所依之根本。但这个“玄”又很难知，不可思议，难以探索，只有从占卜中才能得到“玄机”。但他又以为《易》经存在着占“玄”功能不足的缺失，所以就造作了《太玄经》，列出《玄冲》、《玄错》、《玄攡》、《玄莹》、《玄数》、《玄文》、《玄棿》、《玄图》、《玄告》等篇名，大肆谈“玄”。

 

但是，读一读《太玄经》，我们就知道，扬雄是个根本不懂中国古典哲学，不懂《易》经象术，只迷恋于占卜的人。对于中国古典哲学，他是个一窍不通的门外汉！

 

《易》经中的卦画，不是随意画出来的无意义符号，而是遵循天道、地道、人道、时变、四维一体，阴阳对立统一，事物变化由内因、外因相互作用等哲学理论而行画出，是这些道理的集中性体现。而扬雄在《太玄经》中相当于《易》经阴阳符号的爻画中，竟闹出了三种不同的符号：“ ”、“ ”、“ ”。说甚么：“阴阳叅”。显然，这是连最基本的阴阳对立统一规律都不懂的胡说八道。晋人范望注云：“叅，三也；，比也；以阴阳相次而三，三相乘转九矣。”此是就扬雄造作八十一“首”玄图之画而作的解释。那么，这扬雄既未指出此“三”除了“阴”、“阳”之外，另一个第“三”者“ ”作何称谓，又依三三转九，九乘九得八十一，而制八十一“首”玄图，就是一种不能自圆其说的笑话。

 

《易》经六十幅卦图之中，每一个卦画都分上卦、下卦，上下经卦各有卦名，相重之卦又是一个别卦之名，且上下经卦各为三个爻，每一重卦都是六爻。此在哲学原理上是说明：中国古典哲学是合天道、地道、人道为一总体观的哲学理论，故用这“三”者组成卦画谓“经”卦。因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无不受此“三”者之制约而决定其生死存亡的。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是由“内因”、“外因”相互感应、相互影响、而发生相互作用，才引起事物本身的变化的。而这变化，是由时间过程显现出来的，每一事物的变化，都分为若干个不同的阶段，每个具体的不同阶段变化不同，也是由该不同阶段的具体内外因条件所决定的，故上下卦合体的重卦成为六个爻划，此六爻就是天道、地道、人道各有阴阳。由此取象喻物，以做事物变易之说，不仅可依上下经卦代表内因、外因，同时此六爻又作为时变过程。如此，就能从天道阴阳、地道阴阳、人道阴阳、异性相引、同性相斥，内因、外因、时变等多种方面的客观条件辨证论述事物变化的机理、过程、总结其规律，告诉人们以哲学道理。

 

而扬雄仿《易》经所画出的九九八十一“首”玄图。则是不分内外因，一律都是四个相当于《易》经爻位的符号，如《上》：“ ”。这种不讲天道、地道、人道、时变，也不分“内因”与“外因”的图式，又能说明甚么问题呢？通过它又能知道甚么“玄”机呢？岂不是笑话？

 

《易》经的卦画之创，并不是为了故弄玄虚，这是因为中国古典哲学产生之后，苦于当时没有文字这种语言载体，而难以达到传播此种哲学理论于社会，才被迫想出了创作具有严格的特殊意义象征的一套图案性挂画，以为哲学载体，用来教学的。因此，从代表“阴”、“阳”的爻画，到以天道、地道、人道组成的“经”卦，再到以象征“天地定位，风雷相薄，水火相射，山泽通气”的八个卦画为经纬，组成既包涵天道阴阳、地道阴阳、人道阴阳，又有内因、外因、时变过程的六十四幅图案性卦画，或以内外因之卦所合象征的事物，或以上下卦画整体所像事物而命称重卦之名，进行道理喻示性解说，以达到传播和传承哲理的目的。也就是说，《易》经从卦画组成所用的符号，到经卦、别卦的组成，一直到哲理的喻比与论说，都无不是通过象征事物及其变化原理性为技“术”手段，而为其理论阐述重要途径的。“象术”几乎是《易》经喻示哲理的生命线！

 

而扬雄仿《易》经所造作的《太玄经》中，既无哲理可言，又无象术之用，而是用毫无意义的三种符号以“四”为组，组成八十一“首”图案画，命称了毫无哲理所含的《周》、《闲》、《戾》、《上》、《中》、《千》、《差》、《礥》、《 》等名称，扬雄并且自造一些文字，除扬雄之外，别人是很难知其读音与意义的。然扬雄则给他自己造作的这些个“图”加了阴阳、昼夜、旦夕、经纬、寒暑、明晦、天地、九州、五行、生克、吉凶、休咎、节候、月数、甲子、朔旦、三流、神鬼、尊卑、君子、小人，等等庞杂的内容规定。所以，我们说扬雄根本不懂《易》经的哲理与象术，不懂中国古典哲学的最基本常识，其在哲学上是个门外汉，是一点也不冤枉他的。

 

扬雄正是因为不懂哲学，而热衷于吉凶占卜，不知道以《易》卦为占乃周文王父子利用古哲学经典“神道设教”以达愚民之目的，所以，他才嫌《易》之占卜功能不够丰富，而仿《易》经造作《太玄经》的。唯其如此，他在《太玄经》中每说一句话，都离不开“测曰”二字。且其语言都表现得神秘、玄虚、怪异、模棱两可，正像一个典型的占卜者。王涯说：“玄之筮也，以逢。是故。数有阴阳，而时有昼夜，首有经纬，而占有旦夕。参而得之，谓之逢。考乎其辞，验乎其数，则玄之情得矣。”^①这把《太玄经》鼓吹占卜的唯心主义本质客观上算是说透彻了。然而，扬雄及所有的迷信占卜者，永远也不会明白，以《易》经搞占卜，之所以有一定程度上“灵验”的体现，乃是古老的中国哲学理论在起作用，每一卦都是一个事物特定条件下变化的规律性哲理表述，占者用此就有着一定的碰巧性概率存在。而用扬雄造作的《太玄经》，其卜筮内容不论有多么齐全、丰富，但却是一部毫无用处之书，用其卜筮，不用说是拿枯草棍棍，就是用了金针卜筮，也是不会有甚么灵验可言的。有不信者，可以试试。

 

历史上，有不少名人对扬雄进行褒奖，如西汉末年的桓谭认为，扬雄的才华超过了先秦诸子；唐代的韩愈称赞扬雄著作是“大醇而小疵”；北宋的司马光竟花了几十年的时间，集注扬雄的《太玄经》；王安石称扬雄为“先觉者”……其实，这些都是将《易》经当卜筮书看待，以之与《太玄经》卜筮“功能”对比的一种认识。

 

由于自焚书坑儒，罢黜百家之言，敬神弄鬼，信奉图谶，

 

 

 

 

 

 

秦汉社会已无哲学研究可言，如此，李耳的谈玄，扬雄的弄玄，也就成了魏晋间学者做学问、兴玄学的思想根源。

 

玄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分为“贵无”与“崇有”两派。在“贵无”学派中，前期以夏侯玄、何晏、王弼等为代表，是“正始派”的主将。稍后，是“竹林派”，为“正始派”发展的一个延续。“崇有”派，是魏晋玄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因为“贵无”的命题研究来辩论去，其在理论上很难成立，所以，就一改“贵无”而成“崇有”了。“崇有”派是以裴頠、郭象为主将。

 

事物变化的客观自然规律，虽然是由物质变化引发出来的一种规律性体现，但规律并不是物质，所以，道就是无形的，我们今天可以用“抽象”一词对其进行表述。但产生很早的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中，没有“抽象”这个词，所以，一般就用道之“视而不见其形，听而不闻其声，人之所失以死，万物得之以生”这类语言，以进行形容。《易》则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进行表述。但无形并不等到于其不存在，言其为“无”是不可以的，因为此种表述不确切。

 

对于李耳关于“有”与“无”的诡辩，王弼偏于接受关于道为“无”的一面，因此，王弼是这样说的：“道者何？无之称也。”^①李耳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王弼也跟着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②，“凡有，皆生于无”^③；李耳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

 

 

 

 

 

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于是，王弼也就特别强调李耳关于“无为”的观点：“无以为而犹为之焉，为之而无以为。故有为为之患矣！本在无为，母在无名。弃本舍母，而适其子，功虽大焉，必有不济；名虽美焉，伪亦必生。”^①由贵“无”而倡“无为”，强调“弱志”，反对大有作为，这就走上了同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对立面上去了。中国古典哲学所强调的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学道，是为了“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做到“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以便更好地做成事业，而大有作为。如果天下人都遵李耳之说，响应王弼提倡，认为有为就为之大患，都弱志、无为，不干事，这人类社会还能够发展么？所以，弱志、无为之说，实质上是一种反进步，反文明的错误思想。

 

正始玄学的另一名主将何晏，其观点与王弼一致，他在《道论》中明确地说：“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晋书·王衍传》在评论何晏、王弼的学术思想时，这样说：“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就这样，中国古典哲学中关于事物规律“无形”的表述，到了李耳的笔下，成了“玄之又玄”的“无”和“无为”，再转手到了何晏、王弼等人的口里，就又成了“以无为本”，“有为为之患”；“无名”成了“母”，“有名”成了“子”。一切至理名言、名教，都须坚决地抛弃了。这也正是“绝学”、“绝圣”、“不尚贤”、“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的翻版。

 

“竹林学派”是正始学派发展上的一个继续。此以阮籍、嵇康等人为代表，同样崇尚老、庄的“无为”之说。阮籍曾著《达庄论》，说“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身者，阴阳之精

 

 

 

 

 

 

 

气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变欲也；神者，天之所以驭者也。”他认为，人应该“恬于生而静于死”，因为，“生死为一贯，是非为一条”。在他那里，唯物辨证观点不存在了，是非观点抹平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也没有了，所以，人活着也就不必去追求甚么，更用不着做什么事情！阮籍也同李耳一样，反对仁、义、礼、智、信等名教，并在《大人先生传》中，将遵从伦理道德行为规范者，作了尽情的嘲弄和挖苦：“世所谓君子，唯法是修，唯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独不见群虱之处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裈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

 

魏晋玄学派既尊老、庄，持“长生久视”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也就是很自然的了。“生死为一贯，是非为一条”，他们对生命虽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然而却都信长生成仙之说。如嵇康说：“夫神仙，虽不目见，然记籍所载，前史所传，较而论之，其有必矣。似特受异气，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能致也。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①

 

做学问一旦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潭中，对其所相信、所坚持的观点，就往往会将其强调到极致的程度，而客观自然规律则又有一条是物极必反，所以，接下来的发展，就一定会走向原先的反面。这就是唯心论左右摇摆的一个特点。李耳是如此，其门徒亦复如此。魏晋玄学从“贵无”发展到“元康”之

 

 

 

 

 

 

 

 

际，就对“贵无”之说产生怀疑，并进而对原来的玄学观点进行否定，反“贵无”，尚“崇有”。如裴頠说：“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①郭象也说：“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此天道也”。“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又言“凡得之者，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也”^②。这，又是与中国古典哲学关于阴阳交感化生万物，以及事物由内因外因决定其发展变化相对立的错误观点。

 

魏晋玄学尊老、庄为师承而做哲学探讨，根子不正，长不出好苗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如玄学的学者们，先“贵无”，后“崇有”。一会儿讲“恬生静死”，同庄子一样，将生命看得一钱不值。一会儿又相信有神仙的存在，言通过养生，人可获寿千余岁。一会儿崇尚和肯定名理，说：“夫不能辩名，则不可与言理；不能定名，则不可与论实也。”^③稍后，就大反一切名理，如嵇康将学堂喻为停尸房，说读经为说鬼话，视六经为垃圾，言仁义为腐臭，读书必瞎眼，习礼必驼背……

 

魏晋的学术探讨，是处在了封建独裁制度焚书坑儒、罢黜百家、构建并独尊其封建神学理论、谶纬迷信刚刚猖獗过的社会，这是其学术研究环境上的恶劣条件。玄学派中在学术观点上的反礼教，事实上正是对其时封建神学礼教不满并进行抗争的一种体现。但在李耳走极端的主观唯心思想影响下，又必然不能够正确地解决这些理论问题，要么一概肯定，要么一齐抛弃。

 

魏晋之际，是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文人学者不仅没有半

 

 

 

 

点社会地位之际，又是封建统治阶层为权力争夺处于相对激烈的时期，思想控制极其严厉。这就注定了不仅其时的学术研究难以健康发展，就连文人学者自身的命运也会因言而获罪：何晏是被司马懿所杀害；嵇康是被司马昭安了个“言论放荡，害时乱政”的罪名所杀；裴頠是死在了司马伦的屠刀之下；阮籍为了保全性命，每次祸事临头，“皆以酣醉获免”。有一次，为存活命，竟至“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这又是魏晋玄学者，或轻生，或醉死，或欲仙，或欲隐各种实际体现的具体历史根源。

 

从中国魏晋玄学的体现，我们就可以知道：凡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任何学派及其信徒，其说都不科学，都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其在论理上都会偏于一词、执于一见，而不能遍举。也就是说，其理论不具有普遍意义。同时，其说又表现为左右摇摆，乃至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是因为，其“理”无坚实的原理、原则所遵从，而根本落不到“实”处，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基本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