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授权《成功营销》杂志独家刊登·
那些自我感觉良好者并没有去持续深究商业精髓，在耀眼的光环下他们体内体外的危机正在加剧，好大喜功污浊了他们清醒的眼神，阻碍了他们对商业真谛的探索和攀越，他们无法摆脱神化的高度，纠缠在豪爽与义气的旋涡里不能自拔。
鲁商危机不只是商人的危机
文/于清教
左手《孙子兵法》右手《道德经》，这是不甚了解鲁商的人强加给山东企业家们的“美誉”。前期与经济学家、管理学家沟通谈起鲁商群体时，我们谈到各自熟悉的鲁商，几乎常见的词汇都被大家一一说了个遍，而要真正客观描绘出鲁商精神、人物代表或像浙商、徽商、晋商、苏商等事迹、个性特征鲜明、妇孺皆知的并不多，这是个棘手的问题。
但有一个问题大家争论得比较激烈，那就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一个商业群体，究竟谁能代表鲁商精神？有人曾举过鲁商与浙商这两个群体在生活细节上的差异明显的例子。说浙商的手机24小时开机，无论是多大的董事长、总经理，手机号码都清楚地印在名片上。但鲁商中特别是国企老总的手机号码绝对保密，周六周日还经常关机，偶尔印个手机号还是秘书的。你要想周末有点事，得提前预约，否则对方一关机你再大的事情再急也找不到人。在不少鲁商看来，下了班不谈工作，享受生活为先，手机乃私人工具，除家人和少数朋友外，别人无须知道自己的手机号码。但是在浙商看来，工作是不分昼夜、不分上班下班的。大家把手机作为一种移动办公工具，不管在哪里，都能找到你，只要电池有电，肯定要开机。事说起来也许不大，但如发生类似三鹿奶粉危机，因手机关机错过解决时机你肯定得掉脑袋。抛开生意、管理不说，单从这么一个细节即可看出鲁商、浙商的差距：鲁商官本位浓，而浙商以市场为导向，随时应对一切；鲁商保守、底气不足，而浙商做事赚钱开放大度，奋斗大于享受，而且懂得规则，喜欢明明白白，更尊重市场和人情。
“兵学盛典”《孙子兵法》的真缔，鲁商并没有真正付诸行动，倒是在上个世纪中后期飘洋过海，在日本、韩国、欧美企业界等掀起实践狂潮，就连国内浙商、苏商也是如获至宝，大肆吸收其精华。在中国企业界奉西方管理学为神祉的今天，我们应该反思的不仅是管理思想本身，用欧美先于我们几十年、上百年的商业实践与管理经验武装刚刚破土萌芽的中国企业是否是拔苗助长？我们在拿来主义与批判继承之间是否真正明白中国企业的基因所在？
历史上的“鲁商”虽不如晋商、徽商那般辉煌，但兴盛时也曾控制了北京乃至华北地区的绸缎布匹、粮食批发零售、餐饮等行业，特别在东北地区，鲁商有着地缘、人缘的便利，曾在那片“商场”上纵横驰骋，名重一方。与并称明清十大商帮的晋商、潮商、闽商、秦商、江右帮、洞庭商帮、徽州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相比，鲁商也曾经有着独霸北方的优势。
有一年，在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颁奖典礼上，潍柴动力的谭旭光、海信集团的周厚健等好几人当选，于是有人鼓吹鲁商崛起，实则偏跛。今天的潍柴动力原来是潍坊拖拉机厂改制而来，上个世纪80、90年代，潍坊拖拉机厂曾经红火过但很快进入了破产边缘，是政府和资本拯救了潍柴。有人问我豪爽、仁义、大气、爱交朋友的山东企业家中谁能代表鲁商，谁能代表鲁商精神？是先秦时期从楚国辗转到鲁国聪敏睿智、胸藏韬略、满腹经纶、文韬武略的范蠡，还是清代的“瑞蚨祥”、“便宜坊”、“四大堂”、“八大楼”等创始人，是闯关东的朱开山，还是现代大有所成的张瑞敏、周厚健、马纯济、金志国、谭旭光、王若雄、汪海、朱新礼、黄鸣、高元坤、卢志强、孙丕恕们，还是正在崛起的王吉万、李金堂、王桂波们？是国有体制下的当家人，还是与类似江浙一代正崛起的草根民企老板？
三十年来，新鲁商敢于挑战传统，敢于破坏约定俗成的规则，逐步创新商业模式，取得过突出的业绩，聚集起了大量的财富，为山东经济繁荣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公众眼中，新鲁商大多没有什么特权，有的也没有很高的学历，更多的也是白手起家，历经商海沉浮，是平民时代的商业领袖。新鲁商更相信细节决定成败，注重第五项修炼和流程再造，喜欢基业常青，重视执行力，信奉简单就是美，对中国式管理越来越感兴趣了。新鲁商是儒家文化的继承与光大者，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基本精神在他们身上都有突出的表现。鲁商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商人的血脉里始终贯穿着忠厚仁义、谦和忍让、吃苦耐劳等优秀品质，比实干、比实力是鲁商身上体现出来的现代经商意识。然而，现代鲁商精神并没有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形成准确的定位，鲁商缺乏抱团迎战的品质，国有体制下的鲁商依靠占有公众垄断资源的发展并不值得炫耀，所谓的大企业、大集团背后往往少不了婆婆撑腰的影子，单打独斗、小富即安的意志统摄了不少鲁商向上攀登的灵魂。
儒家文化崇尚的“中庸”、“谦和”、“官本位”，在现代商战中仍有其不利影响：缺少市场竞争和进取意识，不愿、不敢也不善于在市场中去竞争；难以区别政府的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政企分开”受阻，企业手脚难以松绑。甚至有人称，山东自古以来就是“后备军”，负责保障供给，不打前锋，商业也是如此。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鲁商，有很多现在还是热衷于跑官场、搞关系，围着酒局转，不找市场找市长，缺乏开拓市场的能力，饿了找市长，资金断了找行长，遇到危机多依赖政府去“摆平”。即便是强大如海尔，背后也能看到政府的身影。张瑞敏曾说，要做大商人，不想做大官。但海尔发展史上的数次并购，政府的扶持都功不可没。
四年前，号称山东最大的民营企业万杰集团在“行政指令”下收购了身为国企的淄博钢铁，从此陷入债务泥潭；两年前，万杰集团濒于倒闭，山东省政府又组织当地银行以“贷款俱乐部”的形式给予金融支持，但最终难以奏效。在万杰“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商业故事中，正是民企、银行和政府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资源错配的事实愈演愈烈。事实上，这也是大量资质平平的民营企业迅速扩张、失去控制、酿成巨额损失的根由所在。万杰事件无疑是鲁商近几年最大危机的一面镜子，可惜的是，并不是每一个人能以此照到自己伪装的恐惧的内心世界。我们不禁问：鲁商的真正危机在哪里？
有人在讨论中国十大商帮“劣根性”时，直指鲁商“高大全”的虚假繁荣，也并非无道理。随着经济与产业拐点的到来，这些表面强大的企业原先响亮的虚假的繁荣忽然失去了利润血液的支撑，失去了婆婆的宠爱，顷刻之间就走向了亏损、破产的危险边缘，越大越脆弱在现代鲁商面前显得格外真实、悲壮。
在笔者眼里，鲁商的危机不仅仅在此。那些自我感觉良好者并没有去持续深究商业精髓，在耀眼的光环下他们体内体外的危机正在加剧，好大喜功污染了他们清醒的眼神，阻碍了他们对商业真谛探索和攀越，他们无法摆脱神化的高度，纠缠在豪爽与义气的旋涡里不能自拔。这才是最大的危机。
来源：成功营销杂志200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