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历史文化中，关于伦理道德方面，其主体和精华的部分，基本上是在唯物辨证的中国古典哲学理论指导下形成的，也就是以天、地、人与自然万物合一而论，以阴阳对立统一为基础这样一种思辨为核心的理论指导下，从家庭关系到社会关系，从伦理道德到法理与行为规范，求其和谐、平衡，并由此及彼而构成其伦理道德总体性结构的。这一点，《易传·序卦》就阐述得十分明确：“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这个数千年前的古老论述，是极其科学的，精练的，它以极其准确、肯定的哲学语言概述了从地球形成、生物出现、人类的起源、婚姻和家庭的发展，一直到国家出现和伦理道德形成的全过程，并指出了伦理道德制定的科学理论根据。但是，中国人自己对此博大精深之义能了解者，则并不是很多。一直到近些年来，一些研究中华文化和婚姻家庭的学者，发现一百年前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其论点竟然与《易》经中的观点一致，这才引起了注意，并认识到了它的科学性。然而，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伦理道德研究角度，能够深刻理解其科学涵义者，则还不是很多的。这一点，我们从有关的学术研究著作中，就能够清楚地知道。所以，我们就有必要在这一方面适当地多说几句。

 

第一，《易传·序卦》中，关于天地 万物  男女 夫妇 父子 君臣 上下 礼义的表述，绝非对于宇宙、自然、人类社会演化方面的简单“现象间”类比性推演，而是精辟的科学论定。这一点，现代科学家们关于天体物理、地球起源、生命起源、生物进化、人类进化、婚姻和家庭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都已经充分地证明了它的正确性。故此，就不再作过多的论述。

 

第二，《易传》中所举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伦理关系，都是事物的阴阳关系。《黄帝经·称经》说：“凡论，必以阴阳为大义：……主（君）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兄阳弟阴，长阳少阴”。

 

在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中，对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既区分得清楚、科学，又论述得准确：这就是，凡阴性与阳性事物之间，所存在的是互感、互引、互动、互渗、互交、互依、互根，并保持相对守恒的关系。中国古典哲学对其的表述是“一阴一阳之谓道”^①，“阴根阳，阳根阴”^②，“两相养，时相成。居则有法，动则循名。”^③因为，阴阳交相的感应与互动，乃万物化生之枢机。这就是《易·咸》及《泰》所强调的天地相感而万物化生，上下相感而其志和通。天地不交则万物不兴，上下不交则失邦灭国的道理。只不过，在阴阳相感、相交之中，阳性事物表现于显性，体现为主动。阴性事物表现为隐性，体现为相对的被动性接受。所以，对于阴性与阳性事物这样的对

 

 

 

 

 

立统一体，就不可以用“矛盾”相称与表述；只有在阴性与阴性、阳性与阳性的同性事物之间，才表现出相互排斥、竞争、极反、互灭、量变质变诸规律。但同性相斥，并不一定就完全体现为斗争，在特定的条件下，惟其性质相同又能完全和合为一体。

 

中国的伦理道德规范，就是按照中国古典哲学理论所阐明的客观自然规律而行制定的。所以，凡是符合此种规律的，就是科学的伦理道德规范，凡不符合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的，就是没道理的，不科学的，就是应该扬弃的东西。

 

⑴ 夫妇关系：

阴阳异性互感、互引、互动、互交、互渗、互依、守恒规律，是结为夫妇的重要基础。故美满的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其他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等都是次要因素。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的伦理道德中，就特别重视并强调夫妇之间保持恒久的相互忠贞，提倡家贫不背夫，富贵不易妻，反对喜新厌旧，见异思迁。这也就是《易》经将《咸》、《恒》两卦以少年新婚夫妇、中年夫妇为象，而阐释其科学道理的原因。并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也正因为中国在久远的古老历史上，就有了这样的伦理道德规范与道德提倡，就涌现出了数不清的夫妇相互忠贞不渝的千古美谈：息君之妇，患难而誓与其夫同穴，遂于其夫亡日自杀而死；晏子作高官而不弃“老恶”之妻，拒娶景公之爱女；宋弘富贵而不易“糟糠”之妻；刘廷式守前约而坚娶盲妻……相反，对于那些为攀权贵、富而易妻者，不论是任何朝代，都视其为道德败坏，丧失天良，给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阴阳的互感、互引、互动、互交、互渗、互根，互依是建立在阴阳平衡自然规律基础之上的，如果失去了平衡，其阴阳互根、互依规律便不复存在。同样，在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的指导下，就连治国、治病都要注意阴阳平衡性的保持、调理，认为阴平阳秘，是为生命之本，天地之道，人类社会之大德。所以，《易》经就反复讲守中、用中、中正、中和，《黄帝经》强调阴阳平衡，孔子讲中庸。《礼记·中庸》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因此，在中国的伦理道德中所强调的，就是夫妇家庭地位、权利、义务的平等，互敬、互爱、互相帮扶。《诗经·小雅》有“妻子好合，如鼓琴瑟”之句，《管子·五辅》有“为人夫者，敦懞以固，为人妻者，劝勉以贞”之说。东汉的梁鸿、孟光，夫妇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故事，在中国世代传颂，成为成语典故。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典范。而“夫为妻纲”、“男善女恶”之说，则是一种离经叛道、反科学、反人性的歪理邪说，并不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同样，在当代世界上，也歪理邪说不少，有提倡男权主义者，也有宣传女权至上者，两者，都是不科学的极端主义，不符合客观存在着的自然规律。

 

事物的阴阳对偶性，就产生排他性，《易》经立此卦曰《损》，阐明阴阳不对偶，“三人行，则损一人”。故第三者插足就是夫妇关系中的大敌。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历来就反对婚外恋、婚外通奸，并以其非礼悖义，危害家庭与社会，历代都依法治罪。同样的道理，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的婚姻陋习，都是违背哲理，违背人性，是应当批判与否定的。因为人类的婚姻发展史本身，就是在阴阳对偶性、守恒性、排他性的自然规律制约之下，不断地由族内群婚、辈份婚，族外群婚、族外对偶婚而走向一夫一妻制的。而这些是在中国的原始社会，也就是早在国家制度出现之前就完成了的。没有国家法律实施而形成一夫一妻制度的事实，反证出了自然规律的不可违背性。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专门研究了中国的原始社会婚姻发展史，所以，我相信凡是研究过婚姻发展史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而不会受奥尼尔的摇舌蛊惑！

 

⑵ 父子关系：

在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表述之中，一般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都以“父子”相代称，此亦为一元事物中阴阳互依的辨证统一关系。在物质生产和生活上，父子之间是相互依赖的。父母生育、抚养子女以幼小，子女赡养父母以衰老，由此而才有人类生活上的最基本保障。父母抚育子女，使之长大成人，不仅要付出长期的、艰辛的体力劳动，同时更要付出恒久不已的精神劳动和感情代价。因此，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对父母的要求是慈爱；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不仅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一种报答，更是人生在其年老体衰、丧失劳动能力之后的一种生活保障。因此，子女孝敬父母，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上的体现，而且是一种理所应当、不容推卸的社会责任，这远不只是一个家庭问题，而是极其重要的社会问题。

 

人类的生活，并不仅限于家庭，而是社会性的。人类的生活，也不只是需要物质方面，而是还有着比物质更重要的精神生活。在人类社会的整体生活中，必须依据客观自然规律，制定出处理社会各个方面、各种关系的行为规范要大家都来遵守，才能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和谐而有序。家庭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因此，为人父母，首先就肩负着教育子女明白并遵守社会道德的责任。如果父母对自己的子女养而不教，管而不严，便会造成在家庭生活中不懂孝敬父母、兄友弟恭、夫妇互敬互爱之道，从而影响家庭和睦。在社会生活中，养子女而不教，便不知尊老爱幼、谦虚礼让、明辨是非、亲善恶恶，从而影响社会生活的安定祥和、文明进步。故《易》经在论及家庭教育与社会关系中，就这样说：“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①“父父、子子”同“兄兄、弟弟”等一样，都是对中国古代伦理道德规范之语的高度浓缩，其原话是如此：“为人父而不明父子之义，以教其子而整齐之，则子不知为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则子不子。”^②“父父子子”论，同“君君臣臣”一样，首先是强调了作为“阳”的占主动地位一方，负有不可推卸的言传、身教、以为表率之责，而绝不先责难于对方，其浅近的说法就是：“养不教，父之过”^③！

 

社会的法律规范、道德规范并非无由，而完全是依哲学理论所阐明的事物客观规律制定，法律与道德规范是一致的。学道积德，提高一个人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的自觉性，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改造思想”，它并非一日之功、一蹴而就之事，而是要活到老，学到老，修习于毕生。所以，作为子女，不光是要虚心接受父母的教育，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与见解的增多，也有一个规谏父母以道行事，以免发生不义之行的义务。如此，则既能赡养父母以享有应有的物质生活，又能规谏父母遵从社会公德，保持良好的精神生活，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算是一个完全的、有真正的孝行之子。唯其如此，孔子就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荀子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吕氏春秋·应同》篇言：“父虽亲，以黑为白，子不能从”。《孝经·谏诤章》

 

 

 

 

 

有着更加精辟之论：“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诤于父。”

 

父教子，子谏父，也同父母养育子女以幼小，子女赡养父母以衰老一样，其关系是平等的，互动的，交流的，互为依存、互为己根的辨证统一关系。“父慈而教，子孝而箴”^①，正是此种阴阳互感而动，互交互渗、互依为命的科学论述。

 

总之，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没有一处不体现历史、唯物、辨证的统一：父母生育子女，才能保证人类得以繁衍、发展而生生不息，绵延不止。子女的降生，是为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开端，故喜而迎接，庆之，贺之；父母辞世，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结束，故缅怀其功，悲而送终，哀之，戚之。这就是：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有迎必有送，有喜必有悲。阴阳守恒，自然之道！

 

⑶ 君臣上下关系：

在人类处于原始社会之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因为没有国家制度；早期人类亦未有夫妇之合，父子之分。夫妇、父子、君臣上下，诚如《易》经所论，都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才相继出现的。因为婚姻家庭的出现先于国家制度，所以，在社会伦理道德中，君臣上下关系是比照父子关系、按其上下分职的具体内容而形成的。伴随着时代的进步，政治制度的改变，国家机关设置形式的变革，其伦理道德也就要相应地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只是，依照唯物、辨证、实事求是的哲学理论而进行的变革，就是科学的。而按着主观唯心主义的目的论，采取实用主义的观点作随意性的曲说、曲解，所搞出的甚么“纲”呀、“目”呀，就是歪理邪说之例，就是有害的。

 

 

 

 

君臣关系亦同样是阴阳互感、互动、互交、互依、互根的对立统一关系。只不过，君臣之分，职在治国安民，故其道德内容就不像夫妇、父子、兄弟关系那样重言养、教、慈、孝、友、悌、互相敬爱了，而是偏重于公、正、忠、信、礼、义，以及上下交和，以通其志等方面的内容了。其论如：

“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①。“为人君者，中正而无私；为人臣者，中信而不党。”^②“行憎而索爱，父弗得子；行侮而索敬，君弗得臣。”^③“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④。“有道之君者，善明设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无道之君，既已设法，则舍法而行私者也。为人上者释法而行私，则为人臣者援私以为公。”^⑤“人臣有私心，有公义：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污行纵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则人臣去私心，行公义；乱主在上，则人臣去公义，行私心。”^⑥“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职，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复全为一体”^⑦。这就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通也”^⑧的哲学道理。

 

上面所引之语，都说得是君臣互动、互交、互依、互为根本的道理，是从阴阳守恒规律为原理，而联系君臣分职、互动而合为一体事物进行阐述的。互感、互引、互动、互依的前提，

 

 

 

 

就是阴阳平衡，失去了平衡则无生命力，要保持阴阳平衡以守恒道，就必须守中道，以公心，互相信任。在人类社会，行自然之道，出以公正之理，虽远亦亲；不依公正之理为言行准绳，而以主观利己行事，就是亲生母子，虽居之于一家，亦会互不相亲，而各怀怨恨。为什么？甲为私，乙亦为私，为私的目的一致，为私利的性质一致，事物的性质就不再是阴阳异性相引了，而业已变成了都为私利的同性相斥，其关系还能搞好？

 

⑷ 兄弟关系：

兄弟关系，同样是从人格意义上的平等，结合家庭生活实际，而形成其伦理道德规范的。传统的要求是：做兄长的要关心、爱护、宽容以待幼弟，行为中要充满友爱之情；做弟弟的要尊重兄长，多听从兄长的规劝，行为上要有一种恭敬之情。其论如：“兄爱而友，弟敬而顺”^①。“为人兄者，宽裕以诲；为人弟者，比顺以敬。”^②“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③。简言之，兄弟间的道德规范曰“兄友弟恭”。这种要求，首先是针对兄长的，因为兄为阳，弟为阴，阳者主动，阴者主静。倘若“兄不友，则弟不恭”^④。

 

近代，有些论者以为：兄友弟恭是“带有不平等的烙印”之恶劣规范，应该批之，弃之。这恐怕是一种并未仔细思索之论。为什么呢？既然是“传统”伦理道德，就是在历史上形成的，这种伦理道德规范就首先要考虑到人的生存问题。在兄与弟的关系上，不是优先考虑年长的“兄”，而是要首先想到年幼

 

 

 

 

 

 

之“弟”的切身利益。在历史上，并没有很好的社会保障制度之实行，个人的生、老、病、残、死，都是靠一个个家庭自己为单位，自己去处理，辅之以亲朋好友的帮助。如此情势，遇有因父母伤残、早丧等情形，弟、妹年幼，这家庭的重担就自然地落在了做兄长的身上，兄长就有养育、教导弟、妹长大成人的义务，这就是“兄友弟恭”伦理道德所生的现实与实际社会意义。若照以现今时髦、但却不切历史实际的“绝对平等”论，弟之与兄既然一切“平等”，那么，为甚么又要求做兄长的来担负教养未成年的弟妹呢？在过去的法律中兄弟共同犯罪，为什么要规定重判兄而轻罚弟呢？岂不也是一种“更大的不平等”了么？

 

若要说“不平等烙印”的话，并不在兄弟道德规范上，而是汉代以来的封建“三纲”论，因为它已经不仅仅是什么“不平等”的“烙印”问题了，而是将中国传统上平等的伦理道规范改变为赤裸裸的主奴关系！封建“三纲”论才是一种邪恶的规范。

 

对于汉代以来的封建“三纲”谬论，是如何歪曲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的，又如何违背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我们在对董仲舒言论的分析中作了批驳，此处不复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