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美国人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毫不留情地揭露了长在我们民族头上或身上的“癞疮疤”：其中包括缺乏公共精神、缺乏同情、漠视时间、漠视精确等。100多年后的今天，“人的现代化”这一命题仍未能实现，明恩溥提到的问题依然存在。
北京奥运会，不仅仅是中国向世界证明自己是一个体育强国，并得以展示其迅速崛起的实力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次中国人全面接触世界的良机，能够给予每一个独立的中国人，以学习并自省的空间和理由。中国的人民，能否适时地借助于这一杠杆，深刻反省自身的问题，将现代文明的素质与传统文化的精髓，更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进而转变成合格的现代公民，是更加值得我们关注和期待的。
作为对现代公民意识有深入研究的著名学者，刘军宁先生在接受《领先》杂志记者采访时认为：因北京奥运而带来的国人意识的改变，固然值得肯定，不过在奥运之后，还是更需从制度层面，加以固化。

《领先》：从申奥成功以来，中国人的文明行为得到了明显改善，您怎样看待或评价这些进步？
刘军宁：我想奥运对中国来说，是中国人学习与进步的一个机会和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人应该学会如何理解运动员，以及应对和处理各种突如其来的事件或情况。可以看到，中国人还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国民的文明行为也取得了一些进步。当然，还有待更大的进步。比如说，比赛现场的观众在不恰当的时候欢呼，对运动员造成了干扰，这都需要改变。

《领先》：中国驻英大使傅莹曾经说过，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一堵墙太厚了，中国人始终未融入世界。那么，这次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刘军宁：我想北京奥运对我们整个国家和人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和这么多的外国人相互交流，学习他们更现代的东西。中国人很难有直接面对这么多外国人的机会，这样的机会不会很多。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交流，也必然是一个比较肤浅和表面的过程，不大可能改变国人对外部的看法，也难以改变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

《领先》：鸦片战争后的积贫累弱，导致自傲与自卑两种心态，始终缠绕在国人的心头。现在奥运成功举办，这种非常态的心理能否摆脱？
刘军宁：这种扭曲的心态，究竟能改变多少，不能仅仅依赖这次奥运会，而是应通过更多的日常开放和交流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才会变得温和、理性。

《领先》：《联合早报》指出，奥运会结束后，中国人应将更加成熟、豁达，发挥大国优势，增强凝聚力。您认为这些能否实现？
刘军宁：我想成熟和豁达就是一种平常心，这种心态是可以达到的。凝聚力与奥运是一个不相关的东西，为什么奥运会就会增强中国人的凝聚？这种说法有点像30年前的表达。实际上，也不需要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领先》：所有这些因奥运而来的变化，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刘军宁：我想，在北京奥运结束之后，中国应该进一步开放，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这种表面化的改变就是可持续性的。如果奥运之后，中国的很多方面仍然没有变化，甚至回归到奥运之前，可持续性就是不可实现的。我们需要更多有利于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开放政策和制度出台，只有将开放制度化，拆除诸多妨碍中国对外开放制度的障碍，中国才能逐步走向开放社会。

本文刊登于《领先》杂志200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