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接班到创业：仍在巨变的就业观

　　

　　从接班到下海，从下岗到创业。３０年间，中国人的就业观新旧更迭。

　　有人说，这种变化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最大程度优化了我们的生活；也有人说，这种变化承载了３０年里中国人太多的骄傲与沮丧、茫然与淡定。

　　３０年时光宛如一条大河，这里的文字，只有一捧。

　　

　　接班

　　

　　回想１９７８年３月的那个星期一，于德福觉得恍如隔日。

　　那一天，２１岁的于德福接了母亲的班，成为沈阳兴华电器厂一名正式国营职工；那一年，千千万万个于德福接着穿起了父辈们的工作服；那一个１０年——１９６８年至１９７８年，一茬又一茬的中国城市年轻人被从大有作为的农村广阔天地抽调回城，送进工厂，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接班”。

　　而在此之前，于德福的哥哥已经于１９７１年从“青年点”被抽调回城，分配进了沈阳市另一家轧钢企业，“那时候，已经是上山下乡的中后期，那些表现一般的知识青年在农村度日如年。”于德福说，对于绝大多数知青，接班几乎成了他们回城唯一而有力的指望，“子承父业嘛，天经地仪。”

　　渐渐地，接班大军占到了当时产业工人数量的５０％强。用于德福的话说，子女可以一对一接父母的班，而当时一家三四个孩子的情况很普遍，于是，接不到父母班的孩子则可以到哥哥姐姐的单位上班。一句“接谁的班了？”曾一度成为相当时尚的问候语。

　　而除了“铁饭碗”，接班也让饱受过动荡的于德福们收获了一种惯性思维，只要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府就会安排好她的劳动者，“一代一代，早八晚五，平淡而对充实地过下去。”

　　“因为不需要去争取，争也没有用，刚接班每月就是１７块５，随着工龄地增长，３０几块、５０几块……老辈人都有是这么过来的。” 那时的于德福相信，将来他的孩子也会接他的班。

　　

　　下海

　　

　　与于德福同样有着上述履历的人中，王振民是另一种代表。同样是接了父辈的班，后者在１０年后的一个举动不但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还改变了而且正在改变着社会的命运。

　　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下海”风潮令上至政府官员下至平民百姓的很多人神魂颠倒，王振民就是其中一员。身为车工的他，正是在那个时候离开了工厂，离开了对他的选择抱有绝对怀疑和排斥的于德福们。

　　几年后，王振民的沈阳东泰家私有限公司如日中天，就连于德福这样的故交在和别人提起王振民的时候，都得改变以前“小王”的叫法——“东泰的王总和我在一个车间里干过活。”

　　事实上，早在安徽凤阳的18户农民把地给分了后不久，城市个体经济开始萌芽并得到迅速发展。虽然最初这一经济形式的主体因为劳教释放人员和城市待业青年等身份，也因为他们零敲碎打做的都是小买卖而常常遭到人们的白眼，但其从“个体户”到“万元户”的称谓转变，却有史以来第一次动摇了那些国家正式职工对于自己体面职业的信心。

　　接下来，包括于德福在内越来越多的人们，改变了“好工作坏工作的区分原则跟收入的多少没有多大关系”的判断，意识到收入是考量工作价值极为重要的标准。就在那个下海之风大行天下的年代，创业的观念开始融入很多中国人的个人理想。虽说发大财的人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多，但人们彻底修改了以往对于职业的评价，经商成为好的职业，商人一步步向时代英雄迈近。

　　时至今日，我们实在想不出，娃哈哈、劲霸、辽宁曙光汽车、康奈皮鞋、中联重科、北京汇源等等的国内知名企业，还有哪家不是下海的产物。

　　

　　下岗

　　

　　时光不再，又是一个１０年，甚至还不足１０年，情况就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于德福不得不将羡慕的目光换成沮丧投回自身。

　　１９９６年，于德福下岗了，而据官方的统计数字，对于全国来说，他只是那一年里离开工厂的750万分之一。

　　“社会变化太大了，‘铁饭碗’和单位不再是工作的全部。”于德福说，在“无业”和“待业”的那段时间里，他和众多同龄人深刻地意识到，一旦进了工厂便可以安枕无忧地把一份工守到退休的时代已一去不返，工作有了还可能丢，丢了还可以再找。渐渐，人们的抗击打能力更强，失业不再是天大的不幸。

　　而随后的社会发展更是证实，单位对于中国人不容置疑的重要性开始弱化，从合同制到末位淘汰，在务实与谨慎中进化的中国劳动人事制度开发着人们的就业思维。由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身份转变，劳动者调换一个工作单位，不再由公章来决定，中国人对于工作开始有了更多选择权。而随后实行的公务员制度改革，更使中国的劳动人事制度趋于完善。

　　

　　创业

　　

　　就在于德福下岗当年，他唯一的儿子考上了大学，不过最令父亲担忧的不是孩子的学费，而是“四年之后，无班可接的这小子工作怎么办？”

　　而更令于德福想都不敢想的是：四年之后的２０００年儿子从东北大学毕业时，竟然放弃了学校推荐的一家事业单位，自己应聘去了大连一家外资软件公司；而就在几天前，已经做到了程序设计主管的儿子在电话中说他已经辞职，近期就会返沈，合伙与他人创办一家软件公司。

　　如今，已然知天命的于德福终于从报纸上得知，儿子以及他那些同龄人属于在进行国家鼓励的自主创业。

　　在于德福的后人看来，劳动者是自由人，３０年前的就业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一种结果和归宿，而３０年之后的现在，就业更像是一个过程和经历，“只不过当挑选者和被挑选者的角色被集于一身时，你又必须同时面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和竞争的考验。”

　　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相应承担更大的压力，中国人的就业意识更加职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