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凡是独裁统治者，都搞唯心论，而反对唯物论，都喜欢愚民以治，而反对民主政治。这是统者的私利及其政治制度所决定的，它也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客观规律。所以，春秋战国之际出现的所谓“百家争鸣”，不是学术研究意义上的、真正的学术争鸣，而是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应社会变革之需而出现的特定社会历史现象，一旦这个社会历史变革完成，新的统治者上台执政，建立起另一种形式的独裁统治制度，就决不会再容许有任何人对社会制度，对统治者的施政说三道四，谁胆敢开口，统治者就会毫不犹豫地掐断其喉咙！更何况，早在“百家争鸣”之初，李耳早就给统治者出了这样的主意了。所以，秦始皇重新统一全国后，一是按李耳鼓吹的“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①，劳民伤财，动用国家的人力、物力，遍寻不死之药。另一件事，就是按着李耳“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②须用“绝学无忧”^③主义的建议，而实行了坚决的焚书坑儒。当然，由于秦始皇杀害知识分子手上的血迹还未干，御用文人也还未来得及为他炮制统治理论，他的政权就被一群饿汉举起棍子给划拉倒了。到了汉代

 

 

 

 

 

政权一建立，为封建统治服务的神学理论也就拼凑了出来，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黑暗时代”^①也就随之而来。

 

 

 

秦并六国为一统后，于公元前231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焚毁中华历史文化典籍的罪恶活动。是时，除了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和秦史外，其余各种文化典籍“皆烧之”。“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言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②第二年，秦始皇便向知识分子开刀，有学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③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

 

对于秦始皇的功过及焚书坑儒，中国古代的史学家没有、也不可能从历史发展、社会制度、思想文化发展演变关系等方面去进行深刻的分折与批判。例如，对于他的焚书坑儒，只能是从人性的角度，简单地归结为一个“残暴”了事。如此，就不足以引起后人正确地看待这一个历史事件的本质，就不可能从中汲取深刻的教训，以在我们的民族发展过程中避免再度发生这类极其野蛮地、大规模地破坏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罪恶事件。同时，这也就给一些利用秦始皇做文章的人留下了可乘之机。因此，在中国，就曾经发生过为秦始皇翻案、评功摆好、

 

 

 

 

 

饶舌作辩的种种怪事，而且至今余波未了。例如：有人说，秦始皇的焚书是为了“统一思想”；坑儒是“镇压反革命”。而且嫌秦始皇杀人太少，说：“秦始皇对反革命儒生的镇压还不彻底”！^①也有人提出了很奇怪的口号：“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②。直到1997年6月，河北教育出版社第六次印刷的小学三年级《暑假生活》“小知识”专栏中，还这样向学生灌输：“最早统一中国的皇帝是秦始皇”！按其印数，当时就已向三百多万儿童宣传了这种荒唐的观点。比起史学家的观点来，这种荒唐观点，就又逊色多了。有一篇专门介绍秦始皇“伟大历史功迹”的文章，其开篇的第一句话是：“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正月，在赵国首都邯郸诞生了一位中国历史上的伟人——秦朝的开国皇帝秦始皇”，其文章结尾的最后一句话是：“秦始皇不愧为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杰出的政治家”！^③

 

这种鼓吹，已经到了连最基本的历史常识都不顾的程度：

 

其一，说秦始皇是“最早统一中国的皇帝”，也就等于说，中国作为有统一主权国家的历史，至今只有两千二百余年，而根本不是五千年，五帝时期、夏朝、商朝、西周，都没有实现过国家统一，这符合历史实际吗？

 

其二，称秦始皇是“伟大的、杰出的政治家”、“伟人”，如此，在中国的历史上，恐怕是再也找不出一位封建独裁暴君了，这符合历史事实么？

 

其三，说秦始皇的焚书是为了“统一思想”，坑儒是“镇压

 

 

 

 

反革命”，且这种“镇压还不彻底”。那么，也只有将中国所有的历史典籍、古迹等历史文化遗产全部扫荡干净，那才算是“彻底”？

 

历史上之所以不能够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做出深刻的剖折与批判，是因一定的历史原因造成的：中国，虽然曾经有过五帝时期四百多年以中国古典哲学为指导的、属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历史，但是自夏禹破坏了这一制度，而建立了奴隶制独裁统治以后，不仅对指导实现此种政治制度的哲学思想理论传播、传承上进行了封杀与抵制，同时，对此种民主政治制度史事的历史传播，也理所当然地进行了封锁。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世人所明确知道的历史，就只有四千多年君主独裁统治这一种社会制度的历史了。虽然，近代的史学家们，将其分成了“奴隶制”与“封建制”，其实，若从民主与独裁政体的角度而言，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区别并不是很大。封建社会制度之下也有奴隶存在，就像清朝制度之下，离我们的历史时间是最近的，它有没有事实上的奴隶存在？如此，在没有了一种科学的哲学思想理论为指导的情况下，又没有明晰而又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制度相比照，人们长期以来对历史的评价，这只有一种模式和评论了：对社会历史时期，评之以“盛世”和“乱世”；对君主论之以“明君”与“昏君”；对臣属则分之以“忠臣”及“奸臣”。所以，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就只能从个人品德上去寻找根源，评论一个“刚戾自用”，或“少恩寡义”。这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从民族历史发展进步的角度上看问题，不是以哲学思想理论为指导，从社会制度这个根本上去分析，对于秦始皇的历史作为，就不会有深刻的历史认识。对一种历史问题认识不深刻，就有人会故意歪曲。

 

第一，焚书坑儒是社会制度所决定的。

焚书坑儒，在中国的历史上，秦始皇不是第一个实行者，也不是最后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大肆焚烧历史文化典籍，杀害知识分子和科学家，西方的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在这方面，秦始皇并不孤独。

 

为甚么在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过程中，曾经出现过这许许多多的秦始皇呢？这就与大权掌握在什么人之手，其时实行的是什么社会制度紧密联系了。在国家制度上，古今中外，其名目繁多，形式多样，但就其最基本的性质而言，也只有两大类型：一种是掌权治国为公，一种是掌权统治为私。凡是掌权治国为公者，就会实行民主制度，法治制度，不搞文化专制，不会禁绝言路，就会提倡文化艺术的多样性，竞争性，在竞争、比较、鉴别之中实现优胜劣汰，并以此达到文化事业的发达与发展。因为，这对人类社会进步是有利的。实行民主制度，就自然不会害怕有不同意见，也不会视知识分子、科学家为敌人，而会认为他们的努力和成就代表着人类进步的利益与需求。因此，就要千方百计地培养、造就、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选其贤能者委以重任，并提供一切条件，使他们做出更多更好的成就。因为这会极大地推动科技文化的发展，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对人民有好处，对国家有好处。这就是为什么五帝时期，从帝王王位的传承，到百官的任用，都实行“选贤任能”的制度，为什么其时的执政者要在通衢大道树立“诽谤木”，在官署门前置“敢谏鼓”，鼓励人民向执政者的施政提意见的思想根源，以及使全社会蔚成一种“尚贤”的制度性社会风气。这又是因为，民主制度的实行，光有以人民为本位的指导思想指导还不行，它还需要一系列的民主制度为保证，才能够实现的。没有一套严密的制度为保障，任何形式的“民主”都不可能实现。

 

凡是为私利掌权而统治人民，就必然要实行独裁制度，以保证掌权者“作威、作福、玉食”的绝对权威。这样的政权就必然要实行文化专制，天下黎民的一切言论、行为，都必须遵王之道，遵王之义，遵王之路，绝不容许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为了好控制天下的黎民百姓，除了神化皇权，鼓吹君权神授、唯皇作极，皇帝至高无上之外，还要实行愚民政策，认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就是视儒者为仇敌，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思想根源，制度根源。这也就是提出“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绝学无忧”的理由。

 

凡是为私利掌权而统治人民，就不会任人唯贤，而要任人唯亲，宁用奴才而不用人才，视属臣为奴仆，视黎民为牛马，不容许有不同的学术观点存在，当然更不容许对掌权者提意见，夏禹的唯皇作极论，表述得是十分明白的“一言堂”主义。历史记载中没有说防风氏提意见反对夏禹什么，只是开会稍有迟到，就会被夏禹认为是对他的大不恭敬而当众杀掉。至启以貌不恭而杀其弟，也是毫不手软的。如果说商纣王用炮烙将提意见者活活烙死算作残暴的话，那么，秦始皇是比商纣王更残暴十倍的暴君。因为，秦始皇一次坑杀儒者四百六十余人，完全是一种防范性的措施，这些人在临死之前还并没有向秦始皇提甚么意见，杀他们的唯一理由，就因为他读书太多，有学问！秦始皇是按照李耳“绝学无忧”的“博大理论”而进行实践的。

 

第二，焚书坑儒是历史转折的一个标志。

执政为私，不论是其为了一个家族的私利，还是为了一个阶层人的私利，只要不是为绝大多数的黎民百姓的利益，就必然要搞独裁政治制度：政治上搞独裁，文化上搞专制，经济上搞盘剥，军事上搞称霸，这些就都决定了不可能有甚么言论自由，以及民主、自由的学术论争。自夏禹以来的中国历史，不论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莫不如此。所以，“百家争鸣”并不是真正自由的、民主的、学术研究意义上的论争，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还未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新兴封建地主阶层，各自为增强自己这一个诸侯国的实力，以兼并他国地盘，最终夺取整个国家最高权力的一种竞争中出现的现象。秦并六国，如果没有经过“百家争鸣”，没有经过商鞅变法的社会改革而使秦国强盛，则统一国家者就不是甚么“秦始皇”，而可能是一个“赵始皇”、“魏始皇”。六国一统完成了这一段的历史变革，又一个新型的极权独载制度建立，其统治者就会本能地想到“百家争鸣”对于推动社会变革所起到过的强大作用，就会本能地对“百家争鸣”感到惧怕。这是因为昔日的革命者业已成功地革了周王朝的命，登上了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宝座。地位的改变，利益的既得，昔日的革命者业已变成了反对革命者，他害怕别人再起来革他的命。因此，他就反过头来，将他认为是有可能再继续闹革命者，不等你有任何思想与行动之前，就要统统将你掐死！所以，焚书坑儒事实上是对“百家争鸣”的一种历史反动，它标志着一个社会历史变革价段的结束。代之而来的，就是新一轮的更加严厉的政治独裁、思想禁锢、文化专制。

 

第三，焚书坑儒是对中国文人命运的彻底改变。

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只要实行的不是以人民为根本的民主制度，而是在一种独裁统治的制度之下，就不容许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就不会有自由的学术论争，文人学者就不会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独立人格。春秋战国之际，文人学者们是在奴隶制统治阶层与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之间、以及诸侯国各自为政的一种夹缝之中生存的，虽然有一定的发表自己学术见解的机会和空间，但这个活动空间并不大。特别是知识分子要想施展自己的才华，就必须首先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才有可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即使如此，也还是有随时遭到杀身之祸的危险。例如商鞅，他为了强秦而革新政治，实行变法，这是不仅有利于秦国当时主政之君的，也是更加有利于秦君的继任者的。但是，由于他的变法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君位继承者党羽们的利益，秦孝公一死，秦惠公继位，商鞅虽有思想准备，但却因没有成功地逃出秦国的控制范围，结果，就被秦惠公将他活活地五马分尸了。秦并六国为一统，先焚书而后坑儒，这就彻底地改变了中国文人学者的历史命运，使其不再有任何一点相对的独立性，不再有任何一点自由发表学术研究见解的社会条件。因为，只要你讲真话，求真理，不知道什么时候的哪一句话就会触怒了统治者，而给自己招来灾难性的祸患，乃至殃及家人与亲朋。因为，作为治学上的专门研究，是可以分为自然科学各科，以及社会科学各科的，但是，作为有益于人类社会进步的任何一门科学，它都必然地与其它学科科学相关联，而永远不会有一个截然无关的界限，在哲学理论上就更加联系紧密。如此，文人学者就事实上只剩下了两条出路：一条路，就是永远闭紧嘴巴，不要发表任何学术见解，要说只能光说废话。这就是秦汉以后的社会上隐士大增的历史原因；另一条路：就是做御用文人，一切按照统治者的利益、意志说话。但这个结果所造成的，就是学术难发展，社会难进步，到头来倒大霉的，就只有中华民族。不发展，不进步，就受外来强国之欺，抬不起头，挺不起胸！

 

第四，焚书坑儒是对中华文化的大破坏。

焚书坑儒对于中华历史文化的破坏，是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人的一个历史性共识。但是，其认识则是并不多么深刻的。特别是近现代的人们，一般都不会想到，在两千二百多年以前，在没有纸张，没有印刷技术发明与应用的情况下，一部书写在精心处理过的一支支竹简上，然后以绳编联成卷，是有多么地困难。一部历史文化典籍由这种方法保存下来，是多么地珍贵。秦始皇在全国的一次焚书，会造成中国先秦文化典籍多少卷的永远失传！更加重要的是，焚书坑儒这种文化专制的极端性措施，对于学术研究，文化发展所造成的历史影响又是如何地深远，给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方面所造成的历史性损害，又是多么地惨重！今有学者说那是秦始皇为了“统一思想”，这当然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可是，秦始皇是要将中国人的思想都“统一”到什么意识形态上去呢？还不是统一到一个符合其封建独裁统治的封建神学理论上去吗？

 

第五，焚书坑儒是建立封建愚民神学理论的前奏。

为封建君主独裁统治服务的理论本质，就是鼓吹愚民哲学。其特色，就是假借神仙鬼怪神化皇权，欺骗和愚弄人民。夏、商、周的统治者是如此，秦汉以来的一切封建统治者也复如此。只是，夏禹只搞成了一个《洪范九畴》，虽自以为“大法”，实则七拼八凑，毫无任何理论性；商朝搞龟占，周朝统治者改用八卦卦画为占，这对中国古典哲学的封杀几乎是致命性的打击，但在为统治者的服务上，仍不过是占卜又换了一种形式，并没有形成一种具有思想体系性质的理论。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就是，中国古典哲学产生极早，影响深远，独裁统治者们很难搞出一个思想理论体系来与之对抗。自商末周初文王父子改哲学经典为占卜，到了人们逐渐读不懂《易》经哲理之际，却又发生了长达五百年之久的“百家争鸣”，这就又使得人们接近于淡忘的中国古典哲学理论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恢复。直到秦始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禁绝百家之言，这才算基本上为封建神学理论的炮制扫平了道路。所以，焚书坑儒客观上成为了建立封建神学理论的一个前奏。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遍求长生不死之药、信图谶，使中国思想文化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后，迷信神鬼的社会风气日益盛行：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是用丹书置于鱼腹、深夜学狐狸叫喊谶语之法，以动员反秦；刘邦起兵是编造“赤帝斩白帝”的神话起事；项梁揭竿，同样是用自编的骗人谶语为号召。至汉朝政权建立之后，信方士，敬鬼神，建祠宇，便成了帝王们的一件日常大事。至文帝、武帝相继任用方士新垣平、李少君、少翁、栾大、公孙卿等，就闹出了许多祸害国家、殃及黎民、歪曲历史、毒化民族思想的事来。如：方士公孙卿为蛊惑汉武帝封禅、侯伺神人，编造了一则轩辕黄帝“铸鼎成仙”、“乘龙升天”的荒唐故事，至今有些地方为了附会“历史遗址”搞旅游，就到处引用，就是很好的例证。

 

汉武帝用董仲舒之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毒化民族思想文化中更加阴损的一招。因为，这当中，“罢黜百家”之言，搞文化专制主义，是实实在在的，这就使得中国在学术研究与发展上受到极大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是一种历史性的长期影响。而其一言堂的“独尊儒术”，则是个假招牌，因为此后所尊之“儒”，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原非孔学之儒，而实质上是董仲舒所炮制的以中国道学名词术语为外包装，其内瓤充斥的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神学玩艺！其核心就是封建“三纲”论与借神鬼愚弄人民之“术”。虽然，我们对董仲舒进行过批判，然多是借用董仲舒之言以重点往孔子头上安，目的是批孔。其结果，是在对待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上造成了一种混乱，将孔子的一些有益的思想理论批了，却对董仲舒的封建神学理论没有作很好的剖析和批判。

 

 

 

如果，我们要在中国的历史上评选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危害最深、影响最大的历史人物，董仲舒不排个第一，至少也得排在个二三位的名次上。原因就是他的神学理论，是借用了中华民族思想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道学名词、术语为外包装，又以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名声最著的流派“儒学”为名头，而其贩卖的，则是具有一定理论性的神学愚民思想。更由于董氏在对于自己这一货色的推销上，破坏了公平竞争的法则：即建议汉武帝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利用了封建独裁制度下的皇权，以一种近于法律形式的手段强制性地推销。这就如同一个不法商人制贩伪劣有害产品中，既盗用了别人的名牌商标为装潢，又借助权力拢断市场强行推销一样。这样，在很大程度上，汉以来的儒学，实际上变成偷换内容、变种走样的董氏神学理论流行，其造成对民族思想的危害程度，也就是比较严重的。

 

那么，董仲舒是如何歪曲道学理论的名词术语，以构建出他的封建神学理论呢？现在我们就举例稍作分析。

 

第一，反科学的天道观。

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天道、地道、人道，都是指客观自然规律，而在董仲舒的笔下，则都变成了本属子虚的一种有思想、有意志、有情感、有喜恶的“神”的意志体现：“天之好仁而近，恶戾之变而远，大德小刑之意也”。“天以阴为权，以阳为经”，“阳，天之德。阴，天之刑也。”“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①。如此，董氏就将中国古典哲学名词中原指客观自然规律方面的名词都作了偷梁换柱式的曲解，变成了冥冥之中的“神”的作为，进而为其神化封建帝王及其统治作了铺垫。由于在董氏的笔下，其天道、阴阳等重要的中国古典哲学名词，都变成了“天神”所指与其意志、作为的一种体现，由此再与“天子”之称一挂钩，其为封建帝王服务的理论就容易进行编造了。

 

为了给封建帝王作说，董氏以其无知而视天下人都无知，竟然连文字的初造所据，也大胆地进行胡扯！他对帝王之“王”字编造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诸人，法其数而以起事。”^②当然，稍具考古与古文字学知识的人都知道，“王”字之造，是依据玉钺之形“ ”而成，董氏这么巧妙地与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天道”、“地道”、“人道”之省称“天、地、人”和封建帝王相联系，就成了只有王者才懂得“道”理，并以其贯通于天上、地下、人间，以天神上帝的意志制定和实施法律，以统一地治理人间，造福于万物。如此，封建帝王就成了唯一知“道”者，执“道”者，“道”就是天神上帝的意志与愿望……所以，董氏的这种曲解，对于一般不懂中国古典哲学、不懂中国古文字学的人，是很具有迷惑性的。董仲舒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鼓吹愚民哲学的一

 

 

 

 

 

个“高手”，就其一个“王道通三”说，其危害性就不可小视。然“只手砸烂孔家店的大将”们，却对此不批、不提，英雄之力，用得好像不是地方。

 

第二，反唯物的神权论。

董氏将“天道”曲解为天神所为，其目的性十分明确：就是要建立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神权思想谬论，以为“君权神授”制造“理论”依据，最终为封建帝王的独裁统治编造出一套进行愚民而治的理论，达到从思想精神上控制人民、愚弄人民的目的。所以，董氏就说：“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①董氏还说：“体国之道，在于尊神。尊神者，所以奉其政也。”故“为人君者，其要贵神”^②。

 

如果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人企图要恢复《周礼》的话，这个人就是董仲舒，而根本不是孔子，过去的批评是张冠李戴。董仲舒是忠实地继承了夏、商、周统治者一脉相承的“神道设教”思想，依《周礼》建“天神、人鬼、地祇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精神，精心构建其封建神学思想理论体裁系的。就连董氏以《诗》中“畏天之威”句为其所编为佐证者，亦同样是周代统治者所作的《周颂·清庙之什》中祭文王以配天神于明堂的《我将》一章之句。董氏的神权决定君权，君权决定人权理论，正是周朝统治者所宣传的“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的翻版。

 

 

 

 

 

董氏在汉武帝重用方士，遍封山川，滥建祠庙，侯伺神人，梦求长生不死以成仙的情势之下，不仅炮制封建神学理论以帮统治者愚弄人民，而且还明确地说：“为人君者，其要贵神”。中华五千年，董仲舒要算得上拍马屁的第一高手！

 

第三，反民本的君主独裁论。

董氏鼓吹神权，是为强调“君权神授”，将夏禹那种简单生硬的“惟皇作极”口号理论化，以便更具有迷惑性。其本质，就是反对中国五帝时代所提出治国“以人为本”思想，强调“以君为本”。董氏对此讲得明白且直截了当：“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万民赖之’。”他又说，“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①“君人者，国之本也”^②。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中的“民本”思想，在董氏口中咒语一念，就变成了“君本”理论。

 

所以说，要判定董仲舒的思想是否与孔子一致，孔子的思想是否与轩辕黄帝一致，究竟是那一种思想符合中国古典哲学，根本也用不着甚么高深、复杂的研究，将他们各自的言论，同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对照一番，就什么都明白了：

《易》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是历史、唯物、辨证、求实，朴素但却明确的真理阐述。是在治国上提出“以民为本”的理论根据。所以，孔子就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

 

 

 

 

 

舟。”^①又言：“君以民存，亦以民亡。”^②这是以形象化的语言，以喻治国者必须以民为本的道理；

至于轩辕黄帝不爱民则国家失本等言论，前面论述黄帝哲学思想、治国思想中，我们已经有了不少引录，此不复赘引。

 

经过五帝时代长期的明民以治，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在民间影响是很深的。即使是到了夏禹颠覆了五帝时代民主政治制度之后很长时间，夏朝的人还知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③的道理。而董仲舒则公然宣扬“君本”论，说“王者，人之始也”，“君人者，国之本也”，这不是货真价实的离经叛道、与中国传统哲理相对立的言论么？不仅如此，董氏还要大树特树封建独裁统治者的绝对权威，说“君之所以为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则失恩，威分则失权。”^④

 

我们从董仲舒的言论中知道，他的封建神学理论，实际上是以夏禹抛出的那个《洪范》为主旨，而行构建的。

 

第四，反人性的封建“王道三纲”论。

中国的社会伦理道德，原本是依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为指导，早在五帝时代就业已形成了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如君臣、男女、夫妇、父子、兄弟、长幼等关系，都体现为哲学理论中的阴阳互感、互引、互动、互交、互渗、互补、互依、互根、平衡诸规律。所以其行为规范亦都与此种理论相一致。因为在这种关系中本质的决定性因素是互根互依，这就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亲相爱的规范。由于哲学理论中的阴阳，丝毫不含

 

 

 

 

 

有所谓“善”与“恶”、“纲”与“目”、“主”与“从”的任何意义，而只是以“动”与“静”、“显”与“隐”、以区分事物之阴阳，阴阳是事物中普遍存在着的相对一体化的两极，阴阳相对、平衡、互根、互依才是其特性，才是其本质。所以，按着这个哲学理论，在男与女、夫与妇、兄与弟、父与子、君与臣这种关系之中，首先是相亲相爱、互相平等、互相交流、互相帮扶、互为补充、相依为命为其基本特点。同时，以男、夫、兄、父、君为阳，以女、妇、弟、子、臣、为阴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说明了在这种关系之中，阳的一面都负有主动性关心、帮扶、思想感情交流等方面的责任。这在社会的自然人性之中，表现得也是很充分的。在引哲理为指导而论述伦理道德规范之中，对此说得也很清楚。如《黄帝经·称经》说：“凡论，必以阴阳为大义。……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兄阳弟阴，长阳少阴……”，故此曰：“观国者，观主；观家者，观父。”^①“行憎而索爱，父弗得子；行侮而索敬，君弗得臣。”^②这种无为父者之慈，不能得子之以孝，无为君者对臣下体恤之仁，而难求臣对君之尊敬的强调，就是由于父负有教子之义，君有训臣之责：“为人君而不明君臣之义以正其臣，则臣不知于为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则臣不臣’；为人父而不明父子之义，以教其子而整齐之，则子不知为人子之道以事其父。故曰：‘父不父，则子不子’。”^③这也就是俗语所说的“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道理。唯其如此，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一直就是：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长、爱幼，夫妻互敬互爱、互相帮扶。

 

 

 

 

 

由于夫妻关系没有君臣、父子关系那样的上下之别，是最典型、最纯粹的阴阳互感、互引、互动、互交、互渗、互依、互根、平衡关系，所以，中国古典哲学经典《易》，就选用夫妇为卦例，以释阴阳互动中的平衡关系之重要，命卦名曰《恒》，言“恒者，久也”之哲理。少年新婚夫妇，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阴阳异性之间互感、互引、互动、互交的体现。故以此之象命卦名以《咸》，阐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阴阳）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的博大哲理。所以，以中国古典哲学理论所阐明的客观自然规律体现，而制定的法律及伦理道德规范，就是科学的，具有生命力、人情味、符合于人性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的确立，对于蔚成文明的人类社会关系、推动人类的文明化历史进程，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在中国历史上，夫妻互敬互爱，互相帮扶，互相忠贞，同甘共苦、荣辱与共，偕老白头的事例数不胜数。如轩辕黄帝重品德而娶丑妇嫫母为妻；晏平仲居高官而不弃“老恶”之妻；息君夫妇誓死同穴；梁鸿、孟光夫妇相敬如宾、举案齐眉……

 

然而，董仲舒为了给封建独裁统治者编造统治人民的歪理，对中国古典哲学理论进行了历史上最全面的歪曲解释。将相对论中的阴阳平等、互感、互动的守恒关系歪曲为“尊与卑”、“贵与贱”、“善与恶”的关系，以与他的鼓吹统治、压迫、剥削合理论服务。说：“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①，“上善而下恶”^②。

从古至今，凡是歪曲哲学原理，不依客观事物发展规律而

 

 

 

 

作说者，就只能够攻其一事，歪说曲解，而不能遍举。若照董氏之论，则凡是君主都是好人，都具有高尚的道德；凡是臣属，都就是坏人，恶人。凡是上级，都一贯正确；凡是下级，从来都是正确不了的！照董氏之说，人们以水救火，火为阳，水属阴，就成了一种“以恶灭善”的行为，此岂不可笑？再如中医治病，其原则就是调理体内阴阳，使之保持平和状态，若照董氏的“阳善阴恶”论，则中医都是些是非不明、善恶不分的人了，因为他调解“善”“恶”，使其和平共存不说，还主张让这“善”与“恶”实现互感互动，岂不是“混账”？如果，中医给一位肺热亢甚、肺阴不足的肺炎患者开以滋阴泻火、消炎润肺之药，那不成了“助恶灭善”的行为？董氏为了编造“王道三纲”理论，甚至下流到了将男女生殖器官也引以作说的地步：“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其始出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阳之出也，常悬於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悬于后而守空处。而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①

 

董氏的言论，证明了他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的御用文人，已经沦落到了不惜全面曲解中国古典哲学理论，而信口雌黄的程度。正因为他的“王道三纲”论极其符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其一出笼，便受到了封建帝王们的强化宣传，先是《礼·含文嘉》将其明确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到了后汉班固负责搞出的《白虎通义·嫁娶》之中，就更给妇女加码以“三从”之说：“女者，如也，从如人也：在家从父母，既嫁从夫，夫没从子也。”如此，妇女的一切家庭权利、社会地位、都被剥夺了个一干二净！这个董氏的“王道三纲”论，到了后来就被强化到了泯天理，灭人性，残酷专制如法西斯的程度：为

 

 

 

 

臣、为子、为妇者，不论有无过错，都得做到“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又说“娶来的妻，买来的马，任夫欺，任夫打”。这简直到了连奴隶都不如的程度！

 

第五，董氏封建神学理论几近巫术。

董仲舒反对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不谈道德修养，而是满口神鬼之论，所以，他就根本不是甚么“儒家”，而倒像是一个满脑子充满了巫术的神汉。我们只要看上他一段话，就不难做出结论：

 

“春旱求雨，令县邑以水日，祷社稷山川，家人祭户。无伐名水，无斩山林，暴巫聚蛇八日。于邑东门之外为四通之坛，方八尺，植苍缯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鱼八，玄酒，具清酒膊脯。择巫之洁清辩利者为祝，祝斋三日。服苍衣，先再拜，乃跪陈。陈已，复再拜，乃起。祝曰：‘昊天生五谷以养人，今五谷病旱，恐不成实，敬进清酒膊脯，再拜请雨’……令民阖邑里南门，置水其外。开邑里北门，具老猳猪一，置之于里北门之外，市中亦置猳猪一，闻鼓声，皆烧猳猪尾。取死人骨埋之，开山渊积薪而燔之，通道桥之壅塞不通者，浃渎之。幸而得雨，报以豚一，酒盐黍财足，以茅为席，毋断。”^①

 

这，不是典型的巫婆之说、巫汉之作，还能被认作是甚么高深的理论？被认作是所谓前汉盛世的“大儒”宏论，不过如此。所以，到了后汉，以光武帝为首的谶纬之风大炽，一时之间，兴教派，炼丹药，念咒语，也就是一种顺理成章的事了。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敬事鬼神，董仲舒构建封建神学理论，汉朝上下争相以谈神弄鬼为能事，一些人引董氏神学理论对《易》经、《尚书》、《孝经》等都附会以吉凶谶纬性的解说之书，就纷纷写作、刊刻行世。至西汉末，王莽篡权，张丰造反，公孙述称帝等等，都是造作图书、谶语、符命，用以惑众，光武帝刘秀自然也不会例外。

 

刘秀为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人，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九岁丧父，由其叔父刘良养大。其时，王莽改制引发了西汉积聚已久的社会矛盾，致使天下大乱，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刘秀之兄刘縯也广招宾客盗贼，作起兵的准备。地皇三年（公元22年），刘縯的宾客因劫人牵连到了刘秀，他就躲避到了新野做粮食买卖。南阳宛人李通原是王莽的巫丞，以图谶为能，视莽将败，便辞官回家准备起兵反莽。通弟与通计议：“今四方扰乱，新室将亡，汉当更兴。南阳宗室独刘伯升（刘縯字伯升）兄弟汛爱容众，可与谋大事。通笑曰：‘吾意也’”。当刘秀做买卖到宛，李通就请刘秀到其家，以造作的图谶“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示以刘秀，劝其共同起兵。刘秀自然知那“图谶”不过是李通为说动自己起兵而使的一种手段，但王莽将败则是实际情势。于是，为借助“符命”神化自己，扩大号召力，也就以假为真，购置兵器，联合豪强，起兵反莽。当刘秀率军回到舂陵时，其兄刘縯也已起兵，于是两股人马合在一起，竟也成了七八千人的队伍。此后，刘縯、刘秀、又与新市、平林、下江几路起义军联合，发展到了十余万人马。但是李通造作并宣传的所谓“图谶”，只是说“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却并没有指明是“刘秀”为帝。在这支绿林军中，就有刘玄、刘縯、刘稷等刘秀的众多同族兄弟，那么究竟立谁为君呢？地皇四年二月，绿林军的将领们左挑右选，就捡势力最单、易于控制的刘玄立为皇帝，恢复汉的国号，建年号为“更始”，封刘縯为大司徒，刘秀为偏将军。刘縯、刘秀谁也没能当上皇帝，当然都很不甘心，刘縯的部将刘稷更故意不服从刘玄的命令。于是，刘玄趁刘秀作战在外的时机，就将刘縯、刘稷杀掉了。刘秀闻讯后，觉得自己没有力量公开与刘玄对抗，就从前线赶紧回宛城向刘玄谢罪，既不和其兄的部下来往，更不为其兄行丧礼，而且还谈笑自如，不改常态。这样，刘玄也不好再杀刘秀，但总是不能放心。这一年，更始帝迁都洛阳后，就封刘秀一个“行大司马事”的虚衔，派他到河北镇抚各州郡。事实上则是削了他的兵权，将他从自己身边赶走了。这就使得刘秀不得不重起炉灶，吃了不少苦头。

 

吃一堑，长一智。第二年，当刘秀在信都假借当地起义军头领的名义招集了一些人马，又联络了上谷、渔阳等地的地主集团扩充势力，在河北稍微站稳了脚跟后，便由他原先在长安时的同舍生强华造作《赤伏符》，明确地指出：“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于六月二十二日在鄗（今河北高邑）南称帝，改元建武（公元25年），实现了他的皇帝梦。

 

然而，此时与刘秀竞争的“皇帝”则是不少的：在长安城中，有他的同族兄长、亦是他曾经俯首称臣的老上级“更始帝”刘玄；在成都有以梦见神人语“八厶子系十二为期”谶语而称帝的公孙述；在华阴，有赤眉军扶立起十五岁的“皇帝”刘盆子；在睢阳，有自称“皇帝”的梁王刘永；在涿郡，太守张丰依方士之言也在做“皇帝”梦……所以，刘秀自己造作的“图谶”不为天下所认同，大约内心也感到有些尴尬。他一方面不得不同这多如牛毛的“皇帝”们作战，一个个地消灭他们，对于一些暂时还打不倒的“皇帝”，就施展口舌之功，以言自己才“合天意”，为“正统”。建武六年（公元30年），刘秀虽然占领了不少地盘，但四川还没有攻破，公孙述按着自己造作的“图谶”，宣称自己这个“皇帝”才是符合天命的，理当代汉。刘秀当然不会相让，就寄书给公孙述，说他“误解”了图谶，只有《赤伏符》明确指出的刘秀才是天神上帝给人间安排的“真龙天子”！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直到中元元年（公元56年），刘秀又据《河图会昌符》及谶文之说，封禅泰山，起明堂，建灵台，宣布图谶于普天下，目的仍然是为着巩固政权，要人们相信只有他才是天神上帝派到人间的“真龙天子”。这也就是为什么光武帝明知桓谭是个不相信图谶的无神论者，却偏要装作诚心征询意见的样子，要桓谭说说自己的看法。当桓谭只说了个“谶之非经”，刘秀便勃然大怒，大骂“桓谭非圣无法！”要砍掉桓谭的脑袋了。直逼得桓谭叩头流血，刘秀还是不依不饶，贬桓谭为六安郡丞，让他死在了赴任的路上！

 

正因为如此，东汉的迷信谶纬之风就盛行到了极点，放个屁也得查一查谶纬之书，看看到底是主凶还是主吉。

 

 

 

自古以来，上好之，而民风尤甚。经秦皇汉武焚书坑儒，禁绝百家之言，董仲舒构建封建神学理论，光武帝大兴谶纬，一直折腾了三百余年，使原本尊信自然法则的中华民族，终于走上了谈神、信神、并创立迷信教派的道路。东汉顺帝年间（公元126—144），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张陵（道教书中称张道陵）于西蜀鹤鸣山创建迷信宗教组织“正一道”。由于入道信徒须交纳五斗米的入道费，民间称之为“五斗米道”，简呼“米道”。张陵假托自己是太上老君（道教对李耳的尊称）授道而作《正一经》传道的，故尊李耳为祖师，奉《道德经》为教典。其主要“道述”有：招神驱鬼、符咒镇妖、占卜吉凶、测字相面、炼丹服药、传授房术、修习成仙等。至于后世一些道教书籍，以及他的后代说起张道陵，信口胡编，吹腾得就神乎其神了。如葛洪在《神仙传》中说：张陵在鹤鸣山炼丹三年，“丹成……若服之，当冲天为真人。然（张陵自以为）未有大功于世，须为国家除害兴利，以济民庶，然后服丹即轻举，臣事三境，庶无愧焉。（于是）老君寻遣清和玉女，教以吐纳清和之法，修行千日，能内见五脏，外集群神。乃行三步九迹，交乾履斗，随罡所指，以摄精邪，战六天魔鬼，夺二十四治，改为福庭……先时蜀中（有）魔鬼数万，白昼为市，擅行疫疠，生民久罹其害。陵斥其鬼众，散处西北不毛之地，与之为誓曰：‘人主于昼，鬼行于夜，阴阳分别，各有司存。违者，正一有法，必加诛戮！’于是，幽冥异域，人鬼殊途。”

 

如果说葛洪笔下的张陵还算作是人的话，那么康熙三十九年张陵的后代张继宗便把他的祖先吹乎成神了。我们且看一段关于张陵出生的描写：“翳客于吴之天目山，妻林氏梦神人自北斗魁星中降至地，长丈余，衣繍衣，以蘅薇香草授之曰：‘吾始居方山，今奉上帝命来降汝家’。林氏既觉，衣裾居室皆异香，经月不散，遂感而孕，复归沛。建武甲午上元夜，生道陵，黄云笼室，紫气盈庭，室中光气如昼，复闻昔日之香，浃旬方止。”^①

 “五斗米道”之后，又有张角创建的“太平道”、魏晋时李宽建立的“李家道”，以及“帛家道”、“干君道”、“清水道”等等。至于其派别，则更为繁杂，计有：方仙派、服饵派、房中派、行气派、占验派、符籙派、金丹派、洞渊派、三皇派、阴阳派、辟谷派、胎息派、外丹派、内丹派、武当派、华山派、天台派、东华派、西河派、南宫派、北帝派……

 

道学，即中国古典哲学。它是三万年到一万年前天文、地理的变化引起一系列重大的灾难变化，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古人类的生产生活，并为适应此种自然环境的变化而进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而总结出的唯物、辨证、求实的科学思想理论，是无神论。中国，正是由于很早就产生了唯物、辨证、求实、博大而又精深的道学思想理论，并在五帝时期引为国家政治的指导思想，以之指导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历法、地理、医学、卫生、音乐、文学、绘画等各个方面的建设与发展，才促进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进步，有些发明创造早于西方一两千年，并由此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历史文化。

 

道教，是唯心主义尊神组织。它是夏以来由于奴隶制君主独裁制度的建立，统治者神道设教，实行愚民统治，特别是自秦皇、汉武焚书坑儒、敬事鬼神、拼凑出了封建神学理论，使尊神崇鬼的主观唯心思想充斥社会，给它的产生营造了社会气候与土壤，而滋生出来的产物。道教的产生，在中国展开了一场造神运动：甚么“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太上老君”、“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太白金星”、“九天玄女”、“铁拐李”、“汉钟离”、“门神”、“床神”、“灶神”、“厕神”等

 

 

 

 

等，被制造了出来，供奉了起来。由此而构成了从精神到肉体的神权、王权、族权、夫权等禁锢黎民百姓的绳索。实质上，所谓的神仙鬼怪，正是统治者束缚人民思想行为的帮凶。中华民族的思想由重唯物、求辨证向尊神敬鬼的愚昧落后嬗变，正是中华民族酿成后来政治、经济、科技、生产、生活各方面落后，被列强所欺的根源，其核心性的根子，就是一个政权为少数人私利服务的社会制度。

 

道学，是被奴隶制、封建制的独裁统治者们不断地以“神道设教”等办法，用愚民思想编排与灌输，用权力焚书、杀人而抵制下去，致使人们了解很少的；道教，则又是被统治者所利用、所扶持，而不断发挥其社会思想影响作用的。正由于有一个李耳为统治者服务，抄袭《黄帝经·道原经》等篇歪曲道学理论，后汉建立的迷信神鬼宗教，又以“道”取名，不断曲解道学名词术语，给其偷塞以神鬼迷信之说，这就给道学的名声造成了极大的败坏作用。以至于到了二十世纪，一些哲学家们还将道学与道教一锅烩，搅混了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