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志平）
39章 科学人性理论与人性应用技术（之二）
其三，人性人格构成的两个基本方面既有可把握的形成条件，也有可把握的理性和非理性的行为方向和原因。
人的非理性状态，如果是基于体现人性美的以社会、生活“主映象”积累为核心的各种感官感觉综合链接的对外响应优势，则是全社会应该大力提倡和培育的“非理性状态”。同样，人的理性状态，如果是基于极端利己主义概念系统的思维优势，则又是全社会应该指责和唾弃的“理性状态”。
传统的人文社科理论常常分不清人性结构的基本状态。习惯用“情与法”的矛盾和优劣之分片面推崇人类理性。其实“情与法”并不能代表人的理性和非理性组合结构的全部状态。“情”也可以分为“儿女私情”与“爱国热情”等等。当一位国家公务员被激发出满腔爱国热情时，他的激情可能与理智的行为策略相矛盾，但与铁面执法并无冲突。所以，有些感情冲动造成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相反，儿女私情显然与秉公执法相矛盾，却与“人不为己天殊地灭”的理性价值观构成互利互动。所以，有些理性智慧所犯的错误是不能原谅的。
有人说，西方的多党竞选制是一种基于理性智慧的政治制度，可以形成一种科学的监督机制。那么，笔者就想问：以党派政治利益为基点的那种高度的理性智慧，是不是也很容易导致两党之间少数人在幕后策划的政治交易？因为“理智”，官场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为了利益，可以随时结盟也可以随时抗衡。这种高度的理性政治在西方国家经常发生。你当总统，我掌财权；推你上总统宝座需要我帮你拉选票，选我进总统内阁需要你亲自题名；你我“纳什均衡”，互惠互利，折衷双赢，多么理智！可见，社会大系统的良性运作完全依靠两党之间的理性智慧，并不可靠。
我们假设：真正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绝无可能完全依靠“执政党”和“在野党”少数上层人士的政治智慧，而主要依靠“机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等）、“舆论监督”和“自发监督”（制度保障每个公民的举报权力）三种机制。这时就可以看到，三种机制的有效性在于：它可以同时让理性智慧和非理性情感响应条件均能充分发挥作用。
比如“舆论监督”，必须要求媒体具备崇高的爱国热情，而传媒界相比官场则少了许多个人政治目的连带的官场理智；其专业理智，主要表现为对传播价值的理性把握和对新闻真实性的严格把握。比如“自发监督”中的举报人，绝大多数包含了情感受到伤害而自发产生的感觉倾斜程度。
在三种监督机制下，那种单一理性选择和判断，则受到了监督主体情感倾斜程度等人脑非理性响应条件的制约和驱动，而人脑常规的理性状态又可以自我控制过分的感情冲动，使监督机制首先从人脑微观系统构成了良性循环机制。若是反过来假设：把所有公民都改造成诸如西方两党竞选中的上层人士——那种只寻求各自利益平衡的“理性人”（先不谈这种冀望是否一厢情愿），结果将会怎样？结果是：公民受到了权力的伤害，他将没有“愤青”言论，他是理性人，他不需要情感上的义愤和维护正义的自发冲动，他只需要与伤害他的人做个“私下交易”。恰好，对方也是理性人。一个安于实惠补偿，一个甘于破财平安，纳什均衡，很快摆平。如此缺少正义情感参与的社会监督（包括有偿新闻）机制，必然导致“法外私了”充斥全社会，社会监督将在多数领域陷于瘫痪，记者中的那些有正义情感的“愤青人士”将成稀世珍宝。
由此使我们又看到：一种良好的、良性的社会制度，绝不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否认人脑理性思维和非理性响应条件的互动关系。大系统的良性循环，均始于并且基于微观物质领域的良性循环。所以说，作为人性表现的“理性”和“非理性”两种状态，它们只有概念判断与情绪上、感觉上的差别，它们只有社会存在所赋予的概念系统内涵与事物映象刺激在善恶内涵上的先进与否之分，却并没有抽象的“理性”优于“非理性”或抽象的“非理性”优于“理性”之分。
实验课题（NO：30）崇高的英雄行为能否即时实现理性的数字化定义？
人们还记得上个世纪中国“80年代青年”开始摆脱“非理性”英雄崇拜，并启动“理性觉醒”的一桩标志性新闻事件――“第四军医大学学生张华舍身抢救掏粪老人而牺牲是否值得”的大讨论。著名作家梁晓声如今回想这场讨论直言批评：“那场讨论是可耻的。”笔者认为，那场讨论把人性的一半不恰当地置于另一半的“绝对管理”之下，至少是不符合人脑微观介质运动科学定律的。
人在紧张时刻的综合知觉响应条件只能包含模糊概念。张华看见一位老人在垂死挣扎，综合知觉不可能去分辨那老人是省长还是掏粪工。英雄只要发现那是一个“生命映象”，发现是“人”，他就有激情响应条件，就不需要任何别的理由，也要奋不顾身。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还经得起冷静的“理性”思维运动的反反复复地来回掂量吗？据《读者》2003年16期载：事隔16年之后的1998年，有记者感动于《拯救大兵瑞恩》的电影故事，便来到一所大学的硕士研究院重提旧事，一硕士生小声回答：“从宣传出发张华该救老人，从理性出发不该救。”但是接着也有“理性”水平很高的大学生认为该救。他的“理性”思维结果是通过“科学的概率”计算出来的：“如果有人落水你不救，他会死，损失设定为‘１’。如果你救，两人都活的概率为60％，两人一死一活的概率是20％，两人都死的概率也是20％。这样‘理性’地选择较大的概率，应该去救。”
人们在事后讨论张华舍身救老人的问题时，常常忘记一个简单的道理，人的“理性”水平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才能表现出来？才应该表现出来？现在，我们才明白梁晓声的“可耻论”的缘由。原来，在绝不应该有那么多“理性”的时候，却用“理性”水平来贬斥英雄张华的综合知觉的本色响应和本能响应；在应该充分体现“人”的感情和激情的时候，却用“理性”来充当衡量人性的唯一标准。似乎遇到那种关键时刻，谁都比张华聪明。至于因一个人的价值大于掏粪工而不值得牺牲的“理性”观点，就更不值一提了。因为不论任何人――哪怕是省长面对掏粪工，其生存的权利都是同等的，紧急时刻把“生”的希望让给他人，这只能是英雄们才能具备的那种本色和本能的高尚。
当人类有了那么多“概念系统积累”把我们提升为“理性人”之后，绝不要忘了你的概念积累掩盖不了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完成的以“主映象”记忆为核心的人脑基础响应条件。你没有感动过、积累过人性的善良映象和英雄的情感映象，那么，你即使有正确的理性，也只能惟一依靠复杂的概念系统经过复杂的逻辑运算，然后才能产生。而作为正确的、善良的、优秀的人格表现，你正好缺少了一半：没有激情、没有感动、没有热血、没有壮举（2008年加注：也没有眼泪――有感于汶川大地震中温总理的眼泪所闪耀的人性光辉）――这正是当今智能技术所体现的只有理性概念和逻辑运算能力的“机器人品格”。
张华的非理性行为，表现的是人性的高级本能，是有特定的文化传统在人脑中所积淀的综合知觉响应方向。另一种非理性行为没有特定的文化传统在人脑中所积淀的综合知觉响应方向，它表现的是人性的低级本能，即人类原始状态的、有类于一般动物在危急时刻、饥饿时刻的本能表现。
（2008年加注：在5·12汶川大地震来临时，一跑成名的
相比复杂的理性思维，“主映象链接补充定律”所决定的直觉响应优势的简单规则，对于人类社会真的十分重要吗？是的。生活中的“实验”结果是：一个人总是微笑，或者总是以微笑的简单方式对待他人、对待生活――这种生活“主映象”，可以赢得绝大多数人的直觉欢愉和超越“理性”思维的爱戴响应。
实验课题（NO：31）林达为什么“粉丝”千万？
《杂文报》
起初没有人知道其中的“谜底”。因为林达作为演员演技一般，作为文化圈人小学都没有毕业，作为名人也没有人特意捧她，甚至不少影视公司因为“她的粗俗”和“她的糟糕”，公开声明不予签约。但是，成千上万的普通影迷却照样喜欢林达，只要有林达主演的影片就会票房暴涨。到头来，影视公司为了票房价值又不得不千方百计与林达签约。
人们始终搞不懂。有人拿她与受过高等教育、被业界公认为一流演员的另一美丽女性相比，希望能找到林达的优越之处。可是，越是“理性”的比较，越使专家们犯糊涂。在这里，理性概念引入得越多，越是理不出头绪来！后来，使用非理性调查方法――以人的整体性印象相比较――实际上正是本书所阐述的综合知觉响应优势。笔者先给出“整体性印象”的定义：也就是一种不统一约定确切概念内涵的直觉判断，它只包含模糊概念或综合感觉，观众们可以根据各自的优势感觉来给“印象分”。而且获得“印象分”的调查项目很简单。一是列出影片并提示由林达主演，二是只列出优秀影片的片名而不提示林达主演，请观众选择“所喜欢的影片”。这才发现，美国普通民众对“林达”的印象相比对“优秀影片”的印象，感觉更好。原来，普通民众是喜欢林达本身――喜欢她的本来面目所构成的形象。
这时候，我们对民众综合知觉中包含的理性萌芽进行提炼分析，延伸为有精确概念的理性判断，可进一步发现：林达没有文化，所以就显得率真；她总是微笑，所以又透出了没有修饰的单纯和可爱；她没有演技，所以就显得纯朴；她情感真实，所以又显得热情透亮。笔者认为，普通影迷的综合知觉无法表达上述那么多概念，能把自己直觉中包含的理性萌芽分析提炼为许多明确概念，这只能是少数人的才干。多数人都无法抗拒“主映象链接补充定律”的直接响应优势，或者只能在现有的概念系统中“兜圈子”。
从上例可以认识到，越是生活在以理性目标为激烈竞争条件的紧张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业余生活越是容易响应可以摆脱、需要摆脱“理性”思维的一切事物映象。非理性的率真、纯朴、热情、笑容能够“毫无道理”地感染和感召所有的人（确定性――这就是西方的微笑服务所以能够比中国较早产生的哲学根源）。而竞争环境中，理性智慧如果用在工作和解决棘手难题上将令人感到敬佩，如果不加选择地用在业余生活中，就会令人生厌，令人感觉很累。
在繁忙之后，创造感觉比输入概念更重要；
在关键时刻，创造感觉比输入概念更重要。
如今，“林达现象”正在现代社会中愈演愈烈，张惠妹的那种纯朴率真的天性特征，令青年歌迷们激动疯狂（难道“惠妹”也算绝世佳人？）；还珠格格天真稚趣倔强的形象，令亿万影迷倾倒发呆。还珠格格那种既天真倔强而又事事成功的事物映象，在当代独生子女青年头脑中早已类似自我经历而形成。没有还珠格格之前，他们童年记忆中就已经具备了类似的综合知觉响应优势。而独生子女们在其长大成人后的理性生活中，这种对外响应优势则因升学高考负担的沉重，日益显得难以张扬了。
据《报刊文摘》转载的消息：一初三女生――也是独生子女无疑，在被还珠格格的“生动事迹”感染之后，突发率真天性，一日不顾一切来到班主任办公室就减轻学生负担大胆直言相陈，给班主任当面提了一大堆意见。不料，理性目标――学业成绩在头脑中占统治地位的班主任却很不理解眼前的学生“为什么是这样！”隔天就宣布撤掉这位女生的班长职务，结果造成女生精神分裂。相信当时的中国类似情况不止一例。
笔者认为，当青少年某种综合知觉响应状态比较痴迷时――表现为情绪激动、感觉过分专一且不能自拔时，应坚决制止使用力度较大的理性制度或措施冲击青少年头脑。互不兼容的两种信息――两种对冲性质的脑神经介质的激烈运动，无异于正反微粒子相撞形成的“点爆炸”，相比刺刀伤人作用力更强，必然炸伤神经突触，造成精神疾患。正如文学家在小说中所描述的，有人面对外界传递的不幸信息刺激，顿时感到大脑“嗡嗡”作响，脑子一片麻木，可能是上述原因所致。随着哲学深入科技前沿领域的进步和脑科学的进步，人们将会逐步发现思想工作者的技术性操作过程也必须有法律规范。按照本书的观点，思想管理同样也是通过“信息与响应”环节来操纵人脑微观物质运动状态的，未来的管理者如果给予青少年大脑的信息输入操作技术不当，可能也要承担法律责任。保护人脑，是全球科学家提出的共同目标。
在这里，还珠格格所唤起的青年观众的激情，均是非理性的综合知觉响应。人类需要理性，却又常常要摆脱理性。人类需要适度的理性状态，却也同样需要适度的非理性状态。童年少年青年时完成的“综合知觉积累”和成人后完成的“概念系统积累”，将要共同支撑人脑微观介质运动的健康运行。
可以明确指出，理性智慧应主要体现为它是专业领域里的智慧，也是政治家、哲学家、科学家、管理者和一贯头脑冷静的人的日常智慧（确定性）。而在人类的业余生活领域、非专业领域、概念判断错综复杂的领域和紧急状态下，绝大多数人都会产生综合知觉的自发响应，其中一部分人并未“三思”就习惯于服从人脑综合知觉响应优势。每一代人都会在自己的童年、青少年时代积累并形成各不相同的综合知觉优势链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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