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8年11月26日 作者：李世洞（武汉大学教授） 来源:学术批评网
据中新网2008年11月13日报道：50名中国留学生因为涉嫌伪造留学申请文件，被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开除，其中49人来自中国大陆、一人来自台湾。大部分人于今年9月入读纽卡斯尔大学商学院。
看到这个消息，好像有人往自己脸上抽了几个响亮的耳光——既发烧，又发红。50个造假文凭的中国青年，已让我们在世界面前丢人现眼。可是，更让人难堪的是其中有49个来自祖国大陆！这个“49：1”可以说是丢尽了国人的脸。说这是“国耻”、“族耻”（中华民族之耻），大概不会是耸人听闻的罢！因为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都是以重“诚、信”和讲“真、善”而著称于世的。现在，面对这批“假货”，在“老外”的心目中，原先的美好形象虽不能说被击得粉碎，但起码也是大大打了折扣。能说不是国人的耻辱吗？
一直以来，造假在大陆已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物质领域有假烟、假酒、假奶粉、假药、假种子，精神领域有假论文、假试验报告、假专利、假发明；人事领域有假教授、假医生、假处长、假局长、假部长乃至假烈士、假英雄、假模范等等，可谓应有尽有。面对这些，国人似乎早已麻木不仁见怪不怪，而且感到“理所当然”了。因为他们对“文革”中那位名人的那句名言记忆犹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可是，这些还都还算作没有“规模性地”“迈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家丑”。“老外们”耳闻的多，目睹的少。这一次可好，紧跟着“三鹿毒奶”，“假人”也成批量、大踏步地“走向世界”了：仅在英国的一个大学里，一家伙就“空降”了50个“中华造假精英”！
不言而喻，这些青年学子本人对造假行为是要负责的，也应该受到适当的批评和处分。但仅仅如此，我又觉得不公平。写到这里我想起：如果一个人犯了错误，领导来做工作时常喜欢说的一句话是：“错误在你身上，根子在我身上。”虽有套话之嫌，但却也说明了一些真理。用此逻辑来分析一下这次留学生造假事件，大概不会是无的放矢。
大家都听说过“孟母三迁”的故事，也知道“近朱者赤，进墨者黑”的箴言。意思都是一个：环境对一个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这次之所以能一下子“输出”了几十个“贾才子”，不能不考量一下国内的“人才生态环境”。
首先是教师。至今，在很多农村家庭的堂屋里，我们还能看到“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师”为五尊之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又是常挂在人们嘴上的口头禅。可见教师对年轻人成长的重要性。教师的主要任务之一当然是向学生传授知识。可是，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他（她）也不知不觉地把一种学风传授给学生。老师自己老老实实、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做学问，学生也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受益匪浅，此即“润物细无声”。老师如果弄虚作假、东偷西窃、马马虎虎搞花架子，学生也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深受其害，此即“慢性中毒”。反观现实，以大学来说，固然有很多好教授、好讲师以其那诚实、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熏陶着莘莘学子，但也不可否认，弄虚作假、搞花架子的“教授”、“讲师”并非个别。最近几年发生的事件和案件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自身就做出不少偷鸡摸狗、鸡鸣狗盗的勾当——要么 “掐头去尾”、“掏心挖肺”将别人的著作“暗度陈仓”弄到自己的“创作”中，要么实行“换头术”将原来作者的名字换成自己的大名，拿着这些“专著”招摇过市，要么挂名学生的论文侵占其劳动成果，要么与学生一起联手抄袭造假，要么偷古人的，要么窃老外的。手段五花八门，但万变不离其宗，核心就是两个字—— “窃”和“假”。试想，在这种教师的“培养”下，毕业的学生能真诚得了吗？能正直得了吗？能踏实得了吗？如果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话，那么只能是后者更大胆、更无耻、更狡猾、更会采用高科技造假手段！
其次是学校领导。学校是年轻学生待的时间相当长的处所。尤其是大学，其在校时间常占一半以上。学校的风气无疑对学生起着重要的影响。风正人亦正，风歪人亦歪，大抵不错。这一点在对待造假、抄袭、剽窃方面尤为明显。一个教师或学生被发现造假、抄袭后，校、院、系领导如果进行调查核实属真，就当机立断、毫不犹豫地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校规给于必要的处分（警告、撤职、取消任职资格、收回荣誉称号、收回项目资金、开除等），并将其张榜公布，诏告全校乃至社会。这样做，对广大学生和教师无疑起着警示作用，对那些准备步其后尘的准造假者也定会有着威慑效果。这样一来，造假就难以形成气候，造假者在校内就可能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可是，现实又是怎样呢？仅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重要造假抄袭事件的处理结果看，就相当令人沮丧。不少学校领导对这类事件都采取了“保护主义”——能盖则盖，能掩则掩，能化了最好化了，不能化了也要化小，实在躲不过去了就走走过场下点“毛毛雨”，给个象征性的处分，再不就是先“罢（官）职”避风头，风头一过“官（职）复原位”。这些学校领导如此行动的一个“理直气壮”的理由，就是所谓的“为了学校名声”。他们如此做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怕自暴家丑会影响进入某某“计划”、某某“工程”的行列，有的可能是思想上不重视，认为此乃“小事一桩”，也有的可能是认为现今造假普遍，“人家都不反对，我何标新立异”？更有的可能是本人屁股就不干净，生怕拔出萝卜带出泥。动机虽不同，但行动却一样，都是“捂”、“盖”、“拖”、“混”。在这样的领导下，学生们多半会产生一种投机心理——造假不被发现，就会“一路顺风”、“走大运”、“步步高”；万一被发现，也不过是面对一场“毛毛雨”，风险成本不大，性价比很高。我在前几年写的一篇文章曾谈到这个问题：尽管媒体把造假剽窃者揭露、批评得“皮开肉绽”，但只要本校领导不动真格的，那么他们仍然会无所畏惧。现在看来，这话也还没过时。从这样的学校走出国门的学生去造假文凭，能让人感到奇怪吗？
第三是官员。这里说的官员不是学校的“学官”，而是指校外各级政府官员。官员进大学“读”学位、“拿”文凭，是最近几年出现的“新事物”。据《联合早报》
了解这些情况后，我们就不会把指责的目光集中在那几十位年轻人身上了。其实，这些人群也不能算作是终极“祸根”，更本质的原因还应该从体制层面寻找。
教师弄虚作假和过度强调量化标准的制度有关。这种制度逼着他们在一定时间内要在某某“核心”杂志上发表N篇文章，在规定时间内要出版几本专著（有点像逼着女人在三个月内生个8斤重的胖小子），否则票子、房子、“帽子”都将受到影响。学校的领导不敢主动“脱裤子，割尾巴”，也和不断进行的评比制度、建立某某“计划”、某某“工程”的制度有关。因为一旦被揭露出“家丑”，不能进入这些“计划”或“工程”，那就意味着经费、优惠什么的利益都将泡汤，化为乌有。政绩受损，也就意味着个人仕途暗淡无光。官员热衷于弄假文凭，也和片面强调“知识化”、“唯学历是取”的人事制度有关。
看起来，解决这个让我们丢脸的事件，不是一个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是一个要治标又要治本的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