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宿州乡党委书记：倒卖土地，打击报复信访人
阮 思 余
在当前中国农村，存在着各种各样复杂的政治关系。其中，有一种就是村干部与乡镇一霸（把）手之间的复杂而又微妙的政治关系。通过对一些村庄的调研，我们发现，这种关系更多地体现为彼此的矛盾与冲突，而不是和谐与一致。王凤云的个案就是最好的明证。
王凤云，安徽省宿州市墉桥区北杨寨乡池湖村村民。2008年4月份，随着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结束，由原柳沟村、池湖村与杨寨村合并而成池湖村。2004年4月—2008年4月，王凤云任杨寨村委员会主任。
因反映上一届村委经济问题、现任乡党委书记赵存信倒卖土地、打击报复信访人等问题，与其他村民一道，王凤云坚持信访至今。王凤云曾经誓言，我宁愿死也要把官司打下去。虽然历经波折，这种誓死信访的信念却未曾动摇。
关于王凤云所反映的上届村委成员的经济问题，笔者已有专文讨论，详见《300万征地款，至今云归何处？》与《我宁愿死也要把官司打下去——王凤云访谈》。此次访谈，我们的焦点自然就转到乡党委书记赵存信倒卖土地与打击报复信访人这两件大事。
阮思余：你是什么时候跟赵存信打交道的？
王凤云：2004年4月选上村委会主任以后。
阮思余：当时对赵存信的印象如何？
王凤云：不像一个当官的。看人分等级，穷人一个样，富人一个样；男人一个样，女人一个样。瞧不起穷人，也瞧不起妇女。我被选上村长以后，赵存信很是瞧不起我。因为，我是个女同志，而且不是党员。“党领导一切，女同志不能当家”，这句话是赵存信经常用来刺激我的口头禅。
阮思余：你和赵存信真正交往的第一次事件是什么？
王凤云：2004年底，我去乡里找赵存信要乡政府欠我们村40万土地款一事。
阮思余：当时赵存信是什么态度？
王凤云：赵存信说我操心太多，钱又不能姓王。
阮思余：后来村财乡管是怎么发生的？
王凤云：后来他又想点子，以便进一步控制我们村里的财务。2005年4月27日，乡政府以村财乡管的名义，将我们村里的财务账目，以及村里公章全部收归乡政府。至今尚未公开过村里的财务账目。
赵存信说，以后就是党领导一切，你得听乡政府的。从此，在我的任期内，没有见过村里的公章，村里的一切财务问题，更是无从过问。
阮思余：群众反映的赵存信倒卖村民土地一事是怎样的？
王凤云：2007年6月，赵存信不通过村民委员会、群众大会讨论，以每亩17600元，青苗补偿费每年800元，合计每亩18400元，擅自征用我们村近40亩土地，然后以更高价格卖给桃园矿经营公司。至于具体的价格，我们尚不得知。不过，也有人反映，倒卖后的价格为80000元一亩。这些被征用的土地一直在围墙内荒芜，至今尚未开采使用。也不让村民种植。因为征地的相关手续尚未办下来。
阮思余：不少知情者都反映，赵存信多次打击报复你，可有此事？
王凤云：这是所有知道我的事、认识我的人，无所不知、无不知晓的公开秘密。赵存信倒卖土地一事，被村民们发现以后，我们就向各级政府，主要是国土资源部门反映该事。赵存信也就从此加剧了对我的打击报复。实际上，赵存信对我的打击报复是早已有之的事情。
阮思余：赵存信是怎么打击报复你的？有哪些事件可以证明？
王凤云：赵存信打击报复我的手段多种多样。这里我只是随便列举几件事：
第一，造假制假，陷害村委主任。
向区政府虚报材料，说王凤云（时任村主任）有经济案件。至今官方尚未有任何结果证明我有经济问题。
第二，滥用警力，恣意拘留村民。
赵存信诬陷我，说我到乡政府扰乱秩序，并且滥用警力，将我行政拘留15天，罚款1000元。
第三，滥用权力，干预司法判案。
赵存信滥用权力阻挠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沈宗顺、杨文庭、杨文成与宿州市墉桥区北杨寨乡杨寨村民委员会承包合同一案。
宿州市政府知情人士称赵存信这一做法的目的在于，一是要“拿掉”我这个村主任的职务，二是要推翻之前的终审判决。公开包庇沈宗顺、杨文庭、杨文成等人。简单的事实是，只要选举一天没有进行，我就是法定的村民委员会主任。再说，即使并村，也不影响各村原来应该处理的事务。赵存信这是明显的耍手段，一旦我没有选上村委会主任，之后就更为方便控制该案的实际进展。
第四，借奥运之机，打击报复上访人。
2008年8月14，赵存信带着杨寨乡人大主席侯志民，乡财政所副所长刘开成，乡财政所工作人员高美玲，乡派出所指导员丁光明到北京日月星辰花卉公司将我“带走”。“带”到当地政府的驻京办。当时赵存信等人是和北京市大兴区派出所取得联系，然后他们说，怕我破坏奥运，让我回家解决问题。带到当地政府驻京办以后，48小时都不让我休息。丁光明严守着我，要我写悔过书。说明上访是错误的，和哪些人联系过。后来我不愿意写，我坚称上访是有我的正当理由。
16日，他们就将我带到宿州市科苑宾馆，“禁闭”我近30个小时（从16日14时到17日19：50）。在科苑宾馆时，乡政府出动大批工作人员轮流“看守”我。这些人员有：乡党委副书记杨国栋、周姓副乡长、乡纪检书记王桂平、乡计生办三名工作人员（一男两女）、乡政府工作人员沈辉、乡财政所工作人员高美玲等。
在禁闭我期间，我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到他们的严密监视。一面是他们的娱乐，一面是对我的严密看守。周姓副乡长与乡党委副书记杨国栋、周姓副乡长、乡纪检书记王桂平、乡财政所工作人员高美玲等人打了一整晚的牌。计生办的两个女性工作人员监视着我。
17日16时，乡党委副书记杨国栋领着一名派出所工作人员，拿着一张写着王凤云三个大字的大白纸贴在我的身上，要求给我照相。我不愿意，并质问为什么给我照相？杨国栋说，赵存信从北京打电话过来，说有人冒充王凤云在北京上访。要求我照个相发过去，以便辨别。实际情况是，派出所照相的目的是为了将我刑事关押。
17日19：50，杨寨派出所的丁光明等人将我送到宿州市刑事二看。当时看守所不愿意接收我，并且质问为什么将上访人员送到看守所？丁光明就说我是泼妇，不讲道理，乱骂机关干部，将他收押起来。于是，看守所将我“收下”。送到10号女子监室。
18日13：30，我晕倒在看守所厕所旁边，不省人事。当时一起关押的马月英等人迅速按按钮报告“干部”（这是看守所的统一规定，只能喊“干部”，别管其姓名）。不久，就有医生过来给我挂吊水。
18日17；00，杨寨派出所工作人员将拘留证送给我，要求我按手印。当时，我在吊水，还不大清醒。马月英说人都不清醒，怎么按？杨寨派出所人员喝令马月英，令她拿着我的手按手印。就这样，我都没有看清楚拘留证上写着什么，就被强迫按了手印。后来，我问马月英拘留证上写了什么？马月英告诉我，拘留证上写的是，你是多次进京重大案件，延期拘留30天（从
19日16：00，杨寨派出所“怀疑”我有精神病，看守所工作人员说我没有精神病，可是杨寨派出所还是硬将我带到宿县人民医院检查。派出所所谓“怀疑”我有精神病，其目的是想把我弄到精神病医院，然后趁机想把我搞疯，这样我就不会再去上访。让我非常痛苦的是，他们极尽折磨我。在前往医院检查的过程之中，他们给我戴上脚镣，从19日16：00一直带到20日近10：00，时间长达18个小时。这脚镣戴得我痛得要死。
24日，丁光明带着一个刑警队人员，到刑事二看提审我。丁光明吓唬我：如果你以后不再上访，现在就可以出去；如果你以后还继续上访，永远都出不去。刑警队人员询问我，可有破坏奥运，我说没有。他就说，如果没有破坏奥运，你就没有事。
自从我被送到看守所之后，警方一直没有查出我的所谓“破坏奥运”的具体情节。可是，即使这样，有关机构及其人员也不放过对我的任何一次能够打击报复的机会。9月7日，杨寨派出所丁光明、赵杰再次恐吓我，说我“职权侵占”。我回答说，我上任村主任后不久，村里所有财务问题都是以村财乡管的名义被赵存信给“收走”了。何来的职权侵占？
这样的质问很是耐人寻味：如果我贪污了那么多钱，我还会这么有勇气、这么不怕死地坚持上访吗？之前查过我职务侵占，可是官方至今为何没有任何确切结论证明我“侵占”属实？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此为名关押我、提审我，这不是整人、不是把人搞疯，那又是干什么?
很荒唐的是，2008年9月24日，看守所所出具的《释放证明书》中如下写道：王凤云因“侵占”，于2008年8月17日被逮捕/拘留，现因监视居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65条之规定，经区局决定，予以释放。
明明开始将我从北京“接”回来、送往看守所的理由是因为“上访”，怎么又变成了“侵权”，这不是整人，是干什么？所谓的“监视居住”，无非就是要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为什么不能上访？为什么不让我上访？我所反映的问题不给切实解决，省信访局出具的意见也不予以真正落实，却只知道一味打击我、迫害我、整死我，这是什么样的政府？这是什么样的党？
在我看来，整个过程都是赵存信一手策划的。可是赵存信不承认，说是宿州市拘留我的。可是，为什么一切的执行、操办都是杨寨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赵存信既做婊子，又树牌坊。他和我娘家哥说，是他“解救”我出来的。其实，这些我都看得很清楚，群众也看得很清楚。
虽然也有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参与了对我的“接访”、“监视”，但是，我也能感觉得到很多人是出于无奈，是迫于赵存信的淫威。他们也并不是从心里面服从赵存信。他们私下里对我说，我们都知道你王凤云没有任何经济问题，可是赵存信不放过你，我们都得听他的。毕竟，他是乡党委书记。就这样，他们也替我鸣不平，都说是赵存信主使的。他们作为办事人员，我也很能理解他们的难处。可见，赵存信在对待我们这些上访人员的问题上是多么的凶猛，多么的残酷！
其实，说我没有任何经济问题，不只是乡里的干部，区里的干部，宿州市的干部，真正知情的，都知道我没有任何经济问题。对于我的遭遇，他们中的不少人都表示同情。有些干部还给予了我不少关心和照顾，我都很是感激他们！
第五，屡次调拨是非，制造干群矛盾。
赵存信还拿出三份材料给我看，其中一份是区纪检的调查报告，说我侵占；一份是北杨寨派出所的材料，但是赵存信却骗我说是宿州市公安局的；还有一份是空白，没有公章的。赵存信还说，这次拘留你，是宿州市信访局秘书长张宏亮的主意，跟他没有关系。于是，赵存信叫我告区政府、告市政府。
我要求赵存信把这几份材料给我，可是他不给。我就说，你不给我材料，我无法相信你说的是真的，那我就告你乡政府。因为，赵存信的目的很清楚，他就是要激化我和区政府、市政府的矛盾，然后替他自己卸责。他以为我们看不懂他的鬼把戏。
阮思余：奥运期间，那你到底有没有去上访？
王凤云：没有。从6月28日以后，我就没有去上访。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北京日月星辰花卉公司上班。你看，我的出勤卡。每天都是全勤。哪里有去上访？！所谓破坏奥运，更是无稽之谈。
访谈后记
每一次面对类似王凤云这样的上访人员，都是一次对中国基层政治的痛彻体验。没有这种切肤之痛的深层体验，仅靠守在书房里，待在办公室里，围在酒桌边，泡在KTV里，恐怕都无法真正认识我们的基层政治及其基层领导人。王凤云经常质疑的就是，为什么上访总是那么难呢？农民维护自己的权益为什么总是这么难呢？我又不是为了我一个人的事，也是这么难？为什么一个乡党委书记赵存信权力那么大，对我们又那么狠呢？
或许这不只是王凤云一个人的质疑，而是代表了许许多多上访者的心声。如此质疑也提醒笔者，必须进一步反思更深层次的国家管治与乡村治理问题：到底该如何正视上访行为及其上访者？这个国家还有没有人管？我们的乡村社会还有没有人管？如果没有人管的话，这个政权会不会被自我击败？如果有人管的话，是不是除了监禁、关押之外，别无他法？乡村治理如何才能建立一个有序、稳健、和谐的管治模式？
最后，“举国体制”办奥运的必然要求就是，一切“干扰”、“破坏”奥运的行为势必被视为洪水猛兽，必先诛杀而快之。对上访人员尤其如此。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上访人员是真正地“干预”了奥运，有多少是真正地“破坏”了奥运？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罪名假汝（奥运）之名？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罪责拜你所赐？诚然，这不是奥运本身之错。错在哪？错在那些善于借用奥运之口整人，尤其是整治上访人员的形形色色的官员；错在那些麻木不仁、视群众为草芥、视上访群众为刁民，尤其是不择手段言必称必须狠狠教训之、甚至彻底消灭之的大大小小的官员。如果奥运之后，我们需要反思的话，恐怕对此的反思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1、阮思余：“300万征地款，至今云归何处？”，三农中国网，
http://www.snzg.cn/article/show.php?itemid-4478/page-1.html。
2、阮思余：“‘我宁愿死也要把官司打下去’——王凤云访谈”，三农中国网，
http://www.snzg.cn/article/show.php?itemid-4479/page-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