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燃油税的问题引起公众热议。如今油价急剧下跌，正是让中国的油价和国际接轨的最好时机。把养路费等等苛捐杂税并入燃油税，也有助于税收制度的理性化，会大幅度降低税收成本。

好的税收制度，不是国家意志对市场的干预，而是国家为市场运行提供的基本架构和服务。这种架构和服务的公正和效率必须基于两个原则：第一，谁消费谁埋单，不能把张三应该支付的费用转嫁到李四的头上；第二，让消费者根据自己担负的实际费用对未来有一个理性的预期。根据这两个原则，在制定燃油税的标准时也应该把排放费考虑其中。

开车要使用公路。如果我们不把公路变成私路、不层层设卡收过路费的话，公路就要用纳税人的钱来建，并且开放使用。开车的人使用公路最多，也最应该支付这笔费用，而不应该让很少使用公路的人纳税修路。所以，把养路费等等算入燃油费中，确实最接近谁消费谁埋单的原则，是合乎市场规律的理性税收措施。这次美国大选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麦凯恩和希拉里一度为了迎合选民而提出“燃油税节日”的设想，想通过暂时免除燃油税来减缓油价上涨对老百姓的冲击。奥巴马则反对，称公路建设和维持的费用就是从燃油税中来的，此税不收，开车的人用了路后谁来埋单呢？对我这个开车少的人来说，奥巴马显然公平些。

其实，开车消耗的并不仅仅是公路，还有许多环境和社会费用。比如，开车造成的空气污染需要治理；空气污染还会使呼吸道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上升，治疗费用非常巨大。这些怎么能让不开车的人交税埋单呢？自《京都议定书》以来，美国以外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开始设定废气排放标准，超过标准要缴钱，低于标准的可以把自己剩余的排放量出售。这便是基于更先进的市场原则：谁排放，谁就为治理这种排放所带来的后果而埋单。

经过今年的石油危机，西方工业国家危机感深重。美国的当选总统奥巴马，也在新经济计划中力挺再生能源。不过，《经济学人》最近发表文章警告：政府对再生能源的财政补贴，常常带来非常大的浪费。比如以阴天不断而出名的德国，却是个太阳能大国。为什么在一个难得见得到太阳的地方大兴太阳能呢？因为大家图的是国家的补贴。这种能源政策，实际上非常没有效率，给国家带来的沉重的财政负担，很难长期维持。

最好的办法，则是对排放收费。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排放污染、导致地球暖化、并间接地引发大量疾病。过去这些费用很难精确地估计。但是，现代国家的技术手段大大提高，已经有进行粗估的条件。如果根据这些估计，将这些费用加在传统能源上，传统能源的成本就会大幅度提高。与此相对，很少有环境和社会消耗的再生能源在价格上就有了市场竞争力。有环境主义者估计，目前的美国的油价是补贴后的油价。解决燃油使用所造成的环境和社会问题都要由其他纳税人来埋单。如果把这些成本都算入，一加仑燃油就应该是十五美元左右（欧洲有些国家已经一度突破十美元），而今年美国油价最高时也不过一加仑四美元多。

这一计算的准确性也许有很多可商榷之处。但是，把排放成本算入后燃油价格会飙涨，则是个不争的事实。可惜，收排放费打击面太大，没有人喜欢，奥巴马大概也不敢在这方面有太大动作，所以美国的燃油市场还是在一个变相补贴的落后体制中运行。

中国在设置燃油税时，应该一步到位地建立一个比美国更为先进、更体现市场规则的体制，让开车的人把自己引发的各种费用如数支付，不要让其他老百姓承担。这种市场机制确立后，消费者才会对未来有个理性的预期。毕竟，买私人车不比买自行车，每月要灌油、要养车。现在油价比美国还低许多、不体现市场的供需关系，排放不收费，等于用变相补贴鼓励大家买车。许多消费者本来不具备买车的经济实力，但远低于市场价格的燃油费用给他们一种自己能消费得起的虚象，也跟着买了车。日后如果油价猛涨（这是燃油价格过低而刺激需求膨胀的必然长期后果）、国家也补贴不起，他们就会守着养不起的车而痛心疾首。

中国在这方面一定要走在美国前面，因为未来的石油危机对中国的冲击比对美国要大得多。今年国际原油价格一度接近每桶150美元的水平，反映了石油供不应求的现实。最近几年，发达国家石油需求实际上略有减少，是中国印度等崛起大国的经济发展推动了油价猛涨。最近几个月油价的急跌，并非石油供需关系一夜之间有了本质性变化，而是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日后一旦世界经济恢复，油价还会上来。而到时候中国恐怕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能源密集型制造业基地、第一大石油消耗国和进口国。如果说迄今为止的石油危机一直是首先打击西方工业国家的话，下一个石油危机则是中国首当其冲。看看历史就知道，这种石油危机肯定会再来，而且每来一次油价都会创记录。而应付这样的危机，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来准备。把排放费加入燃油税中，自然提高了燃油的使用成本，鼓励人们使用再生能源和公共交通。这种最接近市场现实的税收架构，可以不通过大规模国家补贴而鼓励再生能源、公交系统、和节能技术的发展，使中国在未来的石油危机中具有更强的抗打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