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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与西方传统的“多元”文化相反，中国主体文化在源头和流向上是“一元”性质的，“一元”信仰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言行和处事态度中。每一种政治体制背后都有一种渗透国民骨髓的文化支撑着它，支撑中国中央集权和一党执政的文化是中国特有的“一元”、“中庸”、“德治”和“民本”文化。本文揭示“一元”文化与中国政治体制选择的内在关系。
关键词：中央集权；一党执政；一元文化；政治体制
每一种政治体制背后都有一种渗透国民骨髓的文化支撑着它。支撑中国中央集权和一党执政的文化是中国特有的“一元”、“中庸”、“德治”和“民本”文化，而“一元”文化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本文试图剖析“一元”文化与中国政治体制选择的内在关系。
一
与西方传统的“多元”文化相反，中国主体文化在源头和流向上是“一元”性质的，这是中国文化“五经之首”——《易经》的先天规定。《易经》规定“一阴一阳之谓道”而“阳尊阴卑”，然后“天尊地卑乾坤定”，否则“乾坤”就“定”不了。《易经》还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宇宙人间的万事万物都从“一元”太极那里来，然后又归到“一元”太极那里去。一部中国文化史，核心都是讲民生事业如何从“一”极演化出万象，又如何从纷纭万象归到“一”极去；实践中的历史则是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在中国思想史上，力主“一元”文化的主力学派是儒家，儒家认为一个和谐的自然和社会系统必然具有“一”的性质。孟子说：“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认为天生万物，永远只有一个根源。在人事方面，孟子引用孔子的话说：“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又引《诗经》的诗句说：“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孟子·万章上》）《孟子》书中记载，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说“定于一”；梁襄王问“孰能一之？”孟子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礼记》一书也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礼记·曾子问》）“天无二日”是天道，“土无二王”是人道，宇宙人世的最高道理就是“一”，这也是董仲舒总结“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含义之一。
在儒家学派中，对“一元”文化论述最多、最深刻而且影响最深远的是董仲舒。董仲舒学说有一个特点，就是必从“天意”和《春秋》那里找依据。他作为汉代儒家公羊学派的宗师，一生以治《春秋》为主业。他说“春秋，大义之所本也”（《春秋繁露·正贯》），以为“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春秋繁露·俞序》）。董仲舒的社会理想是建立大一统的和谐安定社会，大一统是他所述《春秋》的根本含义。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汉书•董仲舒传》）认为《春秋》最重“元”，“谓一元者，大始也。”（《春秋繁露·玉英》）“元”是大一统的开始，“一”是宇宙的起始和归宿，并且认为“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春秋繁露·重政》），因此他希望汉武帝是圣人，能够成就和建立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功业。
大一统的根本特征是思想统一。中国社会在西汉以前一直动荡不安。东周时期周天子权柄衰落，天下无“共主”，于是战争频仍、生民涂炭。其间战国248年发生大小战争220多次，平均不到两年就爆发一次战争，形势正如孟子所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秦朝统一中国后，“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史记·秦始皇本纪》），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但秦始皇那么强大的武功和法治，并没有使中国社会出现长治久安的局面，秦王朝统治中国才15年，就被农民运动所推翻。究其原因，秦始皇在建立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后本应及时放弃战时的法家思想，而采用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的儒家“一元”思想；但秦始皇没有这样做，相反却焚书坑儒，而终不能解决巩固统一封建国家、建立稳定社会秩序的历史任务。这一历史教训董仲舒是清楚的。代替秦朝而起的汉朝，社会开始并不稳定，因此董仲舒常用类似于“汉兴循而未改”（《汉书•食货志上》的委婉言辞来提醒当朝统治者。社会不稳定的原因是什么？董仲舒认为是“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由于思想理论这个基础不统一，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要实现社会稳定，治
深谙《易经》和《春秋》的董仲舒，深刻认识“一元”文化对治国安邦的重要作用，他在贤良文学对策中向汉武帝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建议，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汉武帝立即采纳这一建议，从此儒学成为官学和最高治国思想，上升到至尊的地位，此后几千年中国主流文化和治国意识形态都是儒学。在人类历史上，好几个文明古国都消亡了，只有中国没有，这主要就是儒学“一家独尊”的作用。
法家历来反对言论教化，因其会使“其君惛于说，其官乱于言”（《商君书·农战》）。但法家没有预想到，如果奉行“一元”文化，言论一律，就可避免君臣惛乱、莫衷一是以及百姓不知所从的情况。只有传承《易经》文化的儒家看到了这一点，并作出一定努力，而董仲舒则最后将大功告成——实现了儒学独尊的局面。董仲舒深知，安定社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必须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这一理论基础要统一，因此他选定儒学作为安邦定国的理论基础。董仲舒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国家政权出发，把握时代脉搏，适应历史发展大趋势，也顺应统治者的需要，从而奠定了和谐稳定的大一统国家不可或缺的根基——思想统一。在这种理想有序、和谐专一的大一统社会中，统治阶级施教化、守等级、行仁政，国家不“与民争利”，君民各得其所，共处于一种和平安定的礼制状态中。中国特殊的文化和历史已经交织成一个规律——历史上所有的社会动乱，都是因为“一元”文化、“一元”政体惨遭破坏；而历史上所有的社会稳定，都是由于“一元”文化、“一元”政体得到有效遵循。
事实上除了儒家，在中国历史上彻悟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天下共主”符合宇宙秩序、天理人情，有利国家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康的哲人还有许多。例如老子就表达过和《易经》同样的思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 “一”统领着“万物”，是“万物”的根基和源泉；万物背阴而向阳，这就是“一”，只有在“一”的趋势中阴阳二气才会互相激荡形成新的和谐体。老子认为世间万物纷纭变化，但始终肇始于一而又终归于一，这是永恒的“道”、永恒的规律。“一元”宇宙观应用在人事上的效果，老子认为是“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老子·三十九章》）墨子曾经建议天子“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管子》一书也说：“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治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治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治也。”（《管子·霸言第二十三》）为什么佛教能够扎根于中国土壤，并诞生出隐晦玄妙、自由无扰的禅宗教派，重要根源之一是它深谙并契合中国的“一元”文化。北宋禅宗大师法远禅师深悟并总结中国的“一元”文化，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君王得一以治天下”，但是“衲僧得一，祸患临身”。禅宗是自由多元的，但它的外在形式不干扰并且支持正统的“一元”文化，不能不说这是禅宗的伟大智慧之一。我想还有一个人间真理，或许古人认为是天理昭彰、不容置疑的而没有说，那就是——如果“一夫而两妻”或“一妻而两夫”，家庭就会大乱，天下就会大战！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一元”文化和“一元”政体从未断续，由此构成人类历史最亮丽迷人的风景。辛亥革命革了皇帝的命，让中国人第一次沉迷于宪政共和的多元政体，以为捡到天上掉下的救国救民灵丹妙药，遂而成立民国。可是紧接着就是军阀混战，理想和平的“民国”被“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战国”取代。华夏大地三十年血战的结果，最终归于现代的“一党制”。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门伟大的政治课，这门政治课只讲了一条伟大的真理：只有“一元”政治才符合中国“一元”文化的国情民意。
二
由于儒家杰出和创造性的历史贡献，《易经》的规定在思想和治国活动中被水乳交融，“一元”信仰便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言行和处事态度中，由此铸就了中国文化的“一元”特质。中国民间有些地方有些人可能信仰多神，但不管信仰多少个神，都一定有一个主神，而主神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中国人赞赏“一元”和反对“多元”的说法很多，如“两智不能相使，两贵不能相临，两辨不能相屈”、“两高不可重，两大不可容，两贵不可双，两势不可同”等，都是反对“多元”的说法，意思就是“一山不容二虎”；如“一人唱而千人和”、“一人言而万民齐”、“一言为重百金轻”、“一言而为天下法”、“一言而可以兴邦”等，都是赞赏“一元”的说法。什么叫“一言”？就是只能有一种治国意识形态，不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言”只能存在于一个统治集团和统治者的头脑中，中国老百姓需要一个独一无二的领导集团和领导人，只要这个领导集团和领导人能够代表其利益，人民就会团结起来齐心奋斗。如果有两个人或两个集团在台上号召群众，甲说“这是对的、那是错的，事情只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乙说“嗯——这是对的，那也不错，事情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台下的老百姓会怎么办？老百姓会立即叫乙滚下来，退出历史舞台。从政治的角度讲，任何政治文化中的统治者都喜欢“一元”，例如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曾经说想要找一个“独臂经济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他请经济学家提出建议时，经济学家们很少有直截了当的“一元”建议，他们总是回答“一方面……另一方面……”。
中国人还用民间歇后语这种精巧通俗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宿命规定、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一元”信仰。如“一百个人当家——不知听谁的”、“一百只兔子拉车——乱了套”、“一国三公——各自为政无所适从”（“一国三公”相当于今天所说“三权分立”）、“一会念刀娃，一会想起妈——一心两头挂”、“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不进不出”、“一只脚踏两只船——左右为难”、“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两兄弟吵分家——各顾各”、“两股道上的车——各行其道”、“两只公鸡打架——互不相让”、“两只风筝一块飞——胡搅蛮缠”、“两只脚塞进一只靴子——寸步难行”，这些都是讲的“多元”不好；如“一条船上的旅客——同舟共济”、“一根灯草点火——一条心”、“一声军号——兵马全到”、“人心齐——泰山移”等，这些都是讲的“一元”最佳。
中国文化历来重“一元”轻“多元”，谈恋爱不能脚踏两只船、结婚不能搞婚外恋，感情要专一不能出轨。这种“感情专一”的“一元”文化表现在政治上，就是“一臣不能事二主、一国不能有二君”。例如今天的国家公务员、执法干警，今天你这个党上台效忠你，明天他那个党上台又效忠他，中国人在感情和习惯上搞不成这个玩意。那些写文章高谈阔论，想把西方多党制搬到中国来的人，他们也搞不成，他们只是纸上谈兵、折腾知识满足那种对西洋多元文化的好奇心而已。20世纪末所谓中国的“民主精英”，即90年代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其欧洲派和美国派准备在纽约搞大联合，谁都想当主席、当部长而“一统天下”，互不想让，结果民主流产，不欢而散。曾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远志明在电视片《神州》解说词中就提出疑问：“即使住在西方民主老巢、从事民主运动的中国人，为什么也搞成了谁也不服谁、扯也扯不清的一锅糊涂粥呢？”一个小丁点的台湾搞多党制就搞得一塌糊涂、乱七八糟。远志明在《神州》解说词中就不胜感慨：“在台湾这个先行一步的地方，人们也在问：在别人家中玩得好好的民主政治，一旦到了中国人手中，却不知怎么搞的，立刻变成了各派山头的生死大对决，这是为什么呢？”中国人——不要说你漂洋过海、流走他乡，即使飞到九霄云外去，和外星人结婚生子，其子孙血管里依然流淌着“四书五经”的血液，这个宿命是改变不了的。我们有时对“多元”文化侃侃而谈，对“一元”文化怨天怨地；可是一接触实际，在我们所反对的文化里边就立即暴露了我们鲜活的存在——我们就正好是我们所反对的东西——这就是宿命。大陆地广人多，如果国家组织有两个或多个政党轮流执政，政见不一、互相诋毁，老百姓就不知道听谁的，就会乱套大乱，其结果必然是动乱衰败，外敌乘机而入，祸国殃民。所以中国优秀的“一元”文化，它只能容纳一个政党执政。那么容纳哪一个政党呢？“一元”要“一”到谁的头上呢？这要由“一元”文化的载体人民来做决定。所以中国的人民意志、人民决定，并非西方的多元文化和多元政治。中国的民间组织、社会组织、国家组织，都只推崇一个至高无上的领导集团和领导人，被推崇和信仰的对象不能有两个或多个。所以中国的政治结构必须是一主一辅或一主多辅，用今天的政体来解释，就是共产党做主，其他党派为辅。所以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这件事，它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选择，一句话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在指导思想、路线方针、基本国策和重大原则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必须保持高度一致，这是“一元”文化在共产党身上产生的政治效应。一方面是承载“一元”文化的中国国民选择了共产党，另一方面是强烈主张“一致”原则的共产党又投合了受“一元”文化熏陶的国民心态——这是“历史必然选择”最深刻的含义。在治国意识形态方面，从根本上讲不是共产党想搞“一言堂”的问题，而是因为宿命规定和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是“一元”文化。处身在“一元”文化中的共产党，它要搞“多言堂”也搞不成；它要搞，“一元”文化就会抛弃它，人民就会抛弃它，让它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本身它没有那么大的力量能够成功执政六十年并将长期执政下去，它的成功是因其属性契合中国主流文化“一元”、“中庸”、“德治”、“民本”的本质要求；就像高楼大厦必须建在适合的基础上才不会倾倒一样，中共政权就建在了中国文化这块坚实的基础上——稳如泰山！
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在全国取得执政地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那一天起，或者再往前自1921年成立那天起，就一直有人否定和致力于打到它，但是始终没有做到。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说“共产党执政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我想把这句话往深一个层次讲，就是——共产党执政是中国特有的“一元”、“中庸”、“德治”、“民本”文化的必然选择。
懂得“一元”文化，懂得“一元”文化选择了共产党的中国国民，就要学会维护“一元”权威。从全国横的方面讲，要维护共产党“一元”领导的权威；从全国纵的方面讲，要维护党中央“一元”领导的权威。从地方、行业和单位的角度讲，要维护地方、行业、单位党组织和行政首脑的“一元”领导权威。如果你总认为真理在自己手中，一味钻牛角尖，没大没小、没老没少，上下不分、尊卑不分，就会破坏一元、破坏和谐，从而制造混乱、制造分裂，导致工作事业弊大于利、得不偿失的后果——这个后果，必然远比没有真理的情况还要糟糕。
（陈嘉珉，2013年6月12日）
陈嘉珉（1958—），黔西南州行政学院教员，价值中国网专栏作者，主要研究周易管理哲学、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经济思想、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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