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唐朝著名诗人孟浩然曾赋诗曰:“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神州大地,江山如此多娇,历史悠久而厚重,千古风流人物,代代不绝。人们常说,虎子出将门,华盖出名儒。诚然,许多横刀立马的大将之子有可能也骁勇善战,许多书香门第亦曾薪尽火传。名人的后代在历史的长河中随时代的变迁而沉浮。聂荣臻的女儿聂力说得好:“将相本无种,女儿当自强。”对于名人的后代们,前辈的是非功过不应成为他们成长的负荷。老者不复返,来者永远新。追着风雨,踏着泥泞,用信念将理想的太阳从心头托起,用毅力的犁铧去耕耘不辍,走向未来,走向光明……
人间正道是沧桑。值此中国记者节即将来临之际,本文介绍的便是享誉中国新闻文艺战线的著名“父子兵”--戈公振与戈宝权,回顾历史、深表怀念。
戈公振
戈宝权是中国现代新闻文化史上不可忽略的人物,他之所以取得显著成就,与其叔父戈公振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戈公振是中国现代新闻出版界的著名人物。1990年,适逢戈公振百岁诞辰,《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文章,标题为《爱国赤字,新闻巨擘》,由此足以说明戈公振的地位。
戈公振,名绍发,宇春霆,东台市人,1890年11月出生在东台城里的一个世代书香之家。自幼聪明,好学上进。1904年就读于东台高等小学堂,毕业时名列榜首。1912年在《东台日报》担任编辑工作。1913年南下上海,在有正书局当学徒,不久因编一本供学生用的习字帖风行一时,被提升为出版部主任》次年,戈被调到《时报》编辑部工作,初任校对、助理编辑,后升任编辑直至总编。前后工作15年,在此期间,他为革新新闻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创办了各种副刊,并于1920年首创了《图画时报》,为中国画报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1921年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成立,戈公振亲任会长。
戈公振在《时报》工作期间,还利用业余时间致力于新闻学理论和新闻史学的研究,编译了《新闻学撮要》一书,受到新闻界的欢迎。从1925年起,他先后在上海国民大学、南方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讲授新闻学,为国家培养了不少新闻人才。他为了研究和编写《中国报学史》,曾花费大量时间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等处埋头苦读,废寝忘餐,查阅大量资料,终于写作完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该书初版后,曾多次重印,日本学者小林保将该书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
戈公振刻苦自学的精神在上海新闻界有口皆碑。1920年前后,他利用晚上的时间到青年宫补习英语,因为他的年龄已30岁,比老师还大,同学们嘲笑他是“八十岁学吹鼓手——不自量”。但他毫不气馁,终于顺利完成了英语学业。后来他到欧美日本各国考察访问时,又自学法语、德语和日语,甚至在40多岁访问苏联期间还学习俄语。几种外语都达到了能阅读和会话的程度。他曾说:“房于是一块砖头、一块砖头造成的,学问是一本书、一本书读成的。”戈公振在学业上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是和他刻苦学习分不开的。
1927年初,他自费出国访问,先后到了西欧的法国、瑞士、德国、意大利、英国等国,后又到美国、日本,考察各国的新闻事业。期间还曾应国际联盟的邀请,出席参加了1927年8月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新闻专家会议和其他会议。
1928年底,戈公振出任《申报》总管理处设计部副主任。1930年又创办了《申报星期画刊》,并亲任主编。
1931年“九·—八”事变后,戈公振的思想发生了极大变化,开始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研究苏联的社会状况,参加了一系列抗日救亡运动,积极投身于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发表了许多呼吁人民大众抗日救亡的文章。1932年“一、二八”凇沪战争爆发后,戈公振参加了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与巴金、丁玲等129人联合签名发表了《中国著作者为日本进攻上海屠杀民众的宣言》。
戈公振在《时报》工作期间,还利用业余时间致力于新闻学理论和新闻史学的研究,编译了《新闻学撮要》一书,受到新闻界的欢迎。从1925年起,他先后在上海国民大学、南方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讲授新闻学,为国家培养了不少新闻人才。他为了研究和编写《中国报学史》,曾花费大量时间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等处埋头苦读,废寝忘餐,查阅大量资料,终于写作完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该书初版后,曾多次重印,日本学者小林保将该书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
戈公振刻苦自学的精神在上海新闻界有口皆碑。1920年前后,他利用晚上的时间到青年宫补习英语,因为他的年龄已30岁,比老师还大,同学们嘲笑他是“八十岁学吹鼓手——不自量”。但他毫不气馁,终于顺利完成了英语学业。后来他到欧美日本各国考察访问时,又自学法语、德语和日语,甚至在40多岁访问苏联期间还学习俄语。几种外语都达到了能阅读和会话的程度。他曾说:“房于是一块砖头、一块砖头造成的,学问是一本书、一本书读成的。”戈公振在学业上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是和他刻苦学习分不开的。
1927年初,他自费出国访问,先后到了西欧的法国、瑞士、德国、意大利、英国等国,后又到美国、日本,考察各国的新闻事业。期间还曾应国际联盟的邀请,出席参加了1927年8月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新闻专家会议和其他会议。
1928年底,戈公振出任《申报》总管理处设计部副主任。1930年又创办了《申报星期画刊》,并亲任主编。
1931年“九·—八”事变后,戈公振的思想发生了极大变化,开始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研究苏联的社会状况,参加了一系列抗日救亡运动,积极投身于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发表了许多呼吁人民大众抗日救亡的文章。1932年“一、二八”凇沪战争爆发后,戈公振参加了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与巴金、丁玲等129人联合签名发表了《中国著作者为日本进攻上海屠杀民众的宣言》。
1932年初,国际联盟派李顿调查团到上海和东北调查日本侵略真相。戈公振以记者的身份,作为由顾维钧率领的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这次调查的全过程。他参加在上海调查日机轰炸上海情况后又随团去东北调查日本侵略情况。他知道去日本占领下的东北有危险,在途经北京时在堂弟戈绍龙处留下一封遗书后,毅然前往东北。代表团一到沈阳,就受到日伪军的恫吓,威胁说:“所有中国方面的随员,均不准踏入‘满洲国’一步,否则予以拘捕,处以极刑。”但戈公振不顾个人危险,先后三次悄然进入沈阳城,甚至冒死到“九·一八”事变发生地点北大营调查日军侵华真相。在他第三次夜进沈阳城内采访时,被日伪军警发现后遭拘捕,经交涉后才得以释放。他回到上悔后,特地为邹韬奋主编的《生恬周刊》撰写了《到东北调查后》一文,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热情赞扬东北义勇军的抗日爱国行动,深得国人的好评。
第二年3月,戈公振又随中国驻苏联大使颜惠庆去莫斯科访问。他被苏联的新局面所吸引,遂决定留在那里,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苏3年中,对莫斯科、列宁格勒以及乌克兰、高加索、乌拉尔一带进行了考察,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写了不少有关苏联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通讯报道,寄回国内报刊发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35年,邹韬奋电邀戈公振回国,准备重新筹办《生恬日报》。10月,戈公振从苏联回到上海。不久,他因身体不适住院,初诊为盲肠炎,于当月22日下午2时病情恶化,不幸去世,享年45岁。
戈公振临终前,曾断断续续地对邹韬奋说:“在俄国有许多朋友劝我不要回国。……国势乖危如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邹韬奋特地写了一篇悼文,追悼他的一片赤子之心。当时爱国老人沈钧儒读了这篇悼文之后,大为感动,挥笔写下了四首慷慨激昂的五言诗,其中第三首是:“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在第三首诗写完后还准备写第四首诗时,竟悲痛得写不下去了,于是连续写了四句“我是中国人”。充分体现了沈老对戈公振爱国精神的敬佩之情。
第二年3月,戈公振又随中国驻苏联大使颜惠庆去莫斯科访问。他被苏联的新局面所吸引,遂决定留在那里,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苏3年中,对莫斯科、列宁格勒以及乌克兰、高加索、乌拉尔一带进行了考察,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写了不少有关苏联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通讯报道,寄回国内报刊发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35年,邹韬奋电邀戈公振回国,准备重新筹办《生恬日报》。10月,戈公振从苏联回到上海。不久,他因身体不适住院,初诊为盲肠炎,于当月22日下午2时病情恶化,不幸去世,享年45岁。
戈公振临终前,曾断断续续地对邹韬奋说:“在俄国有许多朋友劝我不要回国。……国势乖危如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邹韬奋特地写了一篇悼文,追悼他的一片赤子之心。当时爱国老人沈钧儒读了这篇悼文之后,大为感动,挥笔写下了四首慷慨激昂的五言诗,其中第三首是:“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在第三首诗写完后还准备写第四首诗时,竟悲痛得写不下去了,于是连续写了四句“我是中国人”。充分体现了沈老对戈公振爱国精神的敬佩之情。
戈公振从事新闻工作之余,还致力于新闻学理论和中国新闻学的教学与研究,曾先后在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著有《新闻学提要》等专著。其中,《中国报学史》是一部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戈宝权1913年在江苏省东台县出生。早年入上海大厦大学学习,受叔父戈公振启发,加之自己的兴趣爱好,戈宝权对外语学习特别努力,并开始翻译和研究苏俄文学,接近左联文艺团体。
从大厦大学毕业后,戈宝权到上海《时事新报》从事编辑工作。1935年,22岁的戈宝权远赴莫斯科,任天津《大公报》驻苏记者,并兼《新生周报》、《世界知识》、《申报周刊》等国内刊物的特约通讯员。1938年戈宝权从苏联回国后,担任《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编辑和编委,兼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对外联络委员会秘书,中苏文化协会理事及本会翻译委员会委员,《中苏文化》编委。抗战胜利后,他转到上海居住,先后在生活书店和时代出版社编辑部任职,在职期间,他负责编辑《苏联文艺》、《普希金文集》、《高尔基研究书刊》等。
新中国成立后,戈宝权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务员、中苏友好协会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外委会委员。在任中国文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期间,他还担任《译文》、《世界文学》、《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等刊物编委。1975年他又兼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所顾问。
戈宝权的笔名有北辰、苏牧、北泉、葆全等。他的译作很多,主要有:《普希金诗选》、《麻甫琴科诗选》、《唐克诗选》、《马雅可夫斯基诗选》、《恰奇诗选》、《高尔基论文学》等。
翻译之外,戈宝权撰写了不少论著,如《普希金与中国》、《〈阿Q 正传〉在国外》、《契柯夫在中国》、《鲁迅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希腊罗马神话典故》等。
1987年5月,莫斯科大学授予戈宝权名誉博士学位。1988年1月11日苏联文学基金会和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授予戈宝权“普希金文学奖”,以表彰他在翻译、研究、介绍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作品方面的杰出贡献.
戈宝权与女儿戈小丽的"旧照" [ 资料图]
1988年3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授予戈宝权苏联各国人民友谊勋章,以表彰他在加强中苏文化合作和介绍俄罗斯及苏联文学所做出的贡献,同时,也为了庆祝他75睡诞辰。他是继翻译家曹靖华之后,第二个获得这一勋章的中国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