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写道：“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
这个定义值得商榷。社会是什么？社会是有着不同需要、经历、文化、价值观和理想的人，为着各自的短期和长期目标相互冲突或合作、斗争或妥协的场所。冲突、斗争是绝对的、长期的、本质性的、无条件的，合作、妥协是相对的、短期的、现象性的、有条件的。社会本身没有主体性，谈不上去利用什么，也谈不上如何利用，更谈不上去分配什么。社会本身甚至都不是一个客体，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人的思想和见解，才同时具备客体性。所谓研究社会，其实就是研究人及人的相互关系，人的思想文化、主张、见解、爱好。人是唯一有主体性的存在，但人和自然却都具有客体性。人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有主体性的人形成了各种组合：国家、民族、家庭、政党、集团、宗教团体、学术团体、工会、学校、俱乐部等等，以及更广义的组合：社会。如果说这些组合有主体性的话，那么其主体性来自源于形成组合的人，来源于人与人的冲突与合作。同一组合内部不同人的共同特点或要求，形成了该组合的主张、纲领、特性；由于形成组合的人的不断变化，同一组合会重组、裂解或消散；又达成新的妥协，形成新的组合。
因此，所谓“社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一说，首先犯了将社会整体化、拟人化的错误。这是个前提性的错误。因为真正的经济问题恰恰是不同的人和集团争夺资源和生产的支配权。萨氏在下一页承认，“经济生活是由一系列活动所组成的复杂的集团，包括购买、销售、讨价还价、投资和威胁等。”讨价还价是各类经济活动的核心，价格其实是交易双方力量、智慧、耐心、勇气较量的妥协点。在经济学教科书中，价格机制是社会分配机制；而事实上价格机制是力量较量机制，是斗争和妥协的机制。这两种说法看似相近，其实有着本质区别。按照前一种说法，贫富悬殊是社会分配不公，应该怪“社会”；按照后一种说法，贫富悬殊是富者在与贫者的斗争中获胜的结果，是赢家通吃的结果，应该怪富人之贪婪、狡诈和狠毒，应该怪使厚黑之人得以实现赢家通吃的游戏规则。前一种说法使人感到孤立无助，因为社会是没法怪的。社会是天，是上帝，社会分配不公就如同天或上帝分配不公一样。贫者只能仰天长叹：天啊，你为何如此不公？在这种说法下，一部分人就可以借社会的名义掠夺另一部分人，因为富人的所得是社会分配的，并不是富人巧取豪夺得来的。在这种说法下，穷人要么是听天由命，要么是铤而走险。穷人的顺从常常使富人得以更加专横自为，骄奢淫逸，其结果常常逼得穷人铤而走险，双方同归于尽，造成历史周期性地中断。后一种说法不但可以增强穷人在日常经济活动中的斗争性，而且可以对为富不仁者形成道义上的谴责，从而缓和贫富分化，减少刀兵相见、尸骨遍野、文明中断甚至人类灭绝的危险。
由此可见，所谓“社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一说，根本上掩盖了经济活动的本质，美化了弱肉强食的社会秩序。萨氏称：“经济科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理解这些复杂的活动”，然而如此定义的经济科学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可能理解这些活动。
其次，“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分配”使经济学家站在社会之外，就象动物学家“研究蚂蚁群体的活动规律”一样。这表面上是特别客观、公正的态度，事实上却很容易沦为褊狭。道理非常简单，动物学家研究蚂蚁的经费不会来自蚁王或工蚁，可以做到客观公正。而经济学家研究“社会如何分配”的经费却并不来自作为整体的“社会”，而是来自社会中的若干特定群体，例如政府、大学、基金会、公司、媒体等，就很难保持客观公正。那些崇尚客观公正的经济学家常常发现，为大公司、大老板支招、抬轿的经济学家媒体出镜率高，收入丰厚，有很多机会成为政策顾问；而自己却只能十年复十年地坐冷板凳。更有意思的是，冲突的利益集团双方可以分别雇用各自的经济学家搞研究，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却都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事实上，在现代社会，学术特别是经济学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法宝。
因为我们不是蚂蚁，无法理解蚂蚁的行为动机，所以只能靠观察、统计来研究蚂蚁活动规律。然而奇怪的是，经济学家也是人，可以理解人的行为动机，为什么却也只能靠观察统计来研究经济。萨氏总结道：“经济学家采用科学的方法来理解经济生活。包括观察经济事件，利用统计分析，并注重历史记录。”然而，这种“科学的方法”的科学性十分可疑。在这一科学的显微镜下，人的目标、利益、智慧、力量的冲突和较量是看不到的，所能看到的只有现象性的结果。而科学是什么呢？科学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是要从现象深入本质。由于经济学家自外于社会，“自绝于人类”，不去考察人与人冲突与合作的内在原因与外在现象间的关系，也就不可能掌握经济活动的本质和规律，而只能达到一些统计性的、现象性的、充满了例外的“规律”、“法则”。每一只蚂蚁都是相似的，但每一个人却是不同的。蚂蚁的行为是简单的，人的行为是高度复杂的。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象研究蚂蚁社会一样研究人类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自外于社会的社会研究都只能是伪科学。
萨氏认为，经济学的双重主题是稀缺与效率。其论述非常简单，“物品是有限的，而需求却无限。”因此，物品必然是稀缺的。又因此，“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最好地利用其有限的资源”，即效率。然而，物品固然是有限的，对物品的需求却不一定是无限的。对于以拥有更多的物品为荣的社会风尚来说，对于以拥有更多的物品来肯定自己、否定他人从而确认自我的人来说，需求的确是无限的。经过经济学的熏陶和市场经济的体认，千年之交的世界的确充斥了这种标准的“经济人”。然而，人的经济人化本身却是一个历史过程。“经济人”其实也是内心充满了焦虑的人，拥有汽车者想拥有飞机，没有汽车者想拥有汽车。这常常不是因为飞机比汽车舒服快捷，汽车比自行车舒服快捷，而是因为“没有者”在“有者”面前感到自卑，“没有者”仰视、羡慕“有者”；是因为“有者”在“没有者”面前受到尊重，“有者”可以傲视、鄙夷“没有者”。正是基于对这种文化的透视，所以一些智慧者或选择了与人为善的积极态度，或选择了与世无争的消极态度，而其共同点则都是知足常乐，心态平和。这一类人不需要通过拥有更多的物品来确认自我，也就是没有无限膨胀的欲望。正因为如此，所以“经济人”化的过程总是不彻底的，充满着反复的，而且“经济人”的行为中也常常含有非“经济人”成份。
这意味着，无限的欲望其实是文化的产物，而我们今天的文化则是欲望无限的文化。只有在这一前提下，稀缺才有可能是经济学的主题。但是，当我们懂得了无限的欲望其实来自于人的相互否定的话，那么稀缺只是现象，人与人的冲突才是经济学的真正主题。由于人与人的冲突有时候以组合的方式表现，因此在组合内又可以表现出人与人的一定合作，但合作的动力仍然来源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