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志平）
30章 综合知觉理论应用前景（之一）
31章 综合知觉理论应用前景（之二）
32章 综合知觉理论应用前景（之三）
33章 “综合知觉积累”与强国不敌弱国优势
近100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十分迅猛。刚刚过去的上个世纪曾被科学教育界称之为“数字化世纪”。然而，随着对人脑微观物质状态的研究不断深入，也逐步暴露出这些发达国家在新科学领域普遍存在一种必须大幅度调整的思维方法的偏颇。即过分关注各科学领域的理性规则，并且急于在一切领域的现有理性规则基础上实现数字化模型和数字化控制。这样，实际上就忽略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结合的物质高级运动过程中，永远存在着既定的理性规则针对个体人脑所不能、所不应调控的领域。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至今不相信即使人类进入到科学概念可以覆盖所有微观和宏观领域的未来世界，人类个体也不可能摆脱各自“综合知觉积累”的先导作用。
物质世界的高级运动，不仅仅是反映理性规则的“概念系统”可实现控制论目的；与此同时，反映非理性状态的任何事物映象及其相关的综合感觉，也在掌控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运动和发展规律。
作为控制微观领域物质运动技术操作过程的“信息与响应”环节，绝不是理性概念和现有数字化技术的专有范畴。如果不承认这一点，不仅会导致社会大系统功能的紊乱，同时会在探索自然科学中走弯路。美国“大脑图谱联盟”用单纯数字逻辑兴致勃勃历时10年而完成的7000多例人脑微观结构图像，不能揭开人脑功能奥秘就是典型一例。其他领域，也同样存在着对人类理性规则运用偏于主观控制论的过分热情和乐观。
西方人发明的激起全球热情的“博弈论”，也是基于“利己理性人”行为被实现“矩阵数字化”的经济学理论。那么，笔者就想问：当理性智慧与理性智慧博弈时，我们可以按照“博弈论”原则寻求“纳什均衡”规律所表现的行为方式，但如果是理性智慧与非理性感觉博弈时，我们寻求什么规律呢？
在股票市场上，如果有人严格按照市场理性规则与那些单纯凭借“感觉优势”的普通股民博弈一场，他将会“博”得一塌糊涂！遵守既定规则的“理性人”会由此感叹：“简直不可思议！”（2008年加注：
所以，我们在本书前章内容中才需要特别提到培育股票市场的“社会主映象”问题。其道理就是：人的综合知觉拥有可整体驾驭也可整体失控的特征，理性智慧常常需要与感觉优势实现间接博弈，让社会理性培育的“社会主映象”充当民众“主心骨”――充当综合知觉积累的精神统帅，以便把民众各自分散的感觉优势凝聚起来。再如果是非理性感觉与非理性感觉博弈时，我们又寻求什么规律呢？上述这两问，笔者将在其后探讨和寻找其规律性。
这里应该首先提出：如果是单纯的理性智慧一种优势，与兼有理性智慧和感人的非理性人格形象两种优势――他们之间的博弈，究竟会出现几种什么样的格局呢？几种格局的共性特征又是什么呢？
可以这样告诉读者，基于利己理性人的“博弈论”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和数学家想象的“枪手决斗”和“囚徒困境”等游戏故事中演绎出来，并于80年代运用成熟的（请参见本书有关章节中两个故事的祥述）。“博弈论”的英语单词：“Game theory”，意思是“游戏理论”。中译者发现了这种理论的严肃性才译为“博弈论”。
“Game”的含义是指两人以上的群体在确定的规则下所开展的竞技活动。所以，“Game”在英语中的含义很广泛。下棋可称之为“Game”，体育比赛也可称为“Game”，捉迷藏和玩电脑游戏均可称为“Game”。后来，人们发现市场竞争、外交争夺、政治较量等等社会活动也包含了“两人以上的群体在确定的规则下所开展的竞技活动”的“Game”定义，于是，所谓遵守“游戏规则”便成为“博弈论”所主张的国际理念在全球传播。“博弈论”得以成立的关键的理论基石就是“游戏规则”――即参与“Game”者必须共同遵守既定规则。“理性”与“规则”成了上个世纪最流行词汇之一。对他国高举“规则”旗号，对自己实行双重标准也在同一个世纪成了“瘟疫”。
创立“博弈论”的美国政治家、数学家、经济学家其高超的理性智慧是，他们十分懂得和理解“博奕论”有三种用途。
第一个作用是：适用于国家、团队之间的有序竞争，这是应该加以肯定的。尤其适用于游戏规则很简单明确、双方均能高度自觉遵守游戏规则的体育竞技。我们可详细分析雅典奥运会的举重比赛，当对手的实力与我相当时，教练针对对手为自己运动员选择每一轮次的竞技重量，即可决定“博奕矩阵”中的胜算概率。中国在雅典赢得的举重金牌，至少有两枚属于教练决策的成功。
第二个作用是：“博奕论”可以潜移默化地改变经济学家每个个体的思维方式，使其自觉不自觉地把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利己行为，均理解为人世间唯一理性的科学技术行为，逐步轻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那些更具宏观意义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真理。
从我国出版的诸多“博奕论”专著中可以发现，在我国传播博弈论的经济学家们均没有认识到“利己”也有理性利己与非理性利己之分，“利他”也然；更没有认识到理性与非理性之分并非是以“是否利己”为基本界定，而在于利己或利他的实现途径是基于现实的概念系统判断，还是基于自发的综合知觉的响应。可见西方用数字化演绎的人文社会科学，同时也在以技术手段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对此，既不要拒绝，也需要鉴别。
其实，过分迷信和崇拜获得诺奖的经济学成果，大不必要。因为，奠定美国200多年发展成就的主因，是这个民族一贯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利己务实政策”，科技所增强的国力不过是伴生而来的。我们只认为，政府的务实政策可以增强科技实力和科研成效；绝不能反逻辑判断：增强科技实力可以带来政府的务实成果。看看美国历史：所有外交、经济、战争等行为均包含着一个核心内容：“务实”。它的全部对内对外国策，均在服从争夺国际人才、争夺国际市场、满足本国利益的目的。人权攻势也好，战争手段也好，推崇规则也好，强调惯例也好，都是为了务实。只对全球有利而对本国无利的事，美国不会干。
以不久前发生的伊拉克战争为例，美国政府在战前准备阶段所完成的一项极为务实的策略是：在伊拉克收买了大批提供军事打击目标信号的“内线”，所付出的美金比投下的激光导弹价值多两倍。而美国对外宣传则只突出“精确制导”的激光技术，似乎战争的“确定性”只有科学手段和技术规则，没有别的。为什么“内情”是两样，对外形象却只有一样？答案是：务实！既要达到争夺市场的目的，也要达到吸引各国人才的目的；既要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也要达到科技讹诈的全球战略目标。
2003年人们又发现：当我们正在那里规规矩矩地按照美国人发明的现代经济学不停地增加美元储备以增强国力时，美国则一反常态，改写了美元坚挺100余年的历史大前提，他们用国会银行家议员资助的各种“基金”大量收购欧元，导致美元比价狂泻，欧元暴涨不停。损失最大的是美元储备最多的国家。（2008年加注：本书于数年前的上述判断，已经被近几年的国际货币大幅度贬值反复证实。而且，对受害国所造成的经济灾难是多方面的。）
如果我们轻视用哲学智慧统帅那些精制美妙的“现代科技手段”，如果我们只顾崇拜和钻进那些数字化模型里精雕细刻，我们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也不可能实现海峡两岸归一统的宏伟目标。任何科技手段和技术创新都要依靠既定的、设定的前提条件才能产生技术效用。离开了既定的、设定的前提条件，一切先进技术均可能陷入无效或劳而无功。而哲学，作为囊括所有科技概念和物质运动最高范畴的方法论，它的智慧，就是时刻守望着大前提不要改变，及时发现大前提需要改变，超前预测大前提必然改变，准确把握大前提已经被改变的大智慧和大创造。
当经济学迷恋理性规则时，哲学则有责任和使命告诉经济学家，人类的非理性状态也是经济学的大前提。当生命科学庆贺DNA图谱完工时，哲学则有义务和宗旨告诉世人，RNA也是高级动物的大前提，生命科学的使命远未结束。当人们过分崇拜发达国家的激光导弹时，哲学则有智慧和才能告诉国人，相比科技实力更难以战胜的是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伊拉克之战如果没有“本国线人的及时报”，多数激光制导都会命中虚假目标。没有哲学的辩证方法论，所有确定性的先进技术都将面临着不确定的风云诡变。
第三个作用是：美国高层精英经过千百次实验总结，已经看到游戏规则相同而竞争实力不同的国家和企业，一定会产生各自心理平衡、其实并不均衡的“双赢”结果。为了把遵守游戏规则这一核心理念推广到世界各国，美国政府不惜以武力为代价惩罚那些不讲规则的“流氓国家”，目的是希望“领导”着全球各国均走上一种发达国家所希望的“国际社会新秩序”。
应该承认，“博弈论”的最高科研成果是它发现了博弈双方作为“利己理性人”的行为原则，即：双方必须采取折衷或双赢的“纳什均衡”思维方式和行为策略，这就是理性智慧之间博弈的结果。但是，正如笔者在上面提问中所质疑的：人类社会的各种“游戏”难道只限于理性与理性之间的博弈？如果是完全理性智慧与崇高感人的人格形象兼理性智慧的博弈，则会演绎出一场绝无“纳什均衡”结果的“理性困境”的故事，这是基于理性人的“博弈论”无法解释的出人意料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现象。透彻分析和辨析这一科学问题并不是难事，我们完全可以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开展类似于下面条件下的一场生动实验。
实验课题（NO：16）人的理性判断能力能不能超指数表现？
假设：以河南刘庄为实验基地，选定美国的小布什与中国的史来贺共同竞争刘庄集体经济开发集团“董事长”的岗位。小布什在刘庄村民们面前，他只能代表拥有高度理性智慧的竞选人，史来贺则代表既有明确的理性目标也在民众综合知觉中拥有感人的人格形象的竞选人。这是一场高度理性智慧与理性头脑兼优秀人格形象两者间的“博弈”实验。
研究表明，这场“博弈”可以出现4种格局。
1．理智的小布什明白自己在刘庄的群众基础较差，与村民缺少血肉联系，他决定运用自己过人的智谋，把这场由村民选票多少决胜负的竞争变成与史来贺之间的单独较量，即：通过外交手段，来争取有民众基础的史来贺站在他一边，并且出面说服村民相信小布什。从理论上讲，这种格局是可能出现的。但是，此一途径又同时表明真正的主动权实际上操在史来贺手中，他可以答应对手的条件，也可以完全不答应。在这里，小布什的理性智慧，其实是希望通过对手的让步来使自己摆脱困境。
2．理性智慧高超的小布什决定启动第二套竞选方案，他提出了能给予村民带来更多“实惠”的村办企业发展计划。假设这张专属于理性人的“王牌”确实打动了不少村民的心。但是，史来贺也有同样的理性智慧，他竞争演说中会出现针锋相对的概念系统判断，告诉村民们：“小布什将给大家带来的实惠，不过是写在纸上的，他能不能一心想着刘庄的父老乡亲，我们并没有真凭实据。”这同样是一张“王牌”！
竞选对手的博弈，都免不了要不断启动否定对方优势的一套又一套“概念系统”，这必然导致民众的理性判断能力逐渐衰减。人们理性判断能力伴随概念判断复杂系数的增长而衰减的定律，其数据分析实验，笔者想恭请获得过诺贝尔大奖的美国行为经济学家和实验心理学家具体测算（美国喜欢诺奖，那就算好再拿一个）――可能博弈双方每增加一套针锋相对的概念系统，倾向博弈各方的民众理性判断能力就会下降10－20个百分点。结果剩下来的判断能力只有综合知觉中的感觉优势。也可以说，所有建立在复杂的理性程序上的西方竞选制度，对多数民众来说，选举某人或不选举某人并非是理性结果。
这种判断，可能使美国选举制度的崇拜者感到有点头晕。“我们完善和发展了200年的选举制度，程序是理智的，机制是科学的！”是，不否认基于严格概念系统的所有判断都是“科学”。但是，程序太复杂就不科学了（物极必反），概念判断太复杂就会导致多数民众的直觉响应――摆脱以概念为主导的逻辑思维，直接用各自的感觉优势去亲密链接社会“主映象”。
人类的两种记忆积累所造就的人性和人脑功能的互动规律，难道不比只承认理性的概念系统判断一种功能的经济学、管理学更科学？任何人的理智都有“理性极限”。即人们判断同一问题的概念系统的复杂程度如果超过一定的指数，就会丧失理性判断能力，冷静的人暂时放弃思考，而多数人则转入直觉响应。基于理性人智慧的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如果不考虑“理性极限”问题，那么这种“科学智慧”随时可以在解决现实问题时陷入困境。你不可能把民众的民主权利也交给电脑去运算，甚至因为电脑可以超越人类“理性极限”而让民众连举手表决的资格都没有。如果“科学技术”可以吃掉人民的权力，人类“理性规则”也就走上了死亡绝路。
人脑微观物质运动领域存在着生化物质形态的概念积累，不可实现超指数复杂链接响应的“理性极限”原则，同时决定了社会发展规律也不可超越宏观运行规则的“理性极限”。这个极限的人权界限是：任何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均不能以极端理性原则无视人脑以相关“主映象”为核心的综合知觉的优势响应条件。越是科学技术发达、理性规则繁多的时代，人类综合知觉中的感觉优势和情感响应条件越是会自发地去争夺基本的人性空间。
所以，当小布什能带来“更多实惠”的概念系统，被史来贺用其他概念系统否认，且不能使刘庄村民有一个明确的逻辑定论，也不能使村民链接大脑记忆中的“社会主映象”对小布什产生感觉优势时，他的高超的理性智慧在史来贺的人格形象与民众之间的血肉情感联系面前，仍然是一种弱势、一种困境。
3．小布什看到了改善刘庄村民综合知觉响应条件的重要性，他拿出第三套竞选方案――即像在他本国竞选总统一样，尽量在竞选期间表现自己的亲民形象。在三个月竞选中，几乎挨家挨户学雷锋做好事，以此来感染人和感召人。人们看到小布什亲自为一位80多岁的孤寡老人种菜。并且积极宣传：“将来美国政府也要修好自己的‘亲情’形象，不必用同一个理性规则与第三世界穷国争‘双赢’，而要无私关怀弱势群体。”
但是，村民中却有许多人认为，“你这会儿才想起了我们老百姓，不竞选‘董事长’那会儿，你干嘛不跟雷锋一个样。”可以发现，小布什以竞选目的所表现的亲民形象仍然是一种可以被村民“计算”出来的理性目标。同样的表现却缺乏像史来贺一样的长期一贯的高尚、深厚的人格基础和情感基础。如果被史来贺在竞选演说中用概念判断明确指出：“布什先生，美国ＭＰＡ教材上提到的那位卫生局长，当其履行值班员职责时，必须像办事员一样只身抵达现场为市民服务。这并不能说明他本人也把市民当亲人，而只能说明他害怕不履行当日职责会丢掉饭碗！同样，你在本次竞选中的表现也与你在刘庄的饭碗有关，你的做法，目标并不长远。”于是，小布什在竞选期间开展的“三个月学雷锋活动”将会徒劳。还是无法摆脱困境。
4．第四种可能出现的对局是：小布什一切顺其自然，刘庄村民你爱咋选就咋选，不去做无谓努力。如果这样，输得更惨，依然在困境中。
上述，不过是一次假设的“理论实验”。它的客观性在于：这种实验，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均可比照同类条件实施。我们把这种博弈简称为：理性困境。以提醒人类不必把获得诺贝尔大奖的“博弈论”看得分量太重。上述博弈显示的是“小布什”在此过程中的几乎所有困境选择结果，都是困境。这里，也有“囚徒如何选择”的问题，但结果都是一样。
“理性困境”的故事至少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人类的理性规则不可能完全控制国际社会秩序。各国政府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执政形象搞好，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实力去赢得遵循共同规则的国际竞争。而类似阿富汗“塔利班”政府、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惨败，其主要原因不是这些国家首先破坏了别人的游戏规则，而是政府自身形象在民众综合知觉中失去了优势响应条件。如果是面对一个既有明确的理性目标原则，又有良好的形象感召力的政府，任何实力超强的对手前来与之博弈，都将陷入“理性困境”之中。
国家的理性目标能否最大限度实现，以及政府在民众综合知觉能否形成“亲情”如一的感觉优势，两者，均能分别或共同决定这个国家的发展前途和发展方向。西方的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仅仅以人类现有的“概念系统积累”为理论根据是不够科学的。实际上，各国至今尚未高度重视的人脑“综合知觉积累”也在决定未来经济学、管理学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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