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离岸之痛   透视招商政策瓶颈
文/李罡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离岸金融中心异军突起，在国际资金流动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去年，英属维尔京群岛、西萨摩亚和开曼群岛分别成为中国大陆第2、第8和第9大外资来源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关键是“返程投资”回流国内的问题。
所谓“返程投资”就是在国外成立空壳公司，注入资金，将本来属于自己的资金摇身一变为“外资”再“投入”国内经营，说白了就是将内资变外资以外资的形式捞取外资企业待遇的一种投机经营方式。据非官方统计，在这些离岸金融中心注册的中国离岸公司已数以万计。目前正在进行“外资化”的民企中，有数百家还是国内优质民营企业。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认为，中国“返程投资”规模已占中国对外发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规模的26％至54％，平均规模已经达到了40％。即使按国内学者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看法，“返程投资”也已占中国每年吸引外资比重的三分之一。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民企“外资化”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行投融资体制、内外资双重税制改革滞后的一种逃避。民营企业之所以产生外资化的强烈冲动，很大程度上是受外企一直享有“超国民待遇”促就的，外资企业除了“三减两免半”等所得税优惠外，在银行贷款、市场准入等方面也具有一定优势政策的诱惑。在同等经营水平下，民企变身“外资”后，可以通过这些优惠政策获得更多的利益。但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许多行业、产业都逐步放开，内外资企业之间竞争越来越明显，问题自然就暴露出来了。其最终结果是税收差异导致竞争上的不平等，外资企业可以通过各种避税手段转移利润。
这种状况，有悖于最基本的平等原则，也不符合世贸组织倡导的自由贸易和平等竞争原则。海外买壳上市、反向兼并中国大陆或大陆之外的企业法人，然后由壳公司实现再融资。民营企业在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双重夹击之下，通过外资化的途径来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钻的是政策空子，暴露的却是市场秩序不正常的一面。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离岸金融中心又被外界称为资本黑洞，它吸引大量国内资金移向海外。中国大陆的一些腐败官员和民营企业，利用离岸中心的便利条件，把国有资产和国内资金非法转移到国外。这种现象可能加剧中国“外资”的过度流入，这些资金回流可严重干扰中国银行目前遏制信贷资金规模增长的货币政策。最终使资本项目管制失灵、国际收支失衡。而且由于其境外公司不受国内法律约束，企业所有者可以通过境外壳公司随时随地处置境内资产，将导致国民财富大量流失。此外，在目前的税收管理体制下，民企“外资化”还容易造成税收流失。在“返程投资”中，企业股东在将其境内权益转让给离岸壳公司时，常常蓄意隐瞒巨额股权转让的溢价收入，偷逃个人所得税。
30年来，中国保持了近10%的年经济增长率，国家GDP总量由1978年的3600多亿元增至2007年的246619亿元,国家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1000多亿元激增到2007年的51304.03亿元, 翻了68.6倍。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了近100倍,城乡居民储蓄增长了700多倍。改革开放使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全国总体上进入了小康社会。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不应该忽视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外资在经济刚刚起步、没有实力进行技术研发的阶段积极引进外资是很有必要的，但遗憾的是我们在以往招商引资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所致，没有引到对方的核心技术，现在我们的国力增强了，应该侧重研发环节。才能摆脱目前核心竞争力高科技产品被国外垄断的局面。
在“最放心手机品牌”统计中，以摩托罗拉、诺基亚为代表的11家洋品牌共获得了85％的投票，而在“最不放心品牌”的投票统计中，国货获得高达72％的投票。2007年国货手机的市场份额已降到31%。如今，国货只能与山寨机一起混迹于电视购物了。原因就是国产品牌没有核心竞争力，科技如此，服务业的投诉国内也明显高于国际公司，因此，我们应该好好审视反思一下我们的市场机制问题。    
“目前，国际啤酒巨头已把中国啤酒企业和市场瓜分得差不多了；可口可乐公司通过品牌战略，已使其饮料、浓缩液在我国市场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宝洁公司在中国的公司除上海沙宣是合资企业外，其余9家已全部独资；欧莱雅只用50天就整合了中国护肤品牌‘小护士’；我国大型超市的80％以上已被跨国公司纳入囊中。近年来，跨国公司已开始大举进军我国大型制造业，并购重点直奔我国工程机械业、电器业等领域的骨干企业、龙头企业。”现在汇源也被可口可乐公司收购了，大的民营企业陆续的被收购，我国28个产业，有21个被达能这样的外资控制。这些庞大的资本不仅控制了企业的生产环节，同时也控制了流通环节，现代流通控制着市场、决定着生产、影响着金融。一国的流通主渠道就是其高速公路，谁掌握了它就相当于掌握了整个经济命脉。这场竞争也决非简单的争夺市场份额和企业利润，其核心是国家利益的战略竞争。更重要的是外资也控制了资本运作、金融服务环节，使这些被控制的企业大部分利润被外国公司拿走。外商投资企业在国内市场上逐渐显露出强大的竞争优势。它们凭借雄厚的资金、技术实力和中国政府的优惠政策，采取“先占市场再寻求最大利润”的策略，尤其是世界知名跨国零售巨头都已经大踏步地进入了中国市场，并以惊人的速度完成着跑马圈地的进程，其速度、深度大大超过了入世承诺和我们的想象。目前80%以上的大型超级市场已经被外资占据。集中力量于流通领域，强力挤占中国市场，甚至导致对国内某些领域的垄断，严重影响了中国企业的健康发展。
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的总价为196.5亿港元。在并购中，跨国公司的优势地位，看似令人满意的价格后面，往往是以品牌的消亡、技术的严格控制、销售渠道和资源的被充分占据为代价的。在投资上付出很少的成本却收获了很大的利润，这些全球跨国企业一步步把所有有规模的中国企业逐步外资化。
目前外资企业之所以在中国的大规模并购不断上演，除了外资企业自身的利益驱动之外，还有一个因素是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强调GDP和引资额，引进外资，这种方式没有前期研发，见效来得比较快。虽然，外资并购有利于地方政府目标的实现，但外资所追求的垄断化和独资化却必然对民族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损害，尤其是那种在资本、技术和品牌层面全面压制中国企业的掠夺式并购，危害更大。
对于这些危害，我国应该坚决制止任何试图垄断中国市场的恶意并购。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德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导致收购方产生或强化市场垄断地位的并购行为。加拿大规定，超过两亿美元的并购协议必须经过政府批准后方可生效。美国政府和国会对外国并购更是层层把关、多道设防。
“如果听任跨国公司的恶意并购自由发展，中国民族工业的自主品牌和创新能力将逐步消失，国内龙头企业的核心部分、关键技术和高附加值就可能完全被跨国公司所控制，甚至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体——我国一大批骨干企业也将不复存在。在国际产业分工的总体格局中，我们就只能充当打工者的角色。”
据有关方面调查研究显示，由于存在大量的税收优惠、税法方面的漏洞以及税收征管过程中的种种不足，外资企业的税收流失现象极为普遍。但因为许多税收流失方式如偷税、避税等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不确定性,相关数据和资料的获取与测算十分困难,要想准确地测估出外资企业的税收流失规模,客观上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实际情况是，多数外资企业一方面连年亏损，另一方面却不断追加投资，扩大经营规模，许多亏损的外资企业的投资增长率近几年平均每年都达到了30%—40%。外资企业的“长亏不倒”，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法则和企业经营的常规，这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说明不少外商投资企业存在偷逃税或避税行为。外资企业的这种假“亏损”、“零利润”不仅使合营、合作企业中的中方利益受损，更使国家税收流失严重。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外资企业每年至少有几千亿元的税金未能入库，给中国经济安全造成严重危害。
这种危害主要体现在国际游资大规模内流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升值压力，也严重干扰遏制信贷规模过快增长的货币政策。二是产生潜在金融风险。有的企业为扩大融资规模而又不提高贷款利率，就借助离岸公司将真实负债水平隐瞒；还有利用离岸金融中心对离岸公司的免税待遇，就可以低成本虚增经营业绩。这对于国内而言，在税收、就业和金融服务方面，都是一种损失，部分国有资本也通过这种形式流失掉了。
我国招商希望通过引资来提高民族工业的技术、管理水平的想法是正确的,但也有一定局限性，这是由外资企业和跨国公司的性质决定的。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投资是服从其全球化生产战略的,在不同比较优势的国家或地区分工有所不同。同时，跨国公司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国内企业只是一味地引进、模仿别人的东西，甚至形成“只要是国外的东西就是先进的、好的”的观念，从而逐步丧失了自主开发创新能力。
以中国汽车产业发展为例，现在的汽车合资企业虽然股份方面我们占多数，但是核心技术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在此，中国出让了大量的市场份额，却没有在付出较大的市场代价的同时获得所需的技术，中国在借助FDI成为制造大国的同时，距“以市场换技术”成为制造强国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但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将消耗大量不能进口或不可再生的资源。跨国公司的投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势必将劳动密集、自然资源密集、污染密集的产业移入中国，最终加重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随着外企的蜂拥，外企已经开始大规模占有中国某些市场领域，使得行业垄断变得越来越严重。接触外企感到的文化是外国的，员工姓名到工作方式到交流全部是西方文化。某些外企甚至明文规定内部不得使用中文。也造就了社会上的外来文化越来越占有强势地位。尤其一些地方政府及领导盲目追求招商引资的“政绩”，重引资数量而忽视引资质量。
因此，要从根源上解决民企“外资化”现象，不能强制采取措施，强制措施治标不治本，一旦政策有风吹草动，外资就会及时撤走，形成恶性循环。要想解决就必须从消除体制性障碍入手，从招商、投融资、税收、审批、土地等方面，着力解决企业税赋不公的问题，营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有序放开国内资本市场，使资本市场尽快回归其配置资源、价值发现的本来功能，让民营企业在国内也有同样的发展空间，给国有、外资、民企等各种不同经济主体以机会均等和起点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