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古老而伟大的民族。举凡中国人，自古以来，无不依据公孙轩辕“涿鹿奋战”、“吾华肇造”的历史事实，尊黄帝为开创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赫赫始祖”，而自称黄帝裔胄。并且，世世代代，又莫不以此引为自豪，不断地激励自己不忘祖宗，牢记国家，团结一致，抵御外侮，反对分裂，维护统一，奋发图强，振奋兴华夏的强烈民族精神！

 

但是，现在谈到轩辕黄帝的史事、遗迹、则存在不少不确、谬误，甚至涉于神怪之处，难于使人尽信。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轩辕黄帝生活、战斗的时期，距今约有四千六七百年的漫长历史。其时用以记录语言、事物的文字尚未完全形成，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也还只能靠人们口耳相传。我们现在所知的一些远古史事，其资料都是后人依据这些历史传说进行记录整理的。且其最原始史事记述资料，在漫长的历史中也多有散失。更何况，经过秦火，使本已奇缺的古史料之存，亦如九牛一毛了。

 

二、古代的典籍，是用笔写在竹简上的。那种困难的客观条件，不仅决定了史事记述的简略，而且，其简册自然也不会很多。在传抄过程中，文字难免产生脱误，在保存的过程中，由于束简纬绳的损坏，也会导致文字的缺乱。这就是说，即使是占有了现存的全部零星古史料，如果不加分析研究地引用和解释，也难免产生违背历史事实的错误之说。

 

三、原始社会的人们，其思维活动是受那个历史条件下的客观认识所制约的。那时候的人们，不能像今天这样，应用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来研究人类社会及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做出比较科学的解释。而自然界有许多现象和变化，是非人力所能为、而又大大超出人力之上的。于是，原始人类便会自然而然地推想有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精灵，在支配着各种变化莫测的自然现象，这就形成了万物有灵的思维模式。他们认为这种精灵看不见、摸不着、在天为神灵，在地为鬼怪。由是，神话、仙话、志怪之说便得以产生并流行。原始人类依据自己的原始思维方式还会认为，人、神、鬼、怪是可以相互交往、并存在于一起的。故，古人记述史事，也难以完全脱开此种影响，特别是自夏禹搞“神道设教”、汉代以来崇信神鬼的“愚民”之治，人为地神化历史之风便风靡于世。于是，便产生了史事间有神话、神话中杂有史事的现象。

 

四、远古的人们自然也不甘屈服于“神”、“鬼”的摆布，他们幻想用什么方法来预测未来祸福的产生，好进行防范、避免受害。乃至更想用什么办法来制止一些神鬼之类对于人们的危害。这样，巫卜之术便得以产生并盛行开来。此种情况，在人类的历史上，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曾经有过，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无例外。如此，古人的巫卜活动以及记录此种活动的书籍，又往往引古史事为例。这就又使本已搀杂了神怪之说的古史事产生变易，染上一些巫卜色彩。《归藏》、《山海经》就是此类例证。因而，研究历史的学者，说《山海经》为史书；研究历史地理的学者，言其为古地理著作；研究神话的袁珂先生，则力排众议，将其视为中国神话传说的重要典籍；鲁迅先生认为它是“古之巫书”；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它为“小说之最古者”；虽然《山海经》所记古史不少，而且准确。但是，述史态度慎重的太史公司马迁则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

 

五、历史是在事物的不断变化中发展进步的，人们在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以及对事物的称谓等方面，亦都是不断地变化着的。所以，越是比较原始的史事记载，越是历史较久的典籍，其文字就会古奥难解，读之如读天书。如此，不了解原始社会的历史状况，不了解原始社会人们的思维方式，不了解社会思想理论的历史嬗变等等，而对古史料作望文生义的引用和解说，也就是产生误解、误释、误传、误信历史的重要原因之一。

 

六、发生在祖国大地上的古代历史事件，是同古代地名以及这些地方的地形、物产、遗址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越久远，其遗址、遗迹的毁坏程度就越大，乃至荡然无存；而其历史地名亦多有变易，至于其遗址所在地的行政历史沿革，则更是复杂。各代的历史地理著作，又多是以成书之时的地名、行政区划所属而记载。倘若述史、释地对这一切不进行周到详实的研究、考证、实地调查、并结合文物考古进行研究，就往往会出现差错而浑然不觉。这种情况又反过来直接影响到史事解释的真实性、准确性、可信性……

 

正是由于存在着以上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这就造成了人们对于轩辕黄帝历史事迹许多说法不一的情况。比如：

《史记·五帝本纪》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那么，“涿鹿之野”到底是现在的什么地方呢？东汉的经学家服虔说：“涿鹿，山名。在涿郡。”三国魏之张晏，是中山人，因其出生地距涿鹿、涿郡都很近，了解实际情况，就说：“涿鹿在上谷（郡）。”南朝宋人裴骃为《史记》作《集解》注，以南人言北地，对此不甚清楚，就同时将服虔、张晏的两种不同说法并录存疑，自己不加任何评说。到了唐朝，司马贞为《史记》作《索隐》注，就对服虔之误作了纠正。他说：“（涿鹿）或作浊鹿，古今字异耳，按《地理志》上谷（郡）有涿鹿县，然则服虔云在涿郡者，误也。”按理，这场本也不大的笔墨官司到此就该结束了，可谁知，唐朝之后，这个涿鹿之野的所在之争，却越演越烈，一直延续到现代还是不肯罢休！涿县的王畅先后在《“涿”字之谜》、《涿水·督亢·蚩尤坟》、《释“涿”》等文章中，连续进行“学术考证”，说：“涿县古为涿鹿之野”并建议今后的字、词类书，对“涿”字应该按照他的“考证”进行诠释；李一氓在《试释汉族》一文中，认为“涿鹿之野，地在今河北宣化”；而吕思勉先生在其著《先秦史》中，则言正确的历史记载为“附会”，主张古涿鹿应在今江苏省……

 

《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晋太康地理志》说：“涿鹿城东一里有阪泉”；北宋的沈括则在《梦溪笔谈·辨证一》中说：“解州盐泽……卤色正赤，在阪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今之《辞海》释阪泉一名，难察孰真孰伪，只好将以上两说并列，云：“其地今有数说：一说在今河北涿鹿东南。……一说在今山西运城盐池附近。”所谓“数说”者，当然就不止是这两说。范文澜、翦伯赞、郑天挺等，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中，说阪泉在今河北怀来县；而清代编辑、刊刻的《纲鉴摘言补注》一书中，又言之凿凿，称阪泉在保定！到底在保定的什么地方？书中未说，大约这是指古莲花池而言的吧？

 

《史记·五帝本纪》曰：“黄帝崩，葬桥山”。桥山在哪里？现在的人们都知道陕西省黄陵县有“桥山黄帝陵”。但这处“桥山”到底真假呢？这就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谜团！对此，已有很多史、地学研究者著文言其为伪。如：吕思勉斥之为：依“明明不经之语，偏能引地理以实之，真俗所谓信口河者也……悠悠之说，遂成故实，史事不实，可胜慨乎？”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王北辰，在1983年第1期《地名知识》上发表的《桥山黄帝陵考辨》一文中，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今陕西省黄陵县北之“桥山黄帝陵”，实为附会出来的产物。那么，真正的桥山又在何处？王北辰说在今陕北靖边县红柳河北岸。王北辰对桥山黄帝陵的考证，是有其一定的功绩的，但他只是纠正了宋朝王钦若，唐代李泰、萧德言，北齐魏收等附会历史、搬迁大山的错误，而将桥山纠回到了班固撰写《前汉书·地理志》时故意笔迁的“桥山”所指处，并未能纠正回到桥山的真正所在……

 

大山为什么能搬来迁去？泉水为什么飘忽不定？一处历史地名为什么要几迁“户籍”？这些历史上造成的悬案，无疑就构成了一个个历史之谜。但是，这在轩辕黄帝的有关史事记载和解释之中，还远不为奇、为怪。因为，比这更加离奇古怪得令人咋舌之事，实在是太多了！如《龙鱼河图》说：“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述异记》讲：“（蚩尤）人身牛蹄，四目六手……头有角”；《吕氏春秋·先识》言：“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路史·后记四·蚩尤传》注：“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为贪虐者之戒”；《山海经·海外西经》有“轩辕之国……人面蛇身”、“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等文字，史学家们还未就此作出较为一致而又确切可信的解释。研究神话的袁珂先生，在《山海经校注》中说，黄帝亦当作人面蛇神形貌；古籍中或有“黄帝四面”之文，袁先生就说黄帝长有四张脸；古籍中有言黄帝长寿的，汉代方士编造了黄帝乘龙升天的神话故事，高增安先生在1981年第11期《人民画报》配发陕西“黄帝陵”照片之文中，谈陕西黄帝陵之由来就讲：“黄帝一百一十岁时，在荆山炼铜铸鼎，鼎成之日，天空降下一条黄龙传旨天帝召黄帝归天，黄帝骑上黄龙，群臣闻讯跟随者七千余人，黄龙腾空飞到陕西中部上空，落在桥山，这时黄帝和大臣们诀别。黄龙再度腾空跃入云端，黄帝离开人间”；同一年的第四期《文史哲》上发表了张维华先生一篇《释“黄老”之称》的文章，说：“龙是传说中的神物，未有见者。乘之升天，纯是幻想。”所以，张维华先生由此而断言：“黄帝是原本无其人，无其事”的……

 

您瞧！在有关于轩辕黄帝史事的记载和解释上，真可谓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对此，谁都会很自然地提出各种疑问：蚩尤为什么会有兄弟八十一人之多？他为什么会是四目六手、人身牛蹄、头上长角的怪物？蚩尤是否真的吃人？轩辕黄帝为什么会是蛇身人首、长着四张脸的怪样子？黄帝到底是人还是神？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一种能够腾云驾雾的龙？如果没有龙，为什么我们的报纸、杂志又讲我们中国是龙的国度，就连我们自己也说是龙的传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轩辕黄帝到底有无其人、其事？若历史上没有黄帝其人，是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先人在很早以前，就对自己的文明历史问题向壁虚构以骗人？

 

我们，既然自称为黄帝的子孙，又是历史唯物主义者，那就理应对此做出既符合历史之真实，又符合科学之道理的肯定性解释才是。不然，我们又如何谈自己的祖先？又如何论自己的古老文明历史？假如，有上那么一位好事而又刁钻的外国人，持《人民画服》翻开《黄帝陵》一文问我们：“黄帝究竟是人还是神？是人，何以能够乘‘龙’升天？是神，又怎么能够成为你们的文明始祖？”如此，我们该将何言以对？即便是拿了《释“黄老”之称》一文来问我们：“你们中国人都说自己是黄帝的子孙，可是你们的学者经过考证，说‘黄帝是原本无其人、无其事’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若是，我们被问的同胞，大概也是要出一头大汗、费一番唇舌的！

 

我们中国之大，人才之多，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是很了不起的。为什么长期以来，连我们的“赫赫始祖”轩辕黄帝的史迹也研究不清、解释不通、乃至进行自我否定呢？在这方面，客观上存在的困难固然很多，但我认为，在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上，也不无问题。

 

首先，在治学态度上，存在着一种由疑古发展到否定历史和不分青红皂白地批判传统文化的严重倾向。在浩瀚的中国古籍中，搀有一些后人托古自重的伪书，以及因纬绝简乱、传抄致误、考证中附会的不实史料，这是事实，也是难以避免的。故，研究历史的首要功夫，就是去伪存真、清流而正源。但事物又往往会因强调过头、失度、而走向其反面。如此，又变成了新的谬误。自宋代以来，随着治学方法的变化，激起一股“辨伪”之风，至“五四”前后随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批判，疑古竟成时髦，倡之者以为荣，从之者以为幸，一时之间几乎到了无书不伪、是古皆虚的地步！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有外国学者出于欲涣散中华民族团结、凝聚的战斗精神，就说尧是“香炉”，舜为“蜡烛台”，大禹是一条“爬虫”…… 至于仇视、否定、全面批判和毁坏中华传统文化，则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古阪泉所在地的今涿鹿县上七旗村之阪泉旁，有古轩辕黄帝庙，庙内世代供奉着轩辕黄帝塑像，后因民贫无力修缮而庙毁，人们便以红漆木牌书写轩辕黄帝之名置于龙王庙中供奉。“文革”中，“红卫兵”说供奉甚么黄帝、蓝帝就是封建迷信，就是“四旧”，硬是勒令大队干部将藏起来的轩辕黄帝牌位拿出来，当众劈烂、烧毁。在这种氛围之下，对黄帝史事的研究，自然是难以提到日程和受到应有重视的了。

 

其次，在治学方法上，过分强调文献研究与考古的分工，也是一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搞古文献研究的，只是翻资料，从书本到书本，研究来考证去，始终都突不破古史记载的圈圈，致使史料的不足得不到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的补充，使文献记载上的错误得不到纠正。我在研究黄帝战蚩尤、战炎帝的史事中，若不是反复到有关地方进行调查访问，便不能准确地确定有关地名及遗址，更不能及时发现和制止“阪水弥勒寺”寺主郭荣墓葬中出土文物及文字资历料的毁坏，并由此而进一步发现阪水弥勒寺的遗址，和看到这个遗址出土的另一批珍贵文物。而没有这两批出土文物及准确的文字记载，光凭怀疑是绝难纠正《晋太康地理志》、《水经注》关于阪泉记述上的错误，并彻底推翻《梦溪笔谈》中关于阪泉的附会性“辨证”的。同样，文物考古若不与历史文献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便往往不能准确地确定这些文物的历史时限，夏文化早已被我们发现和研究，但我们却不能认识它们的夏之属性，就是很好的证明。像轩辕黄帝这样的史事研究，不仅涉及到那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思想意识、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方面，同时还涉及到那个历史时期的地理、地质构造运动、气象、生物等问题。所以，要想彻底解开关于黄帝史事记载的历史之谜，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辨证观点，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有所突破。不然，搞“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式的研究，其收效必然不会很大。

 

还有，就是文风问题。学术研究文章，本来就比较枯燥，可读性差。可我们却又偏偏习惯于板起面孔说话，并且文章中往往资料堆积，观点也不怎么鲜明，好像文章一写得资料少点、就显得“没学问”，观点鲜明些，又似乎“有失公允”，有失“学者气派”。若要将学术研究文章写得形象、生动、活泼、观点鲜明、有那么一点可读性，好像就算不得学术研究论著了。这样一来，学术刊物的发行便倒了霉，与通俗文学刊物相比，其印数实在少得可怜！你想，不搞学术研究的同志，有谁愿意硬着头皮去读这些枯燥而乏味的东西？当然，要把学术研究文章写活，写得形象、生动、活泼、具有一定的趣味性、可读性，也确实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但是，我以为，我们应当向这个方向努力。否则，你的研究再精深，见解再独到，观点再正确，是非再鲜明，也难于普及，一些错误的历史观点还会照样流行。我研究轩辕黄帝史事多年，也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对此深有体会。

 

这次，我将有关轩辕黄帝史事的不同记载、不同解释和争论，集为各种不同的谜题，分别进行介绍、考证、辨误、释疑，目的就是：一、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学术争鸣。学术研究课题只有通过学术争鸣，通过辩难引出更深入的研究，才能解决问题。就是自己的一些错误学术认识，若无有识之士据理批驳、赐教，也不可能会及时地改正，使自己的研究水平得到提高；二、以解历史之谜的方式，想比较广泛地引起人们，特别是从事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学科专门研究的同志，都来关心自己文明始祖的史事研究，以彻底揭开轩辕黄帝史迹之谜。我以为，这是我们全民族的一件大事；三、希望借此普及一点历史知识，使我们所有的黄帝子孙都了解一点自己文明始祖的历史事迹与历史功绩，并以此激发热爱祖国、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强烈民族精神！为此，在这本书中，对于一些已有确证、已能解开的史迹之谜，就将谜底揭开；对于大体有些眉目，但还不能“彻底”解开的谜，则说出自己的倾向性的见解，以供大家去思考和探索；对于一些尚难考证、还难于解开的谜，就不去随便解释、强行论证，而只进行客观的介绍，让这些历史之谜还去继续谜着。

 

所谓历史之谜，有一些是由当时历史上的、我们尚不了解的复杂历史原因造成的。而相当一部分，则是由于后人的错误记载、解释、“考证”、篡改、打笔墨官司造成的。解这些史迹之谜，就无异于在这种历史性的笔墨官司中出庭作证，讲出争论双方的孰是孰非与造成是非之缘由。这，就势必要指明古今学者及其作品，对此，既不能因为古人业已作古而不能申辩，就信口指责；也不能因今人健在可以著文辩驳，就对其错误进行回避、粉饰、轻描淡写；即便是对于同一作者及其学术著作，也是对的地方就言其对，错的地方就说其错，并尽可能指出其对与错的客观历史原因。因为，研究历史，解释史事，就必须一切以历史存在的客观事实为总则，历史本来是怎么回事，就指出它是怎么回事。历史研究是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就搀不得半点虚假。

 

以上这段聒噪式的开场锣鼓，权充本书之前言。

 

                                     曲 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