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今年以来发生的一些重大安全事故，我们发现“瞒报”这个字眼显得尤为突出。无论是重大食品安全事故、还是重大矿难等等，瞒报这一恶劣行为都贯穿其中。瞒报，在充斥着媒体版面的同时，也在刺痛着国人的神经，拷问着体制的弊端。（2008年12月9日人民网转自《半月谈》） 

    都说安全问题无小事，因为它直接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有关。可是每每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同时，总是有些地方官员拿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当回事，“瞒报”、“漏报”、“不报”，仿佛在他们的心中，死一两个人没什么大不了的，报了说不定自己的“乌纱帽”就没了，因此官场“瞒报”成了一种通病，成了一种“门派”。《半月谈》的文章还概括了一系列瞒报事件的特点，一是瞒报不再仅仅是当事人的个体行为，而是呈现出一定的组织性和网络化；二是在事故发生后，瞒报成为一些官员的习惯性思维和下意识选择；三是瞒报心态呈现扩大化趋势。众所周知，门要想关得严实，必须要有门闩。那么官场“瞒报门”的门闩又在哪里呢？ 

    事故发生了，作为人民公仆的官员，第一反应应该是采取积极态度，迅速采取措施，有效解决问题，但是情况往往不是如此，多数情况下是能捂则捂，能瞒则瞒，能私了则私了。这种一心“捂盖子”的背后，首当其冲的是利益驱动。都说商人老板的最大追求是利润、利益，所以一旦发生安全事故，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用钱来“封口”，而且是越少报越好。而对于官员来说，虽然从法律上或道义上来说，都应该实事求是地有一报一、有二报二，可是如果报多了，问题严重了，说不定自己的“乌纱帽”难保，就连自己插在企业、矿井中的“干股”、“红利”都将泡汤，所以，为了个人的前程和一己私利，只能“瞒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材烧”，只要矿山不被查封，所有损失的费用几天就可以收回。 

    其实，“瞒报门”不单单是在安全事故发生的时候才有，哪怕就是在平时，在一些官员的潜意识或习惯思维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只不过说法不同罢了。“报喜不报忧”是“瞒报门”的化身或另一种表现。当然，“瞒报”也罢，“报喜不报忧”也罢，都是源于官员的政绩冲动。一些官员为了个人政绩，为了个人前程，向来是不愿意主动往自己脸上扣“屎盆子”的，尽管我党一再强调要坚持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作风，但是，一些官员往往是对自己有利的就求、就务，而对自己可能造成负面影响的就不求、不务。官员有了这种扭曲的政绩观，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切身利益，也只能是“瞒报门”的牺牲品或奢侈品了。 

    在一些官员的眼中，领导是什么，领导就是权力的象征或特权的化身。于是，他们可以想干嘛，就干嘛，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于“一把手”，那就是“一人说了算”、“一言堂”，于是“一把手”说不报，就坚决不能报；对于“副职”那也是能用多少权力就用多少权力，而且一定要用到“淋漓尽致”，于是“中梗阻”就成了一种普遍现象。由于官场上的大小官员都有一套“玩弄权术”的技巧或伎俩，因此，“潜规则”代替了“显规则”，“瞒报门”替代了“求是门”，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特权舞动的结果。即便一些不知“好歹”的媒体记者将事件曝光了，将大门打开了，但是因为领导有特权，还可能全城搜索、全国缉拿，迅速将事件“摆平”，特权舞动，一切公平正义、客观公正，都有可能受伤。 

    “瞒报门”事件频繁发生，还有一个深层次的门闩，那就是体制推动，或者说一些体制上的弊端、软肋在“瞒报门”问题上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官员之所以能在利益驱动、政绩冲动、特权舞动下，为所欲为、胡作非为，与外部环境或土壤的“宽松”有着很重要、很直接的关系。比如，官员监管不力、领导不力，按理都应该严惩不贷，可是常常在“人情”、“人为”因素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制裁瞒报的措施没有真正落实，对那些瞒报者，责任追究的力度还不够大，才使他们有一种侥幸心理。再比如，我们经常讲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可是在“一把手”负责制的大环境下，权力的监督怎么“硬”得起来，等等，这些体制或制度设计上的深层次的影响，使得官场“瞒报”还是会屡屡得逞。 

    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找准穴位，才能手到病消。同样，杜绝“瞒报门”，也必须摸清门闩所在的位置，并一一抽出，才能使公开的大门常打开，幸福的大门永敞开。只要利益驱动、政绩冲动、特权舞动、体制推动等因素还存在，“瞒报门”就很难打开、很难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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