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给奥运留下了自己鲜明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后继者无法超越的印迹，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正式亮相。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谈到中国要韬光养晦、不当头，不举旗，埋下头来一心一意自己搞发展。就像英国著名政治学家白哲特所言：“一切伟大的民族都是在暗中,在背地里准备好的，它们是在远离开一切干扰的地方组织起来的。”英国是在与欧洲的纷乱和混战保持一段距离中壮大乃至称霸的；美国也是在远离欧洲、甚至有意识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中渐渐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验之于与中国有关的历史，像在草原大漠中默默积蓄力量、最后横扫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的崛起；在白山黑水间悄悄壮大，最后破关南下、长驱直入的满清八旗的兴盛，都说明了欲强大者不应张扬，尤其不应过早张扬；而真正强大者也不必张扬的道理。

当然，今天的世界和过去的世界不同，它已是在相当程度上全球一体化的世界，今天谁也不可能自外于世界而完全关起家门来自己发展；而今天的大国竞争也主要还是政治和经济社会的、且目前还主要是和平手段的竞争。中国也反复明确地表示中国并不想谋求世界乃至地区的霸权。但即便是部分地同意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的观点，那也就必须承认，任何一个国家的迅速强大客观上必然改变原来各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均势），都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引起他国政治家以致人们的疑惧或者不安。这也可以说就是今年以来中国在奥运火炬传递中遇到麻烦的更深层原因。一些西方人把已经积蓄了一段时间的对中国的不满乃至反感通过这样一个机会表达出来，而中国也突然发现自己满心想适应和追赶的这个世界的异己的一面。

奥运之后，中国将可能由此进入一个无可韬晦的时代。不是不想韬晦，而是形势已经有所不能。这个时刻是否来得恰逢其时？是早了还是晚了？目前也许还不好判断。一个国家强大了总是要亮相，总是要引起注意乃至被聚焦的，但是，尽量推迟这个时候来临是否更为有益？或者说，这样一个必然要来临的时刻，反而更有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从而激发出更大的力量和审时度势地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无论如何，中国通过奥运已经引起全世界的注目，有些东西也可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笔者这里主要想考虑的是：从文化的角度看后奥运的中国应当如何发展？

文化必须在既有的条件下传承和创造。那么，从这个角度看，现在参与塑造当今中国及其未来的主要有三种“源流”：一是三千多年以来的传统历史文化，它主要在人们心灵深处的精神和价值观念层面起作用；二是遭遇西方一百多年以来的启蒙和革命的文化，它主要在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架构层面起作用；三是近二、三十年以来的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文化，它自然主要是在经济和物质领域起作用，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这最后一种文化往往被人们作为一种“商业文化”轻视乃至鄙视，但是我们却不可低估它的巨大力量和带来的骄人的经济成就，这一成就的确也很了不起。且不谈沿海和城市的巨大发展，就说相对滞后的农村。记得三十多年前，笔者在内蒙古农牧区曾经目睹了人们为起码的温饱而付出的艰苦努力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挣扎”，文革后期的知青点也同样弥漫着一种近乎绝望的情绪：“难道我就这样在此和锄头和土坷垃打一辈子交道，让自己的学识或潜能付诸东流？”——在当时生产率极其低下和生产方式方式受到严格约束的条件下，一个人即便牺牲自己也很难造福别人。而在今天的农村，人们至少衣食基本上无忧，当看到一些老人可以安心地下半天棋，然后在夕阳中慢慢地踱回家去，心中不由得会产生一种感动和感激。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中国取得这样大的经济成就其意义应该说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如果说有人因现在的贫富差距扩大而批邓并赞美过去了的那个时代，那是忘记了人首先要吃饭，经济是文化和政治发展的基础这样一些基本的事实。

但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又的确主要是经济的。三十年就取得如此的成就，一方面说明，如果方向正确，人们中间能够产生多大的潜力。中国在一百多年里磕磕碰碰，终于这三十年里抓住了世界提供的几乎是最后的机遇。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成就是有限的，甚至是有些片面和失衡的，而这种失衡不仅将使我们的目标失去重心，最终也将拖累经济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这里最重要的就是相对于迅速发展的经济来说，我们的政治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相对滞后和失落，或者说，相对于“硬实力”来说，我们的“软实力”相对来说缺乏对内足够的凝集力和对外充分的吸引力。

那么，如何发展这种“软实力”？除了需要继续遵循普遍的底线规则和确立适当的公民政治社会的理论和习惯，可能最重要的是发展一种核心的精神文化。而在这方面，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年传承的文明古国，今天的中国应当不必“尽弃家藏”、另起炉灶，而是优先考虑从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中吸取灵感和精神力量，这不仅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有我们的传承，而且，在近百年的激烈否定传统之后，又在近三十年的市场经济的冲击之后，我们首先有必要恢复对历史的记忆并将其发扬光大。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应当优先考虑“三十年”和“三千年”的汇流。中国真正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的时间并不长，现在离决定此一国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间只有三十年；而离先民开始有文字、进入辉煌的文明发展期的中华文明也只有大约三千年左右。这种“三十年”和“三千年”的汇流也即是古今的汇流、新旧的汇流、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汇流。我们应当努力到我们三千年的璀璨文明和深厚的历史文化中去吸取精神力量。但是，对于现在瞬息万变、全球一体的世界来说，照搬过去的文化显然已不敷应用，所以，我们又需要创造，只是这种创造应当充分吸取和借鉴我们的传统资源。

的确，在我们的“三千年”和“三十年”之间，又还隔着一个激烈动荡的“百年”，它也同样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遗产，只是对这些遗产需要仔细的审视，比如说，那种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互相吞噬的斗争哲学，肯定不是我们应当继承的东西。但是，在这种“传统”中一种平等的呼声，及其后面隐藏的一种恻隐的感情，又需要我们认真倾听和对待，只是需要对它们与某些不恰当的理论人为建立的联系进行仔细的剥离。

所以，对于上述三种文化“源流”或“传统”，笔者认为当务之急还不是所谓“通三统”的问题，而是“致中和”或“执两用中”的问题，即注重两端，在“三千年”和“三十年”的两端中寻找中道，在努力建设一种公共政治平台的同时探索更深的民族精神和个人心灵的安顿。

奥运之后的中国文化会怎样发展？我们或从奥运本身就已经可以看到一些迹象：比方说开幕式的表演，支持它的技术手段是全新的，容纳它的鸟巢是全新的，这些形式都是极其现代和新颖的，是立足和得力于中国近年来的巨大经济成就的；而它的内容则主要是历史的、传统的，它展示古代中国人的四大发明，古代的琴棋书画。数千人击缶而歌、展开长轴画卷、三千弟子呤诵“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礼之用，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最后反复出现各种字体的“和”字。没有那些新颖的技术手段，不可能有如此宏伟壮观的视觉效果；而没有这样的一些内容，也就显示不出中国自己的固有文化和历史特色。而这两者的结合，也正是上文所说的“三千年”和“三十年”的某种汇流。

中国给奥运打上了自己的印迹，而奥运也给中国打上了自己的印迹。奥运本身也是一种精神传承，它还可以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它是竞争的、夺标的，奋力追求卓越的，希望着“更远、更快、更高”；但它又是宽容的、主张平等的，努力求同存异的。从根本上说，奥运精神是一种博大、容纳与和谐的精神（很难设想那种偏狭的、一味斗争的意识形态内容能出现在奥运会上，比如说在开幕式的表演中出现这样的政治宣传）。奥运不是中国本土的发明，但却和中国传统的精神有许多相合之处。奥运是世界的，但中国却使本届奥运会第一次说了汉语。奥运是开放的，是必须适应已有的传承和国际规则的。我们的确可以发现，中国在许多和国际接轨的方面做得相当成功，向世界交了一份相当完美的答卷。但是，不能说我们在和国际接轨的方面做得很好，而在与国人、与同胞打交道的方面，或者说外人看不到的地方就马马虎虎，在挖掘和利用祖宗的遗产方面甚至还妄自菲薄，这是说不过去的。所以说，中国在奥运之后如何发展？不妨就以奥运为镜，就从我们在奥运获得的新鲜经验再出发。

我们也还需要清醒地认识世界，对世界尤其是西方不抱不切实际的期望，但世界对中国的期望却可能大大增加，甚至变得相当苛刻。比如说，我们不要幻想面对中国的经济的成就外人会有和我们一样的自豪之情，面对壮观的仪式和建筑也可能并不都能引发别人的敬佩和尊重之情，关键还要看我们的精神状态、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吸引别人或赢得别人的尊重。我们不必肆意攻击他人，尤其是不逞口舌之快，同样我们也不去迎合讨好别人，只是在面对无理的攻击时需要有力的自卫。我们要警惕有些西方国家可能霸道地重新修改普遍的游戏规则，有的超级大国可能追求自身绝对的国家利益和过大的、给其他国家造成不安全的“安全系数”。中国不仅还要继续办好自己的事情，同时还要在世界上善尽自己作为大国的一份责任。过去我们强调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今后也还是如此，但中国对国际义务的确有理由比过去做更多的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