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
要了解上一世纪之交和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有两部书很值得一读。一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另一是胡适的《人权论集》。
大清帝国的病情和救治方案
上一世纪末不少不忍祖国沉沦的中国人著书立说，集其大成，说得最详尽和切中肯綮的首推 《盛世危言》。
剖析国情不同于简单的资料汇集，它体现着执笔者的胆识。胆是良知，是不曲学阿世的人格 力量。识的基础是了解国内外的有关状况。郑观应(1842—1922)的生平，查查词典即见，毋 庸笔者饶舌。士子——买办——企业家，毕生关注祖国命运的思想家，他的胆识如何?
《盛世危言》甲午战争前夕开始初刻，1895年、1900年两次修订，共收正文111篇，另有附 录和序跋72篇，内容几乎涉及建设现代国家和解决当时危难的所有问题。
清帝国误国误民的最大问题是决策错误，该干的事不干，不该干的大干，加上官吏无能和贪墨，而又不准民众批评监督，举目皆是末世景象。郑观应写道：“窃谓中国病根在上下不通，症成关格……今欲除此病根，非顺民情，达民隐，设议院不可。……从前民间举动，虽合公理，顺人心，苟与政府意见相背，小则斥为惑众，大则指为叛逆……酷吏权奸，残害忠荩 ……若设议院，则公是公非，奸佞不得弄权，庸臣不得误国矣。”《郑观应集》上册，322—3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故自有议院，而昏暴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同上，312页。对于议院是不是不合中国国情，教育不发达，民智未开之时是不是不宜设议院等怪 论，他一一驳议。不幸，慈禧之流听不进去。于是，几年后她居然干了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下令围攻使馆，支持义和团“扶清灭洋”，主动向列强宣战!为此不惜杀掉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五位大臣。结果是首都再度被占；全国平均每人赔一两白银，约等于全国五年的财政总收入白白送给洋人。十多年后，这个不受监督的专制政府便寿终正寝了。
中国人做了100多年的富强梦，深知强的基础在富，但也被发展经济是靠官营还是民营困扰了100多年。郑观应在上一世纪70年代便断言，富强之道“无他，但改官造为商造一言而已 ”同上，53页。。秘密在于“商人造，则该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关， 即无人督责，亦不虑其不造乎精巧”同上，55页。。这不是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还在吵得 不可开交的所有制问题吗?
这个毕生鼓吹商战重于兵战的爱国志士，在《盛世危言》中反复抨击官办企业的腐败后又重申：“故欲整顿商务，必先俯顺商情……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于官场体统。”同上，612页。如果历届政府都采纳这个意见，中国近 代史将为之改写。令人叹息的是竟有史家至今仍为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辩护。
顺便说说，1997年，中国人欢呼推行股份制是重大理论突破。可是，1873年以前郑观应已经在提倡股份制：“即一介细民，倡一新论，实可操左券，为众论所许者，则在官、在商、在民，皆可凑股助益之……一旦获益，则创其事与助其事者皆分其利”。《郑观应集》上册，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我们的理论家们阅后不知作何感想?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步履维艰的重要根源是存在全民性的群体愚昧。这是以科举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教育制度的恶果。他反复指出，富强的关键是废科举，办学习西学的新式学堂，在全国建立新的教育体系。这里首先要改革和废弃科举制度。“一言为之断曰：不修学校，则人才不出；不废帖括，则学校虽立，亦徒有虚名而无实效也。”同上，261页。作为过渡步骤，他建议“另立一科，专考西学”同上，295页。并相应地在各省建设西学书院，“至于肄业的高才生，有愿出洋者则给以经费，赴外国之大书院、武备院分门学习……回国后即授以官，优给薪资”。同上，296页。这是既看到本原又有切实步骤的建议。可惜的是几经艰难，迟迟才得以实现。
知识更新是社会进步和更新的前提。郑观应把教育制度的改革看得如此重要，可谓知本。环观今日域中，众口一辞在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经济与世界接轨；也有人反复炒作传统文化；就是没有听到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强大呼声(有人说过，但声音那么微弱，人们也许早就淡忘了)，没有人一再阐明，这是让中国文化不断自我更新，让中国人原创力不断释放的关键。难道中国人真是成了经济动物，或只堪回首昔日辉煌以自慰了吗?
大清帝国不听盛世危言，终于土崩瓦解。郑观应“卅余年来，不惮心力交瘁，不顾忌讳，知无不?言无不尽，欲使天下人于中外情形了如指掌，勿为外人所侮耳”《郑观应 集》上册，237页。。真正的盛世的标志，应该是这一类知识分子无所不在，而且他们的声音能够形成强大的公众舆论，成为监督包括政府在内的公共权力，推动社会去陈出新的不可忽视的力量。郑观应壮志未酬 无非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极其缓慢的侧影。
自由知识分子的正义呼声
如果光从经济角度去考察，南京国民政府的最初十年(1927—1937)成绩颇为不俗。收回了关税和海关自主权；实现了币制统一；废除了厘金。这些都是几代有识之士梦寐以求的。国民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9%，考虑到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和接踵而至的历时颇 长的萧条，这样高的速度实属难得。
但从军事、政治、文化教育的角度看，这个政府又危机四伏。除南京外，北平、广州先后出 现另一个国民政府，都与南京政府兵戎相见。还出现过南京、上海、广州各有一个国民党中 央的咄咄怪事。它的专制主义统治更激起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
1929年胡适及其友人罗隆基、梁实秋等人忍无可忍接连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猛烈抨 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倒行逆施。1930年1月，这些文章编为《人权论集》，由新月书店出版。这部书称得上更为出色的“盛世危言”。
胡适的抨击围绕着三个基本问题，不但一针见血揭示了国民党专制统治反动本质，也击中了 近代中国的痼疾。
第一，人治还是法治。
没有法律的人治是专制。有法律而不充分保障公民自由，限定政府行为界限的也不过是专制的工具。“今日我们最感觉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人权论集》，2页。“无论什么人，只须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反革命’、‘共党嫌疑’等等招牌，便都没有人权的保障……无论什么书报，只须贴上‘反动刊物’的字样，都在禁止之列，都不算侵害自由了。”同上，3页。根本原因是“现在中国的政治行为根本上从没有法律规定的权限，人民的权利自由也从没有法律规定的保障” 同上，8页。。传统法律本来没有规范政府行为的内容，近代中国依然是人治。胡适要求改变这个状况。
第二，在“训政”的招牌下，剥夺人民的自由和权利。
胡适指出，训政这个概念就是错误的。“宪法之下正可以做到训导人民的工作，而没有宪法或约法，则训政只是专制，决不能训练人民走上民主的路。”同上，29页。历来压制民主自由的藉口都是人民程度低下，晚清以降，统治者唱的都是这个老调。胡适的答复是：“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要‘入塾读书’，然而蒋介石先生、冯玉祥先生，以至于许多长衫同志和小同志，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读书’罢!……政府诸公必须自己先用宪法来训练自己，裁制自己……不然，则口口声声说 ‘训政’，而自己所行所为皆不足为训，小民虽愚，岂易欺哉!”同上，30—31页。这个答复不愧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精辟总结。官员们喜爱埋怨民众，为此还拿出种种真真假假的理由。其实 ，问题多半出在他们自己身上。“开官智”才是中国政治改革和其他各项改革的关键，这是屡 试不爽的经验。
第三，维护思想言论自由。
国民政府的一贯方针是用三民主义、孙文的“遗教”“统一思想”，并推行“党化教育”。 为此还建立了书报检查制度和学校的训导制度，实行特务政治。
胡适尖锐地指出：“在思想言论自由的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人权论集》，125页。“天天摧残思想自由，压迫言论自由，妄想做到思想的统一。殊不知统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同上，141页。他要求“废止一切钳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命令、制度、机关”。同上，142页。“取消统一思想与党化教育的迷梦。”同上，143页。
国民党把孙文装扮成神，通过决议把他的思想规定为不能违反不能批评的圣物，使之成为思想专制的工具。胡适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同上，小序。他并在文章中先后列举了孙氏在思想理论上的一系列错误，如不懂宪法学，在《孙文学说》中否定白话文，错误解释知行关系。“行易知难说的真意义只是要使人……服从领袖……服从我……”同上，160页。如此等等。他还指名批评中宣部长叶楚伦“在思想上是一个 反动分子，他所代表的思 想是反动的思想”。同上，121—122页。
胡适的这些言论激起轩然大波，一些地方党部通过决议要“通缉”他，文化打手编书写文章 严厉批判这个“反党分子”。
这是自由知识分子与专制主义之间的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慑于胡适的巨大威望，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汪精卫等人转而对胡采取拉拢利用的方针。但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接受这些批评。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坍塌了，这些自由知识分子的正义呼声却给我们留下了好些值得回 味的东西。
知识分子的历史承担
两个政权都垮了，两个知识分子却以各自的书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留下无法掩盖的光芒。如果有什么值得记取的话，首要的一条是一个政权如何处理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胡适曾经断言：“现在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尽之时。”《人权论集》，142页。任何政权的正常运作 都离不开强有力的监督、批评、制约。关键在制度。在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的国度，三权分立和相应的法律及公民的行为习惯把包括政权在内的公共权力纳入了正常运作的轨道。问题是像近代中国这样的转型中的国家。清帝国固然是最高统治者一言九鼎，独裁专制；国民政府在国民党“以党治国 ”的体制下，实行的也是“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绝对专制主义。在这一类型的国家中，一般民众固然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知识阶层除了可用为宣传干部和驯服工具的人员外，统治者即使不视若寇仇，也总是心存疑虑，更不可能承认保障他们的各 项权利是现代社会正常运作不可缺少的条件。
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是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一切。他们是腐化和僵化的天敌，是各项社会矛盾最敏锐的报警器，又是新路径的勇敢探索者。他们的思想文化活动是社会推陈出新的重要催化剂。晚清和民国时期，都有一些知识分子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及时地发出“盛世危言”，有时还有勇敢的抗争，但都无力防止中国滑向兵连祸接的苦难重重的道路。这是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社会势力没有强大到足以牵制那些拥有强大武力的统治者的必然结果。统治者往往倒果为因，把他们视为“乱源”而对其箴言置若罔闻。统治者取得了眼前的胜利， 但过不了多久，“灯干油尽”的局面便降临了。历史留给后人的教训是知识分子能否正常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不过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有没有实现的标记，而在公民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 的地方，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
随之而来的另一问题是：知识分子成长的基础是什么。
一个流行多年的说法是：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 ”的历史使命感，是他们关心和批评国事的主要精神支柱。这一说法的主要弱点是没有区分中世纪专制政权下的臣民与现代公民。后者一切行动的基本出发点是公民的权利意识，与前者惯有的身在江海，心居魏阙的心态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所谓“历史使命感”仍然是知识分子行为的主要动力，不但体现着社会生活尚待现代化的现实，也会令许多思想界线混淆不清。从晚清抱残守阙不愿变革的士大夫到民国年代的遗老遗少，他们中也不乏有“历史使命感 ”的人士，但其言行通常是与历史行程背道而驰的。
光有“历史使命感”也培养不出郑观应和胡适。他们都是西学东渐的产儿。要是说郑观应还是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蜕变的过渡型人物，胡适则是中国建立现代教育体系后的第一批硕果。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三四十年代，活跃在中国思想文化乃至政治领域的知识分子，虽仍有少量前一类型的人物(如梁NFEEB溟)，但主流已是西式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了。
历史昭示我们的是：强大的有高度公民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是现代社会正常运作和不断更新所绝对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他们是现代教育特别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产物。有没有源源不断地培养出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检验一个国家教育工作成败的重要标志。在西方，这样的以 大学为核心的教育体系是由源远流长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传统逐步发展而成的。现代大学制度传入中国一百多年来屡遭摧残。近半个世纪，我们的大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具有工具理性的技术型的知识人，却没有把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培养成为具有公民意识和批判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尽管现代知识分子仍能薪火相传，但他们是少数，是抗击不合理措施的产物，而非制度预期的成果。驯服、缺乏创造力、没有高度的现代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素养、缺乏自由思想与批判精神……诸如此类的东方文化病毒在中国知识人身上广泛蔓延。这是戕害中华民族生机的主要病症之一。回避这个症结去谈论什么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无异于隔靴搔痒。
要实现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就不能不严肃地提出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大学制度问题。为此必 须澄清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调：各国的教育都有各自的特点，教育不可能与国际接轨，因为世 界上不存在这样的国际标准。这一说法有两点失误：
第一，各国的大学的确各有特点，而且现代化国家的一流大学均以自己的特色为荣，但是，这不妨碍各国的现代大学都以共同原则为基础。最基本的一条是坚决保障学术自由。相应地它对外是独立、自治和开放的，而校内则是由教授治理的。它应该是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的缩影。不如此它就培养不了既坚决捍卫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又切实履行义务的现代公民；也 无法承担传授和更新、创造科学、技术和文化的社会功能。
第二，世界经济逐步一体化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扩大开放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经 济与国际接轨、科学技术研究机构的管理与国际接轨已为国人普遍接受。在这样的社会环境 和历史条件下，教育特别是大学要自外于开放的历史大潮是根本不可能的。
20年的改革开放反复证明了一点：吸收现代化国家的经验，改革旧制度，是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主要动力。要不要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大学制度，其实质是要不要科学技术和文化的现代化，要不要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这是一切关心祖国命运的人所不能不郑重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