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刚

　　中国今年最富戏剧性的政策调整，要数中央宏观调控的180度大转弯了。上半年政府仍然在不停提醒公众，从紧的货币政策不能松，通货膨胀和流动性过剩仍然是主要经济问题。到了下半年，由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和国际商品价格暴跌，中央突然改变策略，变从紧为宽松，将追求目标由防止经济过热向防衰退转变。

　　更有意思的是，前些年中央政府重点调控，并防止过热的房地产、钢铁、水泥等行业，转眼之间变成了应当大力促进的行业。曾经备受打压的高能耗、高污染的加工企业，现在又再次成为被鼓励增长的对象。似乎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资源瓶颈等问题，一夜之间变得不再重要了。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不可否认，这样的政策调整在形势急速变化的情况下有其实施的必要性，也容易被人们所理解。在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保就业、防衰退就是最大的政治，其他因素可以暂时搁置。

　　然而，如果因此而将所有责任推给外界环境的急剧变化，而忽视对宏观调控本身的反思，可能就会错过一次绝好的检讨公共政策的机会，从而继续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恶性循环之中。

为何宏观调控效果不佳

　　中国上一轮的宏观调控政策，是以防止经济过热为主目标，就其实施效果来看，便远远低于政策制定者的预期目标。自2004年以后，快速增长的经济和固定资产投资不仅没有降温，反而不断升温。高污染、高能耗产业飞速扩张，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

　　尽管中央政府多次出重拳，希望能给房市降温，但城市房地产价格仍然一直涨到2007年下半年，高昂的房价令普通老百姓望而却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来势汹汹的全球金融危机，倒是客观上帮助实现了原先费力调控却无法实现的许多目标——只是一下子走得过头了。

　　高能耗的钢铁、水泥厂纷纷减产甚至停产，房地产价格出现了久违的停滞甚至下跌，投资的过热变成了不足，原材料、能源的紧张好像也一夜之间不存在了。人们不禁要问，为何多年的宏观调控效果不佳，是不是政策的方向搞错了？

　　其实，宏观调控的方向并没有错，政策所倡导的产业升级、环保、以人为本等理念甚至具有相当的前瞻性。问题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的大小官员之间并没有就宏观调控本身达成共识，对于控制房价和固定资产投资以及限制好能耗产业，中央和地方官员以及中央各部门之间在实际认知上存在很大分歧。

　　宏观调控更多是出自中央最高层的声音，但中国整个官僚体系中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和数字增长的逻辑并没有发生改变，因此在具体执行中必然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和阳奉阴违的局面，导致宏观调控长期成为北京的一厢情愿而不能落到实处。

　　只要地方官员、部门官员的旧有政绩观不变，体制内部的利益分配机制不发生根本改变，调控就不能真正奏效。

　　第二，过度依赖行政手段的调控方式，也是调控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为了控制过热投资和环境污染，政府曾经采取了关厂、惩处有关负责人和严控信贷等强硬手段，但由于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缺乏统一标准，以及在后来市场变化的情况下缺乏及时的调整，这些措施不仅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反而造成了许多市场主体更大的抵触心理。

　　一些人更将今年经济的骤然放缓，归咎于宏观调控的过慢反应。

宏观调控的政治因素

　　反思经济上的宏观调控，必须看到其中蕴含的政治因素。宏观调控政策最初出台时，考虑到的是如何防止经济过热所可能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并通过调控房价等赢得普通老百姓的心。

　　2007、08年的调控，发展到以控制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为主题，目的也是担心物价飞涨可能引起民怨沸腾，影响社会稳定和奥运会的顺利召开。

　　在社会稳定压倒一切的考量下，有时经济政策的出台就与市场的客观情况产生矛盾。

　　其实，去年以来中国国内产生的物价上涨，是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的，并非单靠控制国内货币流动性所能解决。决策者在美国次贷危机愈演愈烈、全球经济明显放缓的2008年上半年，仍然将严控信贷和流动性作为主要目标，最终导致了本已因外部条件恶化而受到损害的实体经济进一步遇到资金上的困难。

　　幸好政府在下半年及时反应，通过180度的政策扭转来应对新的形势，否则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可以想象，新的经济振兴计划一定会得到政府内部各级官员、各部门和社会各阶层的积极响应，其贯彻程度一定会远超上一轮的宏观调控。原因很简单，新计划契合了中国体制内部追求增长和经济效益最大化的一贯逻辑，是一个多赢选择。

　　政府现在需要担心的倒是长远来看，计划本身是否会被过度执行，造成过多的浪费、腐败，和新一轮的经济过热。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