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要叫嚣“橙色革命”？（五）
陈绪国
15．茅于轼说，宪法是一部只立不破的大杂烩，是在抱残守缺；世界上共和政体是不允许“无产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前途一点光明都没有。”言外之意，茅于轼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搞“宪政革命”，就是要革无产阶级的命，就是要革社会主义的命，我说得对吗？
[原文]
我国的宪法是一部只立不破的大杂烩，老东西和新事物并存，充满着矛盾。好在没有人会较真，也没有人会认真执行。顶多只会给国际舆论界制造一点谈资。在宪法序言中一再强调“人民民主专政”，并说明，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可是在宪法第五条中又说：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如果人人都在法律面前平等，还有什么专政可言。如果讲专政，就有专政者和被专政者的区别，它必定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实行专政。照字面上的解释，是无产阶级专政，那就应该是无产阶级专资产阶级的政，可是事实上作为专政的无产阶级现在连影子都不见了，现在真正在实行的是政府专老百姓的政。政府手里有枪，有武装，而老百姓是赤手空拳的。不像在美国，老百姓手里也有枪，是专门用来对付政府的。百姓有持枪权，这是美国宪法规定的。尽管因为人人都能持枪，美国每年出了无数命案，但是因为有宪法的规定，持枪权始终没能被取消，怕的就是一旦政府拿枪对付老百姓，老百姓不至于束手无策。其实在美国政府拿枪对付老百姓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在我国倒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中国的老百姓是不可以持枪的，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现实。
为了减少宪法中的矛盾，有人多次建议取消宪法中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款。可能是为了巩固政权，要保持对反政府力量的威慑，至今舍不得取消。有几件典型的案件说明专政的后果并不有利于政权的巩固。一个是发生在北京的城管被小贩砸死的事，政府方面大张旗鼓地宣布死者为烈士，而对小贩所受的委屈一字不提。全国范围内有许多次政府的执法人员打死人的事，可是从来都是尽量掩饰，重罪轻究。今年贵州瓮安发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打砸烧扰。不但把公安局全烧了，连县政府也一块儿烧。这种事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公众与政府的对立由来已久。其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政府动辄以武力对付百姓，百姓只有被专政的份。现代国家的共和政体已经彻底取消了专政的观念。所谓共和，从字面上看就是大家放弃武力讲和平。不动用武力，就只有商量的一条路可走。所以共和国都一定是对内放弃了武力的国家，是民主国家，专政就只有枪杆子出政权的国家还在使用着。但其前途一点光明都没有。
[讨论]
（此处删节一段污损茅于轼老先生的话）
茅于轼提的以上问题，十分严重。那些涉及宪法实质、实体上的根本问题，最好是要让起草、制订和执行宪法的宪法学家来解释，而从五四宪法到八二宪法，所有起草、制订者绝大多数已经逝世，到底哪些人在世，旁人也不知道。要让宪法的执行者来回答，也是绝大多数人已经逝世，在世的人也是不简单的人。就是说，这个问题，有可能惊动执政党中央高层的。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名普通公民，笔者虽然毕生从未从政，也未师从宪法专业，也未研究过宪法，仍然位卑未敢忘忧国，未敢忘怀维护宪法的尊严、正义、民主与法制。因为，茅氏这柄达摩克利斯魔剑，已经分分钟高悬在工人阶级的头顶上了！
我的话题，就从以下谈起，不知令茅于轼先生满意否？
（一）我国宪法出台和修改、修正的历史过程简述。
一是1954年以前的临时宪法《共同纲领》。
建国初期，我国处于新民主主义时期，万废待兴。1949年9月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组织了中央人民政府，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因为是建国初期的根本大法，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对于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团结，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是1954年宪法
新中国成立五年后，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发生了很大变化，各界人民群众信心百倍地准备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迈进。在此之前，斯大林曾经多次敦促中国制定社会主义的宪法。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央高层便着手组织专家起草宪法。1953年1月，成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宪法起草委员会，1954年3月提出宪法草案初稿，首先组织各大城市各界人士讨论，根据讨论意见，对草案进行修改。经过修改后的草案，交付全民讨论，有1亿5千万人参加讨论，提出100万条意见，对草案又作了修改，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产生了我国第一部宪法。
五四宪法，确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确认了在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存在。
五四宪法，是一部民主的宪法、团结的宪法，是一部开创历史新纪元的宪法。参与制订宪法的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是中国立法史上绝无仅有的。
三是1975年宪法
1975年召开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根据国家的建设与革命实践，大幅度修改了五四宪法，产生了我国第二部宪法。
宪法的革命精神，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绩，肯定了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第一次明确了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的立场政策，明确了公民的选举权、劳动权、受教育权、休息和获得物质帮助权、控告权、及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
虽然，在执政党内，受到有些在文革中受过批判的人的反批判，但回头看，“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条款是完全正确的，不这样做，国家有可能变色，执政党有可能变质，即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蜕变，就是明证。
七五宪法起草委员会名单，是1970年3月8日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确定的。主任毛泽东，副主任林彪，委员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七五宪法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自1970年3月20日四届人大后下发修改通知及内容，8月中下旬，中央政治局和修宪委根据工农兵意见，正式提出《修改草案》；第二阶段，修宪委将草案再下发到基层群众中去进行讨论。直到1975年1月13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
七五宪法，是修改时间最长的一次马拉松修宪过程，时间长达6年之久。和平时期这种长时间的修宪，在全世界修宪史上是罕见的现象。
四是1978年宪法
1977年10月23日，四届人大四次会议召开，修宪再次提上日程。大会成立了以华国锋为主席、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的修宪委员会，委员有：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先念、李德生、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联飙、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陈慕华、赵紫阳、赛福鼎。
七八宪法，从30条增加到60条，恢复了五四宪法的部分内容，注入文化大革命新思想、新经验，其指导思想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完整地准确地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完整地准确地体现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充分体现党的十一大路线和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的伟大决策。
七八宪法修宪，虽然有邓小平等老革命在场，当时，包括邓小平在内，确认了七五宪法的基本精神、基本策略、基本原则，确认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
1979年7月、1980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提议、部署，对宪法作了两次小的修改，重点是取消第45条中的“四大”：“（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事后多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取消“四大”不利于群众民主，而利于吹枕头风、温水煮青蛙的西方鹦鵡派的“四大”，利于改革魔教派的独断专行、单边主义，已经积淀下了很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出来了。
五是1982年宪法
八二宪法，也是在中共中央提议下、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确定的大修宪。修宪委员会名单，主任叶剑英，副主任宋庆龄，委员103人（从略）。宪法138条于1982年12月4日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
八二宪法将七八宪法中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修改为：“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其中，关于“专政”的修改，由“无产阶级专政”改为“人民民主专政”。
1993年3月29日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后两句：“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修改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1999年3月15日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将以上自然段内容修改为：“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
2004年3月14日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将以上自然段修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
综上所述，从临时宪法、五四宪法到八二宪法，关于“专政”的宪法原则规定，呈马鞍形回转，即“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临时宪法、五四宪法“人民民主专政”_七五宪法、七八宪法“无产阶级专政”_八二宪法包括三次修改在内“人民民主专政”。当然，肯定没有“资产阶级专政”。
以上五部宪法，既未规定“资产阶级专政”，也未规定“精英阶级专政”，可能很令茅于轼很失面子，很不满意。
(以上资料,参考顾问雷洁琼《中国宪法学》，蔡定剑《宪法精解》)
（二）关于修改宪法的是是非非，如何了断？
对于宪法，不光是精英分子茅于轼有意见，而且，草民也有意见。草民的意见是，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走土地所有权专属国有化道路，而走的是中间化、二元化道路。仅仅为这一件“小事”，草民特意从2005年起就辞掉了某广告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专心致志地研究，写下的文字不下60万字，可出三本著作，仅《论土地所有权国有化新原理与物权法律实务》一部便达44万字。
茅先生提出要修宪，草民也提出修宪，这真是不约而同。不过，细究起来，一个是向东，一个是向西，一个是闯南，一个是走北，一个是为公，一个是为私。我们两个，总有一个是南辕北辙的。
以下从语言学角度开始，来看茅先生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民主专政”方面的高论。
（1）关于“人民”的解释。
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辞典》第5版（2005年出版）的解释是：
“[人民]rénmín名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这个版本，与1978年的第1版的解释是一致的。
“人民”的本义，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也通常包括知识分子、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引申义包括个体户劳动者、私营企业劳动者及其他企业劳动者。
“人民”是与“敌人”相对的概念，在革命战争年代，一切反对和镇压人民民主革命的人，叛变投敌的人，就是敌人，无论他出身如何。敌人，也可以转化为朋友、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贪污腐败分子、严重的杀人放火投毒等恐怖暴乱犯罪分子、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反动分子、阶级异已分子、经济汉奸和叛变革命分子等，是人民的敌人，除此之外，就是属于人民的范畴，包括那些为劳动人民群众服务、与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与人民与民族的利益息息相关的富人在内。
如果孤立地、片面、静止地看待“人民”，就是形而上学，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就会出现错误。
是不是广义上的“人民”，全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资格，就是一个晴雨表。以九届人大代表人员构成为例（占代表总数的百分比）：工人占10.48%；农民占8.06%；干部占33.17%；知识分子占21.08%；归侨代表占1.24%；香港、台湾和澳门占1.3%；人民解放军占9%；民主党派占15.44%。其他比例占：中共党员占71.5%；妇女占21.82%；少数民族占14.37%。这里面，包括了无产阶级分子、中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在内。如港澳台同胞的人民代表，多数为资产阶级分子，少数为中产阶级分子。
但是，如黄宏生这样的国企高管，如陈良宇这样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一旦触犯了刑法，剥夺了他们的全国各级人大代表的资格，不再视为“人民”了。
茅于轼将“人民”-无产阶级片面地理解为一无所有的工人和贫下中农，并且说“可是事实上作为专政的无产阶级现在连影子也都不见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说，我国庞大无比的无产阶级，在一夜之间从地球上蒸发到慧星上去了不成吗？“无产阶级”既可以以经济地们来界定，也可以政治概念上的“无产阶级”来定义。宪法上的“无产阶级”应当是个广义上的、政治概念上“无产阶级”。
（2）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解释
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辞典》第5版（2005年出版）的解释是：
“[人民民主专政]rénmín mínzhü zhuānzhèng 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
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归根到底是“无产阶级专政”，这被茅先生说对了一半。但是，他不知道，“人民民主专政”与“人民”一样，是个动态的概念，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在社会主义的各个历史阶段，“人民”和“敌人”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因此，“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是不一样的。这主要看阶级斗争的形势来评判到底是称呼“人民民主专政”好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好。如果阶级斗争非常激烈，就采用“无产阶级专政”，否则，就用“人民民主专政”。
所谓“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体组织架构，不光是专门用来镇压坏蛋、反革命和经济犯罪分子的，这其实是人民政权的一个职能部分而已。如果说，人民民主专政是专门用来镇压资产阶级的，不干其他事情的，那末，这种政权与土匪政权无异。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民政府几乎天天与外商资本家打交道、做朋友，包括与世界500强的超级资本家打交道、作朋友，而且特意为他们制订这个优惠那个优惠政策，让他们赚得个盆满钵满的，怎么说我国“无产阶级专（了）资产阶级的政”呢？再说，我国每天都在产生大量富人，只有他们是勤劳致富、守法致富，各级人民政府都在千方百计地保护他们的劳动成果，大力表彰他们的勤劳致富的事迹，怎么说我国“无产阶级专（了）资产阶级的政”呢？茅老先生八成是得了精神抑郁症吧？
（3）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发生了一点矛盾冲突，就是政府“现在真正在实行的是政府专老百姓的政”吗？
我们说，人民民主专政是针对敌我矛盾而言的阶级斗争、经济斗争矛盾或者严重的社会问题矛盾，不是指人民内部矛盾。这么简单的道理，连小孩子、小学生都懂，怎么连鼎鼎大名的主流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百思而不得其解了呢？
资本主义社会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社会主义有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处理的方式方法是完全不同的。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原则是“团结——批评——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从而达到新的团结的目的。处理敌我矛盾，才用专政的手段，即刑事惩罚的手段，辅之以剥夺政治权利的手段来进行。这一部分，才称得上“专政”。
关于矛盾的学说，毛泽东在《矛盾论》写得清清楚楚，三四十年前的红卫兵、红小兵几乎人人都学过那篇文章。
可是，在《只立不破的三十年改革》中，将“发生在北京的城管被小贩砸死的事”和“今年贵州瓮安发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打砸烧扰。不但把公安局全烧了，连县政府也一块儿烧”这两件恶性事件，扯到是“政府专老百姓的政”上去了，这不是贼喊捉贼，倒打一耙吗？如果以上事件真的与“专政”划等号，这么说来，是小贩（老百姓）专了城管（政府）的政，是瓮安群众（老百姓）专了公安局（政府）的政。怎么反过来是“政府专老百姓的政”呢？
说句实话，以上两个事例中，就事件本身，均构不上谁专谁的政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上升到一个白热化程度上而已。
照茅氏的理论，今年北京有个小混混跑到上海某警察局杀死几个警察，也算是“政府专了老百姓的政”吗？去年北京有个警察到山西某地旅游，被当地警察打死了，你说说，这两个警察代表谁？是代表政府，还是代表他个人？是否构成“政府专老百姓的政”呢？还是“政府专政府的政”呢？
严格说来，我国的专政机关，对内专政的不是政府。对外专政是人民武装力量（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对内专政是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这些部门，他们要么属于政法委的机构，要么属于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政法机构。
（4）中国需要如美国一样的枪支泛滥？枪支泛滥是对付政府专政的绝佳办法吗？
茅先生认为，中国的老百姓老被政府欺负，老被政府专政，是因为老百姓没有枪。例如美国老百姓有了持枪权，有了枪，什么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当今主流经济学家极端自由主义的“普世民主”吗？
茅某津津有味地数珍美国的群众拿着枪，与政府对着干，使得美国政府根本奈何不了他们。这难道说不是美国社会的痼疾，而是美国社会的优越性吗？
第一，美国政府枪支泛滥，是美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老大难问题。它源于美国宪法第二条修正案“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这是美国缔造者对于政府有可能发生异化而设立的一种防备工具，确保了有产者权利，即当人们面对政府镇压束手无策，也使作为美国的个人对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和土地的信心陡增。
请注意，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的玩枪、用枪和随便开枪打死人作为娱乐工具的，绝大多数是富人，穷人平生一无所有，要那个玩意儿干吗？美国的法律规定，个人买枪持枪，必须要在财产数额达到一定程度才有资格。了并不是人人可以随便买枪的。
第二，一旦宪法有些东西定型以后，想改也是很难的。如上述美国枪支泛滥，已经二百多年了，美国政府也很想废除宪法第2条修正案，美国三亿人口中，光手枪就购买了二亿多支，几乎全国平均人手一支，在极端自由化、极端民主化的美国，也很难管束这些刁民。同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宪法条款，已经使用五十多年了，你说改它，就马上能够改吗？你不要光是替富人说话，而不顾十三人民的感受嘛！
第三，任何国家，枪支泛滥，罪案迭加，防不胜防，会对社会造成多大的危害？对于人民的生命财产有多么大的威胁？据统计，仅1998年美国共发生犯罪案件1247.6万起，暴力犯罪153.1万起，谋杀案约1.7万起，每10万人中发生犯罪案件4616起，发生暴力犯罪案件566起，1977至1996年间，有40多万美国人惨遭谋杀，几乎是越南战争的死亡人数的7倍。
美国非正常死亡人群中，遭到枪击死亡仅次于交通事故，属于第二大死因，平均每年有1.5万人死于枪口之下。在美国近二百年历史中，先后有三位总统遭到暗杀，其中二人死亡，一人重伤。
美国的所谓“民主”是无政府主义的极端民主，美国所谓的“自由”，是侵犯他人生命权、生存权为代价的自由，这些“民主”和“自由”，是野蛮、强暴的代名词。
中国国务院发表《2000年美国人权白皮书》指出：“美国一向自诩为‘民主的典范’，不断向世界各国兜售‘美国式民主’，动辄以‘民主’以借口，对别国指手划脚，横加干涉。然而，知情的人都清楚，已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民主’，从来只是一个‘神话’。”；“美国民主从来是‘富人的游戏’和‘钱袋的民主’。2000年美国大选所花的费用，高达30亿美元，比四年前高出50%，创全美史上最高纪录（读者注：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的费用更高）。美国注册的武器销售点10万个，比麦当劳全球的分店还多。
第四，象美国这产的枪支泛滥，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它本来是全世界一个最坏的典型。为什么我国不向最好的典型学习，而偏偏要向最坏的典型学习呢？
如果北京的小贩人手一支枪，瓮安的群众人手一支枪，那么，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北京青年杨佳仅凭一把尖刀，闯入上海市闸北公安分局机关大楼，持刀行凶，便杀死6名民警，并致4人受伤，如果他有枪支，难以想象，他会杀死多少无辜的警察？
第五，什么是“共和”？什么叫“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也要实行“休克疗法”？
所谓共和，即共和的政体。泛指国家代表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轮流更替的一种政治制度。
所谓共和国，即实行共和制的民主国家。资本主义共和国，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社会主义共和国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从来没有听说过“共和”就是“大家放弃武力讲和平”，从未听说过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解除武装，必须让牛鬼蛇神乱说乱动，更没有听说过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休克疗法”。只有修正主义者才提倡放弃人民民主专政，放弃枪杆子。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期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可见，不承认社会主义阶段的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背叛马克思主义。
前苏联从赫鲁晓夫开始，就大反斯大林，大反社会主义，大反无产阶级专政，搞“休克疗法”，解除了苏联人民的思想武装，将一个好端端的苏联引向歧途。至戈尔巴乔夫、叶立钦搞什么“全民党”、“全民社会主义”、“全民股份化”、“全民私有化”，完全变成了一个“对内放弃了武力的国家”、“大家放弃武力讲和平”、讲分裂的国家，任由里根这个资本帝国主义宰割的国家，任由经济汉奸经济巨贪肆虐的国家，这就是前苏联倒台后的“光明前途”。
第七，根据茅于轼这位伟大的主流经济学家的伟大教导，根据他这位得道仙人指路，中国这个庞大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地撤换现行的宪法，彻底地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地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彻底地解除人民的武装力量；根据他这位风水大师的神机妙算，中国的前途只有一个，就是将中国牢牢绑架在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的战车上，当西方金融帝国主义的炮灰。否则，“其前途一点光明都没有”。
茅老先生真是中国人民的救世主，令人敬佩万分。
我有许多知心话儿要对茅老先生讲，我特别很想知道，如果中国真的复辟了资本主义，象我这样三教九流的经济学家，能否在大肆盗窃国家庞大财产的分脏过程中，能否一夜暴富为亿万富豪？能否如前苏联那七个巨贪那样，将1亿5千万人民的财产据为已有？
我还想请教茅老先生，如果我国与美国组织成一个联邦共和国，那么，届时，应当取个什么响亮的国名？届时，美国政府9万亿美元的债务，是否需要13亿中国人民来承担？美国全国44万亿美元的公私总债务，是否需要13亿中国人民来承担？
当然，我还有许多秘密的私房话对尊敬的茅老先生讲，不过，一般的人我不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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