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劳资制度改革的几个重大议案之一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改革三个阶段回顾与工会民主缺失之憾

　　

　　我国的养老保险退休制度，从建立到发展，经历了半个世纪曲折的历程。实践证明，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努力发展社会保险事业，改革与社会生产力不相适应的养老保险制度，能够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回顾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和改革进程，大体上经历了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以1951年2月26日政务院颁发的劳动保险条例为标志，确立了全国各级工会在各种所有制企业中劳动、工资、福利和退休管理各方面的领导地位，建立了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基本政治制度。

　　第二阶段，以1978年6月3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为标志，着重动员因工、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的工人的提前退休和退职问题，提高离休人员和突出贡献人员的退休工资水平，与此同时，尽量安排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参加工作。在此基础之上，各行各业特殊工种范围基本上得以确定，并为今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第三阶段，以1991年6月26日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为标志，明确了今后职工养老保险责任由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完善了养老保险缴费制度。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由城市向农村推进，城市、农村的一些特殊情况的特殊退休制度一一出台亮相，呈现退休对象多元化、全覆盖的发展趋势。

　　目前，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为完善职工退休养老制度奠定了经济基础。但是，我国职工退休管理制度，存在三大突出、焦点问题：

　　一是在企业劳资管理体制上，全国各级工会组织均处于虚位状态，在立法、执法和执政上全部让位于劳动保障管理部门，这其实是违反了《劳动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正因为如此，工会和职工的民主权利，不断受到削弱，使国有企业劳资制度长期处于不同程度的失控状态，滋生了许多不公平甚至腐败现象，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的合法权益均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二是在退休待遇上，退休职工平均收入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相距太大，并且差距越来越大。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地方政府的足够重视，劳动保障部门消极对待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没有充分贯彻落实中央政策。

　　三是在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方面，20多年来，原劳动部、劳动保障部及各省市地方劳动保障部门，越权出台了大量不切实际和违反立法法、违反《劳动保险条例》的文件，这些文件需要全部予以清理、撤销。

　　其主要表现为：

　　1．  工会虚权与分配失衡的对应关系

　　第一，工会虚权，政府包揽劳动保障机制，其权力难以制约，长期以来分配失衡，官官相护、官商勾结的局面很难打破。

　　有的地方政府官员，与国有企业老总、尤其是上市公司老总沆瀣一气，许诺给他们年薪几十万、几百万和奖励股权、期权，有的国企老总甚至年薪达到上亿元之巨，而普通职工的收入仅仅是他们的几十分之一、几百分之一甚至是几千分之一。不仅如此，许多国有企业的老职工不仅最起码的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甚至连饭碗也很难保住。

　　据报道，格力电器董事总经理董明珠2006年年薪66万元，另有250万股的股权激励，她一年的收入为1.1366亿元（广州日报2008年1月5日B14版），是国有企业的“打工女皇”。

　　2007年，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有3名高管税前薪酬超过了4000万元。其中，马明哲税前薪酬为6616.1万元。薪酬成为上市公司高管“状元”。上海荣正投资咨询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07年上市公司高管最高年薪平均值54.8万元，比上年上升了57.15%,这是9年来首次超过50%。

　　马明哲成为2008年坊间最受争议的对象，不仅仅是他得到天文数字的收入，而且有人质疑其中的股权是否有虞。1988年3月21日，平安保险公司为完全国有制公司，由中国工商银行和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分别占股份的51%和49%。从1989年员工持股、1992年职工合股、1993年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取得平安13.7%的股份，至今的股权令人眼花缭乱的不断变动，居然成了外资控股、国资一点点参股、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民营公司持股的怪胎（中国保险网2008年3月24日、百度网2008年7月7日，以下同）。

　　上市公司的高薪怪胎，不仅损害了国家利益、员工利益，也损害了股民的利益。去年10月份以来，中国平安A股价格从最高149.28元暴跌到上周末（高薪兑现以后的2008年3月21日）的56.06元。

　　<<改革和发展蓝皮书-中国改革开放30年(1978-2008)>>(中国网2008-11-05)认为，（造成收入严重不公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少数腐败官员（含少数腐败的国企领导）的巨额非法收入；二是企业偷税漏税的巨额非法收入；三是非公有制企业劳资收入差距过大（例如在深圳等经济特区，20多年前打工者的工资一般在500~800元之间，那个时候老板的资本大多几十万元；现在老板的资本少则几百万，多则千万亿万，而打工者的工资则基本上没有多大提高）；四是下岗失业人员较多；五是部门和行业垄断造成的不平等；六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七是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太大，贫困人口太多；等等。

　　基尼系数，是世界上用来分析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指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基尼系数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年为0.18，1981年为0.29（此前被国际上认为这是世界上分配最公平的国家），1988年为0.382，1994年为0.467（另有资料显示为0.434），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2001年为0.459。2005年，居民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0.529和0.561，并且，每年都以0.1%的速度递增。基尼系数的国际警戒线是0.35~0.4。现在，中国已被国际上认为是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第二个国家，第一个是菲律宾。

　　缩小普通职工、退休职工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分配差距，关键在于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其中之一，就是要打破政府大权独揽的旧格局，建立健全全国各级工会介入机制，发挥工人民主制度，逐步消除“官官相护”的不公利益链和腐败连环链。

　　第二，工会虚权，政府部门弃权，企业高管的权力难以制约，上市公司、中外官商勾结的局面很难打破。

　　2008年8月14日，国务院国资委企业分配局有关负责人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2006年央企主要负责人平均薪酬为53.1万元，不存在“天价薪酬”问题。并强调，中国神华、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海油服等企业的薪酬，是由各自上市公司（A+H）高管人员的薪酬和股票期权收入，而非国资委直管的中央企业。银行、保险等金融业也不属于国资委监管（南方都市报2008年8月15日A34版）。

　　从体制上分析，各级政府（国资委）对于一般国有企业的监管比较到位，而对于中外合资企业、国有持股、控股上市公司、国有金融保险业的监管，包括对于国有股份的财产、企业分配的监管，存在虚位、空档。这是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企业分配不公和股份分配不公而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

　　既然国资委不管或不能管、不好管，总不能没有组织监管，让其放任自流、任其不公和腐败蔓延不止吧？

　　2．工会虚权与退休职工权益频频受损的对应关系

　　第一，工会组织无法介入工资分配和养老保险管理机制，使社保部门滋生了腐败的温床。

　　上海市社保局挪用社保基金40多亿元案，广州市社保局挪用社保基金10多亿元案，其他许多地区也出现不同程度的社保案件，也是与“政府垂直管理”密切相关的。

　　据广州市某律师事务所的一位资深律师透露，近几年来，民告官的案件主要是农民征收土地和职工劳动社会保障两大类。其中，职工劳动社会保障的民告官案件，是多层次、经常性的，且许多是久拖不决的行政不作为案件。

　　第二，工会组织无法介入工资分配和养老保险管理机制，工会组织没有决定权，职工群众没有话语权，分配不公现象越来越严重。

　　在许多经济发达地区，企业退休职工的工资，约相当于事业单位退休职工的1/2－1/3，约相当于机关单位的1/3－1/4，吃财政饭的越来越吃香，不吃财政饭的越来越凄凉。

　　解放58年来，我国的财富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创造的，而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的职工享受不到胜利成果,没有充分体现宪法“按劳分配”原则。

　　全国实行土地有偿转让制度以来，许多地方的卖地收入占到当地财政收入的30－40%，有的占到90%。政府拿着其中的部分收入及时兑现，改善了机关、事业单位在职和退休干部职工的生活，而国有企业的在职和退休职工没有享受到这些资源的分配。政府卖了国有企业的土地，国企职工和退休职工没有得到任何补偿。政府征收了农村土地，农村社员都可以得到一大笔经济补偿，得股份，盖楼房。相当一部分城中村的退休农民的平均退休金，高于全市职工的平均退休金水平。

　　第三，工会组织无法介入工资分配和养老保险管理机制，政府借口“以保养保”，对企业职工退休待遇“甩包袱”，或者轻描淡写。

　　我国现行的“以保（费）养保（险）”的社会化退休养老模式，使得职工的原国有企业、当地政府“两不管”，职工平均退休金水平几十年来在低端徘徊。近几年来，在职普通职工调整10次工资往往跟不上长公务员一次的数额，退休职工调整10次退休金也跟不上公务员一次的数额。

　　如据官方消息，2008年广州市机关公务员增长工资，平均增长1500元/月，其中处级平均增长2700元/月。现在,职工、退休职工增加10次、20次工资或退休金也赶不上他们一次的增长。

　　据广州日报2008年3月27日、6月4日等情况报道，2007年全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增长322元。但实际上平均增长不足100元。2007年广州市职工平均工资增长10.64%，达3349（另说3380元）元的高度，是有水份的。一是统计资料中不包括农民工、临时工，这些低端的工人估计有300万人以上，约占职工总数的40%以上，这类人绝大多数是没有增长工资的。二是去年底，国企老总的年任期已满，也是总奖金和股权兑现的时候，他们的平均年薪高达50万元左右，有的高达数百万元。将这类人算上去，拉高了平均增长率。

　　政府机关的权力独大，工会的权力虚设，工会不仅没有决策权，而且连起码的话事权也没有，不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不利于贯彻落实宪法“按劳分配”和党中央的“三个代表”、“和谐社会”原则，也不利于廉政建设、坚持科学的发展观。

　　在劳资制度方面，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工会与议会、政府是并驾齐驱的。有些国家如东欧、北欧一些国家，工会的权力是高于政府和议会的。尤其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工会可以监督政府的所有劳资决策，工会的法令可以撤销政府的违法行政行为，使所有的政府官员不敢乱作为或不作为。

　　第四，工会组织无法介入工资分配和养老保险管理机制，二十多年来，劳动保障部门做了不少手脚，特殊工种退休工人和正常退休工人的权益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诚然，我国各级劳动保障机关，在各级政府的直接领导之下，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政令通达。但是由于缺乏权力的制衡机制，才出现了工资分配制度的极度混乱和腐败蔓延现象。而弥补这些政治代价和经济代价，清除分配制度上的各种腐败现象，需要建立长效机制，必须重新构建权力制衡机制，依托工会组织。

　　工会缺乏劳动保障、社会保障的立法权，缺乏劳动保障的仲裁权，缺乏对于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权、监督权，缺乏对于职工工资福利、退休职工养老保险福利正常增长机制的决策权由来已久，影响了宪法、工会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仲裁法的认真执行，工会和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没程度受损，这就要求在新的形势下采取新的对策，实施新的体制和一整套新的运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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