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2007年GDP增长11.4%，全年CPI上涨4.8%，经济呈现高位运行的特征。在通胀压力的作用下，普通公众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这也成为威胁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

具体而言，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由于存在经济结构和体制的多种缺陷，通胀对民生的负面影响更深远。一方面，消费品价格普遍上涨，侵蚀了中低收入者的货币购买力，使其实际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另一方面，通胀会引起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从而加剧贫富分化和社会动荡。正是由于通胀作为系统性风险，不是个人所能完全避免的，所以面对通胀压力，民众除了要求政府着力控制物价上涨，还需要获得用于弥补、减少损失的政策保障，税收政策在此过程中责无旁贷。

因为政府可以无限发行货币，理论上说，通胀必然也反映为财富从民间向政府的再分配过程，相当于一种税收，自然会影响民间的购买力和需求。例如，由于物价上升，名义收入就上升，按照超额累进税率，税率适用档次也随之上升，这样在实际购买力不变的情况下，就会使纳税人缴纳更多的税收。同时，原有纳税扣除额如果不变，也相当于实际已经贬值，间接等于扣除额降低，从而增加了实际税额。有鉴于此，面对通胀压力，税收政策有以下几方面着力点。

首先，从总供给方面发挥税收效应，从而优化供给结构，弱化通胀压力。通胀对企业产生各种不良影响，如在企业所得税方面，造成折旧扣除的减少而使公司的实际税负大幅度提高。在此情况下，政府采取具有对企业减税效应的政策，就会避免企业向最终消费者过多转嫁成本，从而把部分“通货膨胀税”返还给企业。对于企业所得税，一种选择就是促进税收指数化，并把重点放在税率结构和税负减免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根据通胀率，对所有收入级别实行指数化调整，另一方面在税负减免上，对纳税扣除额等实行指数化，并对受通膨影响较大的生计扣除等予以相应调整。再比如，现有“土地财政”模式，客观上造成土地价格飞涨，间接导致房地产价格高企、拉动相关生产资料价格的膨胀。对此，只有实现土地出让金“费改税”，纳入物业税的改革试点，才能从源头上控制地方政府推动地价上涨的冲动。

其次，从总需求方面发挥税收效应，从而适度抑制总需求，降低通胀拉动作用。对于需求拉动所导致的通胀压力，要避免并抑制其中不合理的因素。一方面，对于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增加的中低收入者的消费需求，客观上仍需鼓励。另一方面，除了降低政府投资、消费支出的非合理增长，应利用税收政策来抑制出口需求，以及高收入者的需求膨胀。其中，全面降低出口退税、增加部分重要商品的出口关税，都能降低出口需求，如对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和粮食出口的限制。而加快消费税、财产税等改革，也能通过增税效应来防止高收入者的消费需求膨胀。

另外，通胀环境下，税收要避免对经济的扭曲，并强化公平作用，体现向中低收入者的利益倾斜，弥补通胀给其带来的福利损害。例如，在个人所得税方面，通胀使名义收入提高，相应缴纳税额增加，这给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带来消极影响，使个税产生逆向再分配效果。因此，为了避免通货膨胀的影响，与企业所得税一样，许多国家都采取个税指数化措施，即按照每年通胀率的变化，自动确定适用税率和纳税扣除额，以便剔除通货膨胀造成的名义所得增减的影响，主要包括免税额和纳税档次的指数化调整。

还有，通胀环境下，人们往往会进行各种投资以规避风险。当前我国金融发展相对落后，缺乏可以投资的资本品，而低收入者更缺乏投资避险的条件和渠道。由此，对股市、房地产等屈指可数的投资品，政府理应对中低收入者采取差别性政策，例如对中低收入者购房给予更多税收减免，或者把股票印花税改为累进税，这些虽然可能存在一定技术困难，但却可以充分反映政府政策的公平性，值得进行改革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