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我在宁波大学法律系任教。过完了元旦，大学也就快放寒假了。寒假都连着春节，我也都是回西安家里度假过节的。这次回去，我该带些什么礼物给家里人呢？我在宁波市里最繁华的东门口的一家商店里，看到一种新推出的保暖衣－金属棉衬衣，说是穿上一件有两件羊毛衫的保暖效果。我就给父母各买了一件爸爸一件，是米灰色的；妈妈一件，是白底子上面散落着紫色小花的。买好了衣服，又给二老一人买了一双保暖鞋：父亲的，是棉绒面的；母亲的，是黑色高帮牛皮面带毛里的。我知道，父母并不缺什么，可是穿着儿女给买的衣服鞋子，老人会暖在身上、也甜在心上的。当然，我也没有忘记给姐姐的宝贝女儿晶晶带一套过年时穿的新衣服和新鞋子。
到家那天，是农历的12月23。下了火车，往家里走的路上，不时地可以听到或清脆、或沉闷、或独奏、或交响的炮声来。这就像是过年的序曲似的，奏响了节日序曲，大年也就即将来临了。而到了这一天，家家户户也就开始忙活年里的大吃了。我刚进家门，就闻到一股浓浓的油香味；进屋一看，家里的桌子上、柜子上，摆满了为过年而准备的各种菜肴，有生的，也有半熟的和全熟的。
当天晚上，姐姐一家也过来了，全家人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地吃完了“入年饭”。饭后，我把礼物分给他们。母亲穿上我给她买的新衣新鞋，高兴得像个孩子，在镜子前照了又照。难怪有人说，老人越老越像孩子呢。
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家里的食物也准备地差不多了。农历12月28，我和母亲到附近的年货市场去转了转。这里平时是农贸市场，也是我们那个纺织城地区规模最大的副食品市场。刚走到市场入口，就看到一个临时搭起的简易大棚前挤满了人，尤其是小孩子；不用看，就知道是卖炮的。每年一到农历12月，街上这样的大棚就多起来了。刚开始，炮价要贵一点，现在已经到年跟前了，卖炮摊点也开始做收场生意了，花炮响炮都会打折，如果一次能多买些的话，还能折上加折。这个时候，买炮最实惠。我们也选了一些，主要是三十晚上的一挂跨年的长炮，另外还有一些花炮，图个喜庆和吉利，也凑个热闹。
走进年货市场，到处弥漫着浓浓的年货味。卖年画、写春联的摊子特别多。看着那些花花绿绿的年画，那些来自戏曲故事和历史传说的画面，我们觉得那更适合贴在农村的土墙上。而春联，倒是家家户户少不了的；我们选了一个方块的福字和一对春联。
走到了卖碗的摊子，尽管我们家并不缺碗，妈妈还是买了四个小碗。有添人进口、人丁兴旺之意，讨个吉利。每年过年，妈妈都要买几个碗。
12月29日，已经到了年门口了，我们那儿的风俗，是家家户户要在这一天大扫除。早上起来，全家人就忙活开了。从家里到家外，从墙上到地上，从明面到暗角，里里外外、脚脚落落，都擦洗了一遍。然后，把新买的春联贴在门口。到了这个时候，一直脚就已经踏在了新年的门槛上了。
当天晚上，是小年夜。全家人又聚在了一起，一边讲着分别的日子里的那些故事，一边说着那些老邻居、老朋友、老同学们的过去和现在，吃吃喝喝、说说笑笑的，小年夜也就过去了。
过年里面，最重头的大戏－大年三十开场了。这一天，早上一起来，父母就忙着准备三十晚上那全年最丰盛的晚餐了。每当这个时候，家里有两个保留的菜是必做的：一个是父亲的拿手菜－风鸡，另一个是母亲的招牌菜－糖醋里脊。
父亲属鸡，也特别会摆弄和鸡有关的菜。早早地就买好了鸡，是那种大公鸡，昂首挺胸，长着一身漂亮羽毛的公鸡王。买回来，把鸡杀了，先不要急着去毛，把粗盐撒在鸡毛里头，用手抹匀了；然后，用旧报纸把毛鸡包紧了，裹上三层，外面再用绳子扎紧；最后，把鸡吊起来挂在屋檐下面，任风吹着。年三十早起，把鸡取下来，打开纸包，这时候，鸡毛已经被捂得很松了，很容易就把鸡毛拔了下来；然后，洗干净，剁成块，倒上料酒，撒上葱姜，搁在锅里蒸熟了，这道菜就好了。做起来有些费时费事，平时不大吃；可吃起来又酥又嫩，也不像一般的鸡肉，那么容易塞牙，味道好极了！
母亲的那道糖醋里脊也是要早早准备的。肉买回来，切成小块、裹上面，在油里炸了，放在一边；到了三十晚上，浓油赤酱地放上烧，再浇上糖醋，趁热吃，特香！这个菜是小晶晶的最爱，她还只有二岁的时候，就迷上了这道菜，只要看到，就不想吃别的菜了。
我们那里的习俗是：大请客要从年初二才开始；年初一，是已婚的儿女们回家看父母的日子；而年三十，则是自己家里，父母和还没有结婚的孩子在一起，吃团圆饭的日子。我们家没那么多讲究，家里本来人就少，姐姐出嫁以后，基本上年三十，还是带着一家人回来吃团圆饭的。
年三十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姐姐一家来了。小晶晶穿上了我给她买的那身新衣服，大红绒格的面料配着花边和饰片，漂亮又洋气。姐姐一回来就说：妈的好友张阿姨远远地在她们后面看见了，专门追上来仔细看了看晶晶的衣服。小晶晶从出生起，穿的衣服几乎都是我给买的。姐姐一家来吃年夜饭的时候，总要给父母拿点什么东西，多是给爸爸买两瓶酒和一条烟。
晚上六点钟，已经准备了很多天，当天又忙了一整天，而精心烹制的年夜饭，终于端上了台面。太丰盛了，煎炒烹炸、五颜六色的，让我看花了眼。我和父母加上姐姐一家三口共六个人，围坐在客厅的大圆桌旁边，守着满桌的美味佳肴，享受着这一年中的期盼和这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窗外，不时传来零星的炮声，渲染着过年的气氛。
正说笑着呢，有人敲门，是妈妈的好朋友张阿姨。她们夫妇是来送一个菜的，那是一个配好了荤素的汤。这个时候送菜过来，让我们感到既意外又惊喜。简单地说了几句客气话，他们又上别人家去送菜了。而我们也很快地加了些水和调料，用小锅烧出了这个汤。在原本就已经摆得满满的台面上，硬是挪出了一小块地方，放下了这道菜。
也奇怪，平日里随便做点什么，都吃得津津有味的，到了过年，望着冷盘热炒满满的一桌菜，倒没有胃口了。也许是人们常说的物极必反吧，我们管这叫年饱。一到过年，满桌的肉山鱼海，还没吃，看看就饱了。吃了一会儿了，我停下来，拿出带回来的相机，给吃着年夜饭的家人们拍了几张照片。
吃过年夜饭，母亲拿出100元钱，用红纸包好了，塞在小晶晶的手里，那是母亲给小孩子的压岁钱。
夜里11：50分，一年中最热烈、最振奋、也最疯狂的时刻来到了。炮声越来越密急，也越来越浓烈，震耳欲聋的。看看还有三分钟了，我赶快拿起家里的竹竿，把鞭炮挂上；又从爸爸手里接过一个香烟头，点着了鞭炮前端的炮捻子，迅速地把炮串伸出了凉台；就在这一刹那间，我们的炮声也加入了这哄响的合奏。看着家家户户窗口处闪烁的炮光，听着这跨年的鞭炮大交响，闻着那浓浓的火药味，望着窗外烟气弥漫的夜空，整个人有一种恍恍惚惚、如梦如幻的感觉。心里祈祷着新年的好运，在这巨大的震撼中，跨过了新年。隆隆地炮声在轰鸣了半小时之后，逐渐地淡了下去；又过了半小时，夜空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外国人不明白，中国人怎么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承受那么巨大的震响呢？习俗这东西就是那么地不可思议，那是一种传统，也是一种习惯；过年，中国人的理解，就本该如此。没有了那轰响的炮声，没有了这强劲地震撼，也就没有了过年地激动和兴奋。这短暂地放肆、这瞬间地疯狂，是一种宣泄、也是一种热闹。它让我们感到的，是万众欢呼，更是普天同庆。
大年三十晚上，我们那里有些人家会守岁，全家人坐在一起，包一晚上饺子。我们家没这个习惯，在这连排炮的洗礼之后，带着对新年的憧憬和向往，我们就睡了。
大年初一，是大拜年的日子。一大早，父亲单位的那些同事和领导们，就开始一家家地跑着拜年了。父亲也跟着其中的一拨人，上别人家拜年去了；母亲则在家里迎来送往地忙着，没完没了地说着那些吉利话。
年初五，俗称破五，是大年的重头戏将过的日子。我和母亲又上年货市场去逛了。那些卖炮的大棚还搭着，可是前来买炮的人，已经比年前少了很多了。卖菜的摊子不多，菜农们和小贩们都在家里过年，大都还没有出来呢。这时最出彩的摊子，就是卖灯笼的摊子了。除了年年都有的大红圆灯笼之外，每年也都会推出当年的生肖灯来。92年是猴年，母亲就给小晶晶选了一盏猴灯。又走了几步，我们看到一个卖布老虎的小摊子；布老虎那憨态可掬和肉头肉脑的样子，着实让人喜欢，大的小的，我各买了一对。
从年货市场出来，在街上走着，忽然听到锣鼓声响起，声音越来越大，也越来越近了。循声望去，街角那边拐过来一支高跷队，一大帮看热闹的人在旁边围着跟着，我们那儿把这叫社火。从初一闹起来，要到十五才收场呢。玩高跷的大都是附近的村民，脚上绑着一米多高的木跷，脸上涂着浓重的油彩，穿着戏服，戴着各式各样的头套，让人一看那装扮，就想起老戏里的人物来了。他们一面走，还一面舞动着，后面跟着锣鼓队，敲锣打鼓地助兴。
高跷队热闹了一阵走过去了，我们继续在街上看着。路过一家甜食店，看到门口摆着台子在卖圆宵。南方的汤团和北方的元宵煮熟了看起来都差不多，可包法是很不一样的。宁波汤团是把糯米面捏成面饼，然后把芯子塞在面饼中间，包出来的；西安元宵则不同了，它先把芯子搓成圆球，再在台板上撒上糯米粉，把芯子放在干粉上，不断地滚着，芯子沾上了粉，也就有了皮子。所以，宁波那叫包汤圆，而西安这叫滚元宵。两者的皮子吃起来也就不一样了，宁波的汤团更软糯，西安的元宵则更筋一些，各有各的味，都挺好吃的。家里人不多，母亲就买了一斤元宵。母亲对我说：“十五的时候，你在宁波了，可以买宁波汤团吃；我和你爸下两个元宵，吃个喜气就行了。”
母亲特别擅长织毛衣。小时候，经常会有一些熟悉或是不熟悉的阿姨们，来让母亲教她们织毛衣。母亲给我织的那些毛衣，也让同学们羡慕不已。我这次一回来，母亲就把我的旧毛衣拆了，另用深咖啡色、浅米色和铁锈红色三种颜色的毛线，给我织了一件新毛衣。过年这几天，母亲没有别的事的时候，一面和我说着话，一面飞快地织着毛衣。开始，我只是觉得这三种颜色配在一起非常耐看，织着织着，那件毛衣的前胸出来了一个图案，是一只鸽子，漂亮极了。
年初十，年还没有过完，我该回宁波大学工作了。那天下午，父母一起送我出来。我和母亲边聊边走。母亲说：“我都好多年没在上海过年了，上海的城隍庙好玩极了，尤其是那里的灯会，小时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要不明年，我们去上海你三姨那儿过年吧？你也不要跑那么远的路回来了。”我听母亲无数次地说起过她小时候在上海过年的事情，可是，我经常经过上海，还没有在上海过过年呢。
我们就这样说着，走出了小区的大门。西安这时候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我对母亲说：“你回去吧，外面冷。”母亲在大门口站住了，说：“有你爸送你，我就不去车站了”。我走了几步，回过头看了一下，母亲还站在那里，微笑着望着我。
两天以后，我回到了宁波大学。正月十五那天中午，我走出宿舍楼，准备去食堂打饭，我的同事也是好朋友小俞迎面走了过来，不知怎么了，他看到我像是不认识了似的，一点表情都没有，我觉得莫名其妙的。走到跟前了，他递给我一封信，我疑惑地接了过来，是一封电报，太意外了，会有什么人给我发电报呢？抽出里面的电报纸，打开来，只有五个字：“母病故，速回”。我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呢？接着脑袋就嗡地一下，人木掉了。
正月十五晚上，一个月圆团圆的日子，一个举家观灯的日子，我呆呆地站在上海开往西安的列车上。脑子里很乱，好像想到了很多事情，又好像什么也没有想。我一点儿没有思想准备，被这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彻底打晕了。正月十六，隔了不到一个星期，我又回来了。走到小区的大门口，母亲的音容笑貌都还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可已物是人非、今非昔比了。拐过楼角，家门口对面的那个高台边，立着一串花圈。进了家门，家里或坐着或站着有不少人。姐姐戴着重孝，脸上满是泪痕，对我说：“妈没有了”；爸在旁边也说了一句：“你妈没有了”。
爸告诉我，家里发生的事情。正月十四那天中午，母亲吃了午饭，去和老伙伴们打麻将。那天母亲手气不错，刚一开始，就连赢了几副牌；突然，她觉得身体不太舒服，就给那些朋友说：“你们先玩吧，我歇一会儿。”她在那家人家的床上先坐了一会儿，然后就躺了下来。谁知这一躺，人就过去了。
回去那天下午，我和姐姐一起到纺织城医院的停尸房去看母亲。走下阴森的坡道，有人从一个墙洞里拉出了母亲的遗体。母亲身上穿着姐姐给她买的寿衣寿鞋，嘴里咬着一个仿制的铜钱，双目紧闭，僵硬地躺着。我疯了似地大声哭喊着，只觉得天旋地转、悲痛欲绝。回到家里，姐姐告诉我：十四那天，母亲去打牌的时候，就穿着我给她买的那件金属棉的衬衣，和半高帮的皮鞋。十五那天晚上，人家家里都在过元宵节呢，晚上也有很多人家放鞭炮；可我们家里，爸和姐姐在灵堂里，守着母亲的遗像和灵台，坐了一晚上，也哭了一晚上。
打开家里的冰箱，我看到年初五买的那包元宵，还在那里；凉台上，寒风中，那个猴子灯笼寂寞地飘荡着。
两年以后，我如愿以偿地调回了母亲的故乡—上海。一安顿下来，我就在原是上海县的一个地方，为母亲选了一块墓地，将母亲永远地安葬在了她魂牵梦绕的家乡上海。
十五年以后的春节，2007年春节，爸爸先行来到了上海，姐姐带着已经在读大学的女儿晶晶，也在年前赶到了上海。在我的新居里，我们一家人又在一起吃年夜饭了。母亲说的全家到上海去过个年，在十五年以后，变成了现实。可惜的是，她和我们虽然都在上海，已是阴阳两分、难以相见了。大年初五，我和姐姐、晶晶到母亲的墓上去为她焚香燃烛；临走的时候，又在墓上洒上了一层花瓣。
到家那天，是农历的12月23。下了火车，往家里走的路上，不时地可以听到或清脆、或沉闷、或独奏、或交响的炮声来。这就像是过年的序曲似的，奏响了节日序曲，大年也就即将来临了。而到了这一天，家家户户也就开始忙活年里的大吃了。我刚进家门，就闻到一股浓浓的油香味；进屋一看，家里的桌子上、柜子上，摆满了为过年而准备的各种菜肴，有生的，也有半熟的和全熟的。
当天晚上，姐姐一家也过来了，全家人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地吃完了“入年饭”。饭后，我把礼物分给他们。母亲穿上我给她买的新衣新鞋，高兴得像个孩子，在镜子前照了又照。难怪有人说，老人越老越像孩子呢。
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家里的食物也准备地差不多了。农历12月28，我和母亲到附近的年货市场去转了转。这里平时是农贸市场，也是我们那个纺织城地区规模最大的副食品市场。刚走到市场入口，就看到一个临时搭起的简易大棚前挤满了人，尤其是小孩子；不用看，就知道是卖炮的。每年一到农历12月，街上这样的大棚就多起来了。刚开始，炮价要贵一点，现在已经到年跟前了，卖炮摊点也开始做收场生意了，花炮响炮都会打折，如果一次能多买些的话，还能折上加折。这个时候，买炮最实惠。我们也选了一些，主要是三十晚上的一挂跨年的长炮，另外还有一些花炮，图个喜庆和吉利，也凑个热闹。
走进年货市场，到处弥漫着浓浓的年货味。卖年画、写春联的摊子特别多。看着那些花花绿绿的年画，那些来自戏曲故事和历史传说的画面，我们觉得那更适合贴在农村的土墙上。而春联，倒是家家户户少不了的；我们选了一个方块的福字和一对春联。
走到了卖碗的摊子，尽管我们家并不缺碗，妈妈还是买了四个小碗。有添人进口、人丁兴旺之意，讨个吉利。每年过年，妈妈都要买几个碗。
12月29日，已经到了年门口了，我们那儿的风俗，是家家户户要在这一天大扫除。早上起来，全家人就忙活开了。从家里到家外，从墙上到地上，从明面到暗角，里里外外、脚脚落落，都擦洗了一遍。然后，把新买的春联贴在门口。到了这个时候，一直脚就已经踏在了新年的门槛上了。
当天晚上，是小年夜。全家人又聚在了一起，一边讲着分别的日子里的那些故事，一边说着那些老邻居、老朋友、老同学们的过去和现在，吃吃喝喝、说说笑笑的，小年夜也就过去了。
过年里面，最重头的大戏－大年三十开场了。这一天，早上一起来，父母就忙着准备三十晚上那全年最丰盛的晚餐了。每当这个时候，家里有两个保留的菜是必做的：一个是父亲的拿手菜－风鸡，另一个是母亲的招牌菜－糖醋里脊。
父亲属鸡，也特别会摆弄和鸡有关的菜。早早地就买好了鸡，是那种大公鸡，昂首挺胸，长着一身漂亮羽毛的公鸡王。买回来，把鸡杀了，先不要急着去毛，把粗盐撒在鸡毛里头，用手抹匀了；然后，用旧报纸把毛鸡包紧了，裹上三层，外面再用绳子扎紧；最后，把鸡吊起来挂在屋檐下面，任风吹着。年三十早起，把鸡取下来，打开纸包，这时候，鸡毛已经被捂得很松了，很容易就把鸡毛拔了下来；然后，洗干净，剁成块，倒上料酒，撒上葱姜，搁在锅里蒸熟了，这道菜就好了。做起来有些费时费事，平时不大吃；可吃起来又酥又嫩，也不像一般的鸡肉，那么容易塞牙，味道好极了！
母亲的那道糖醋里脊也是要早早准备的。肉买回来，切成小块、裹上面，在油里炸了，放在一边；到了三十晚上，浓油赤酱地放上烧，再浇上糖醋，趁热吃，特香！这个菜是小晶晶的最爱，她还只有二岁的时候，就迷上了这道菜，只要看到，就不想吃别的菜了。
我们那里的习俗是：大请客要从年初二才开始；年初一，是已婚的儿女们回家看父母的日子；而年三十，则是自己家里，父母和还没有结婚的孩子在一起，吃团圆饭的日子。我们家没那么多讲究，家里本来人就少，姐姐出嫁以后，基本上年三十，还是带着一家人回来吃团圆饭的。
年三十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姐姐一家来了。小晶晶穿上了我给她买的那身新衣服，大红绒格的面料配着花边和饰片，漂亮又洋气。姐姐一回来就说：妈的好友张阿姨远远地在她们后面看见了，专门追上来仔细看了看晶晶的衣服。小晶晶从出生起，穿的衣服几乎都是我给买的。姐姐一家来吃年夜饭的时候，总要给父母拿点什么东西，多是给爸爸买两瓶酒和一条烟。
晚上六点钟，已经准备了很多天，当天又忙了一整天，而精心烹制的年夜饭，终于端上了台面。太丰盛了，煎炒烹炸、五颜六色的，让我看花了眼。我和父母加上姐姐一家三口共六个人，围坐在客厅的大圆桌旁边，守着满桌的美味佳肴，享受着这一年中的期盼和这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窗外，不时传来零星的炮声，渲染着过年的气氛。
正说笑着呢，有人敲门，是妈妈的好朋友张阿姨。她们夫妇是来送一个菜的，那是一个配好了荤素的汤。这个时候送菜过来，让我们感到既意外又惊喜。简单地说了几句客气话，他们又上别人家去送菜了。而我们也很快地加了些水和调料，用小锅烧出了这个汤。在原本就已经摆得满满的台面上，硬是挪出了一小块地方，放下了这道菜。
也奇怪，平日里随便做点什么，都吃得津津有味的，到了过年，望着冷盘热炒满满的一桌菜，倒没有胃口了。也许是人们常说的物极必反吧，我们管这叫年饱。一到过年，满桌的肉山鱼海，还没吃，看看就饱了。吃了一会儿了，我停下来，拿出带回来的相机，给吃着年夜饭的家人们拍了几张照片。
吃过年夜饭，母亲拿出100元钱，用红纸包好了，塞在小晶晶的手里，那是母亲给小孩子的压岁钱。
夜里11：50分，一年中最热烈、最振奋、也最疯狂的时刻来到了。炮声越来越密急，也越来越浓烈，震耳欲聋的。看看还有三分钟了，我赶快拿起家里的竹竿，把鞭炮挂上；又从爸爸手里接过一个香烟头，点着了鞭炮前端的炮捻子，迅速地把炮串伸出了凉台；就在这一刹那间，我们的炮声也加入了这哄响的合奏。看着家家户户窗口处闪烁的炮光，听着这跨年的鞭炮大交响，闻着那浓浓的火药味，望着窗外烟气弥漫的夜空，整个人有一种恍恍惚惚、如梦如幻的感觉。心里祈祷着新年的好运，在这巨大的震撼中，跨过了新年。隆隆地炮声在轰鸣了半小时之后，逐渐地淡了下去；又过了半小时，夜空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外国人不明白，中国人怎么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承受那么巨大的震响呢？习俗这东西就是那么地不可思议，那是一种传统，也是一种习惯；过年，中国人的理解，就本该如此。没有了那轰响的炮声，没有了这强劲地震撼，也就没有了过年地激动和兴奋。这短暂地放肆、这瞬间地疯狂，是一种宣泄、也是一种热闹。它让我们感到的，是万众欢呼，更是普天同庆。
大年三十晚上，我们那里有些人家会守岁，全家人坐在一起，包一晚上饺子。我们家没这个习惯，在这连排炮的洗礼之后，带着对新年的憧憬和向往，我们就睡了。
大年初一，是大拜年的日子。一大早，父亲单位的那些同事和领导们，就开始一家家地跑着拜年了。父亲也跟着其中的一拨人，上别人家拜年去了；母亲则在家里迎来送往地忙着，没完没了地说着那些吉利话。
年初五，俗称破五，是大年的重头戏将过的日子。我和母亲又上年货市场去逛了。那些卖炮的大棚还搭着，可是前来买炮的人，已经比年前少了很多了。卖菜的摊子不多，菜农们和小贩们都在家里过年，大都还没有出来呢。这时最出彩的摊子，就是卖灯笼的摊子了。除了年年都有的大红圆灯笼之外，每年也都会推出当年的生肖灯来。92年是猴年，母亲就给小晶晶选了一盏猴灯。又走了几步，我们看到一个卖布老虎的小摊子；布老虎那憨态可掬和肉头肉脑的样子，着实让人喜欢，大的小的，我各买了一对。
从年货市场出来，在街上走着，忽然听到锣鼓声响起，声音越来越大，也越来越近了。循声望去，街角那边拐过来一支高跷队，一大帮看热闹的人在旁边围着跟着，我们那儿把这叫社火。从初一闹起来，要到十五才收场呢。玩高跷的大都是附近的村民，脚上绑着一米多高的木跷，脸上涂着浓重的油彩，穿着戏服，戴着各式各样的头套，让人一看那装扮，就想起老戏里的人物来了。他们一面走，还一面舞动着，后面跟着锣鼓队，敲锣打鼓地助兴。
高跷队热闹了一阵走过去了，我们继续在街上看着。路过一家甜食店，看到门口摆着台子在卖圆宵。南方的汤团和北方的元宵煮熟了看起来都差不多，可包法是很不一样的。宁波汤团是把糯米面捏成面饼，然后把芯子塞在面饼中间，包出来的；西安元宵则不同了，它先把芯子搓成圆球，再在台板上撒上糯米粉，把芯子放在干粉上，不断地滚着，芯子沾上了粉，也就有了皮子。所以，宁波那叫包汤圆，而西安这叫滚元宵。两者的皮子吃起来也就不一样了，宁波的汤团更软糯，西安的元宵则更筋一些，各有各的味，都挺好吃的。家里人不多，母亲就买了一斤元宵。母亲对我说：“十五的时候，你在宁波了，可以买宁波汤团吃；我和你爸下两个元宵，吃个喜气就行了。”
母亲特别擅长织毛衣。小时候，经常会有一些熟悉或是不熟悉的阿姨们，来让母亲教她们织毛衣。母亲给我织的那些毛衣，也让同学们羡慕不已。我这次一回来，母亲就把我的旧毛衣拆了，另用深咖啡色、浅米色和铁锈红色三种颜色的毛线，给我织了一件新毛衣。过年这几天，母亲没有别的事的时候，一面和我说着话，一面飞快地织着毛衣。开始，我只是觉得这三种颜色配在一起非常耐看，织着织着，那件毛衣的前胸出来了一个图案，是一只鸽子，漂亮极了。
年初十，年还没有过完，我该回宁波大学工作了。那天下午，父母一起送我出来。我和母亲边聊边走。母亲说：“我都好多年没在上海过年了，上海的城隍庙好玩极了，尤其是那里的灯会，小时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要不明年，我们去上海你三姨那儿过年吧？你也不要跑那么远的路回来了。”我听母亲无数次地说起过她小时候在上海过年的事情，可是，我经常经过上海，还没有在上海过过年呢。
我们就这样说着，走出了小区的大门。西安这时候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我对母亲说：“你回去吧，外面冷。”母亲在大门口站住了，说：“有你爸送你，我就不去车站了”。我走了几步，回过头看了一下，母亲还站在那里，微笑着望着我。
两天以后，我回到了宁波大学。正月十五那天中午，我走出宿舍楼，准备去食堂打饭，我的同事也是好朋友小俞迎面走了过来，不知怎么了，他看到我像是不认识了似的，一点表情都没有，我觉得莫名其妙的。走到跟前了，他递给我一封信，我疑惑地接了过来，是一封电报，太意外了，会有什么人给我发电报呢？抽出里面的电报纸，打开来，只有五个字：“母病故，速回”。我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呢？接着脑袋就嗡地一下，人木掉了。
正月十五晚上，一个月圆团圆的日子，一个举家观灯的日子，我呆呆地站在上海开往西安的列车上。脑子里很乱，好像想到了很多事情，又好像什么也没有想。我一点儿没有思想准备，被这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彻底打晕了。正月十六，隔了不到一个星期，我又回来了。走到小区的大门口，母亲的音容笑貌都还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可已物是人非、今非昔比了。拐过楼角，家门口对面的那个高台边，立着一串花圈。进了家门，家里或坐着或站着有不少人。姐姐戴着重孝，脸上满是泪痕，对我说：“妈没有了”；爸在旁边也说了一句：“你妈没有了”。
爸告诉我，家里发生的事情。正月十四那天中午，母亲吃了午饭，去和老伙伴们打麻将。那天母亲手气不错，刚一开始，就连赢了几副牌；突然，她觉得身体不太舒服，就给那些朋友说：“你们先玩吧，我歇一会儿。”她在那家人家的床上先坐了一会儿，然后就躺了下来。谁知这一躺，人就过去了。
回去那天下午，我和姐姐一起到纺织城医院的停尸房去看母亲。走下阴森的坡道，有人从一个墙洞里拉出了母亲的遗体。母亲身上穿着姐姐给她买的寿衣寿鞋，嘴里咬着一个仿制的铜钱，双目紧闭，僵硬地躺着。我疯了似地大声哭喊着，只觉得天旋地转、悲痛欲绝。回到家里，姐姐告诉我：十四那天，母亲去打牌的时候，就穿着我给她买的那件金属棉的衬衣，和半高帮的皮鞋。十五那天晚上，人家家里都在过元宵节呢，晚上也有很多人家放鞭炮；可我们家里，爸和姐姐在灵堂里，守着母亲的遗像和灵台，坐了一晚上，也哭了一晚上。
打开家里的冰箱，我看到年初五买的那包元宵，还在那里；凉台上，寒风中，那个猴子灯笼寂寞地飘荡着。
两年以后，我如愿以偿地调回了母亲的故乡—上海。一安顿下来，我就在原是上海县的一个地方，为母亲选了一块墓地，将母亲永远地安葬在了她魂牵梦绕的家乡上海。
十五年以后的春节，2007年春节，爸爸先行来到了上海，姐姐带着已经在读大学的女儿晶晶，也在年前赶到了上海。在我的新居里，我们一家人又在一起吃年夜饭了。母亲说的全家到上海去过个年，在十五年以后，变成了现实。可惜的是，她和我们虽然都在上海，已是阴阳两分、难以相见了。大年初五，我和姐姐、晶晶到母亲的墓上去为她焚香燃烛；临走的时候，又在墓上洒上了一层花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