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对于社会的关心由于带有信仰自由和一定意义上的革命叛逆精神而被今日的学界给予了肯定。但在经济社会背景下他又只能是一位特色鲜明的中国学者，而非类似条件下的欧洲式人物。

    作为思想家，他没有路德的自持，也缺乏伊拉斯莫的自信。他所生活的时代给予了他消极悲观的情绪。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成长成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由于政治与文化思想的凝固，思想界只能通过妥协来获得些许生存的空间。王阳明通过改造、整合朱熹与陆九渊的哲学，创立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套较为完整的哲学体系。即通过以每个人自己的心理作为结构宇宙的工具，通过不断向自己内心的追求便可达到生活的完美境地和宇宙的致善境界。

    这种思想体系拒绝了事物的真实性，以参禅悟道的方式将儒、释、道三家思想加以融合，进而将人们的视线从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转移开，而弱化了现实问题的尖锐性。而这种哲学丝毫谈不上具有什么科学性。

    但李贽没有苟同于这种唯心论，他强调物质，强调功利的重要性，他也反对人们对于圣贤的过分崇拜，并提倡个人角度的自由思考。但他的进步思想只局限在这几点上。

    虽然李贽追求自由并有志于改革创造，但由于环境的影响他只能类似于马基雅维里，而不允许他向霍布斯与洛克一样，从个人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构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而其个人主义思想也远不及《君主论》中所阐述的那样具体、科学、全面。它的许多论述只是只言片语，甚至前后矛盾。

    而这种矛盾和同当时社会的格格不入给李贽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终于导致他在七十五岁时自裁身亡。据说，由于不谙此道，他在自刎后两天才断气，他在血污中苦苦挣扎了如此之久！

    李贽的悲剧告诉了我们，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为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无论善恶，进步或者保守，其结果都是悲剧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