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级政区领导班子新格局的领导学分析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陈海春
继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着力建设高素质领导班子。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关系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必须把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的核心内容抓紧抓好。
要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改进领导班子思想作风，提高领导干部执政本领，改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健全领导体制，完善地方党委领导班子配备改革后的工作机制，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定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善于领导科学发展的坚强领导集体。以加强领导班子执政能力建设影响和带动全党，使党的全部工作始终符合时代要求和人民期待。
——十七大政治报告
省，是我国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划单位，自元朝始，历经元、明、清及民国，延续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省级政区领导班子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指“四大班子”：省委、人大、政府、政协。最近，随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日子即将到来，各省级领导班子的调整加快了。截至到元月31日，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领导班子调整结束，新的格局产生了。
格局是领导学重要的研究范畴。格局是一定的政治集团，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根据自身需要和现实可能，设计和确定的结构和态势。这种结构依据一定的条件不断地发展变化，但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一定的政治路线决定一定的组织路线，一定的组织路线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格局正是体现了这些基本原则，并能让人们感知的一种框架，是中外关注的问题，属政坛大事情之类。领导班子的结构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结构，二是素质。新格局的基本特点如下。
一、结构更加合理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指出：“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发挥党委对同级人大、政府、政协等各种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这些组织中党组的领导核心作用。……规范党政机构设置，完善党委常委会的组成结构，适当扩大党政领导成员交叉任职，减少领导职数，切实解决分工重叠问题，撤并党委和政府职能相同或相近的工作部门。”依据以上思路，这次省级政区领导班子调整中呈现出几个明显的特征。
（一）党政领导成员交叉任职取得实质性进展
——延续“省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模式。在本次人大常委会主任选举中，有24个省份的人大常委会主任由省（市、区）委书记兼任。只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省（市、区）委书记的省份（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和新疆）和西藏例外。在本次换届选举中，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列确同志连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这次省级政区领导班子调整继续此前开始推行的人大主任由省（市、区）委书记兼任的模式。
——试行“省委专职副书记兼任政协主席”模式。以往省级政区政协主席的人选，多为曾担任省委常委职务（主要是省委副书记或常委兼组织部长）以上的同志到龄退出省委常委，而担任政协主席以解决个人“省级正职”的个人待遇问题，这次调整中还是有一些省份延续这种做法。但是，这次省级政区领导班子调整后，出现了多个中共省委专职副书记兼任政协主席的现象，与此前形成的省委书记兼人大主任相同，被国内外政治观察家称为中国政坛新景观。
（二）领导职数明显减少
从去年十七大召开之前的中共省级领导班子的调整，到今年十一届人大召开之前的省级人大、政府和政协领导班子的调整来看，减少省级领导班子职数的进展加快。在党委换届中减少副书记人数，“一正二副”、“一正三副”模式形成，省级党委常委职数都处于11～13人的范围内。新一届省级人大、政府、政协班子职数比上次换届每省减少３职。在本次省级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和政协换届中，一共选举产生了31位省级人大常委会主任，200位省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31位省级人民政府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239位省级人民政府副省长(副市长、自治区副主席)；31位省级政协主席，283位省级政协副主席。考虑到党政有交叉任职，所以省级政区领导班子的人数是下降的。
（二）素质明显提高
从素质的角度看，除了由于遗传导致的个体聪慧难以描述之外，一般是从年龄、学历层次、文化专业结构、阅历等方面来分析的。由于一把手，尤其是党政一把手在省级政区领导班子里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加之人数相对要少一些，故我只对省级政区党政一把手共62个人做一些统计，并结合其他界别和副职的情况做一些粗浅的分析。采取的办法还是时序分析法和阅历分析法。
各省、市、自治区党政一把手名单及基本特征
省（区、市）省委书记基本特征省长基本特征
北京刘淇T42,GJ,郭金龙T47,KS,
天津张高丽T47,KS,黄兴国T54B,BS,
河北张云川T46,GJ,KS,郭庚茂T50
山西张宝顺T50,GQ,SS,GJ,孟学农T49,GQ,KS,
内蒙古储波T44,KS,杨晶T53,GQ,
辽宁张文岳T44,GJ,KS,陈政高T52,GQ,
吉林王珉T50,KS,韩长赋T54,GQ,GJ,
黑龙江钱运录T44,KS,栗战书T50,GQ,KS,
上海俞正声T45,GJ,韩正T54,,SS,GQ,
江苏梁保华T45,罗志军T51,GQ,
浙江赵洪祝T47,GJ,吕祖善T46,
安徽王金山T45,KS,王三运T52,GQ,KS,
福建卢展工T52,GJ,KS,黄小晶T46,GQ,
江西苏荣T48,KS,吴新雄T49,KS,
山东李建国T46,KS,姜大明T53,GQ,
河南徐光春T44,GJ,李成玉T46,GQ,KS,
湖北罗清泉T45,李鸿忠T56,GJ,KS,
湖南张春贤T53,SS,GJ,周强T60,GQ,
广东汪洋T55,SS,GQ,GJ,KS,黄华华T46,GQ,
广西郭声琨T54,BS,GJ,马飚T54
海南卫留成T46,GJ,罗保铭T52,GQ,KS,
重庆薄熙来T49,GJ,SS,王鸿举T45,
四川刘奇葆T53,GQ,GJ,蒋巨峰T48,KS,
贵州石宗源T46,KS,GJ,林树森T46,KS,
云南白恩培T46,KS,秦光荣T50,GQ,KS,
西藏张庆黎T51,GQ,KS,向巴平措T47,
陕西赵乐际T57,KS,袁纯清T52,GS,GQ,GJ,
甘肃陆浩T47,徐守盛T53,KS,
青海强卫T53,GQ,KS,宋秀岩T55,GQ,
宁夏陈建国T45,KS,王正伟T57,BS,
新疆王乐泉T44,KS,努尔·白克力艾斯T61,GQ,
注一：此表根据人民网地方领导人资料库整理，分类不一定全面，如“研究生学历”就难以辨别是否有学位；
注二：T为出生年龄，BS、SS为博士、硕士，GJ为有在国家机关工作的经历（包括国家部委和企业），GQ为有在共青团工作的经历，KS为跨省交流的经历。
从学历层次和文化专业结构的角度来看，这些同志除了少数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学生之外，绝大多数是在文革后取得了各种学历。这些人是改革开放后教育的最大受益者。而且，这些人的文化专业结构横跨文理工管医等诸学科，甚至横跨东西方。使得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启用的“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干部，那样一种以工程技术为主要背景的现象成为了历史，并与世界上通行的政治家文化专业结构背景接轨。据统计，近8成省级行政领导拥有高学历。在270名省长（直辖市市长、自治区主席）和副省长（直辖市副市长、自治区副主席）中，有210人为研究生学历，占77.8%，其中有58人拥有博士学位，占21.5%。有着良好的文化底蕴、先进的执政理念、务实的从政阅历的一代新型职业政治家正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
从年龄的角度来看，出生在新中国，成长在红旗下的，发展在新时期的一代人逐渐从社会边缘走向了中心。除了省委书记的年龄还多为上个世纪40年代出生之外，不过已经以40年代后半段为主，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个群体开始崭露头角。据统计，在270名所有当选的省级行政长官中，平均年龄为52.4岁，有62名为40-50岁之间，有198名在50-60岁之间（其中有14名官员为50岁），9名官员年龄在60岁以上（其中一名60岁）。这分别占23.0%，73.3%和3.3%。这些人不仅与那些“扛过枪，渡过江”的老革命不一样，就是与那些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小平时代脱颖而出的同志也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深深打着时代的烙印，其观念、心态和能力与我们这个时代更加同步。
从跨省的经历来看，有一种从东部地区到西部地区，从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区；从中央国家机关到地方交叉任职的走向。这反映了中央用人的标准和思路，简单说，就个人而言，叫历练；就组织而言，就调剂。这不仅对当事人意义重大，对后来者也是意义重大。最近，中央组织部在人民日报上用仲祖文的笔名写了三篇政论文，别看小小的千字文，却字字如珠玑。我劝同志们好好读一下这些文章，如《不能让老实人吃亏》、《不能让投机钻营者得利》、《在基层一线培养干部》等。虽说，写在纸上的和实际发生的还是有所区别，但这毕竟是代表导向的。它告诉人们这样的道理：“当老实人，讲老实话，做老实事”；“激浊才能扬清，惩恶才能扬善”；“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好久没有听到这样振聋发聩的声音了。
还有人注意到，新到任的省长多由地方中心城市的党政“一把手”升任，而以往从中央国家机关“空降”的现象减少。如山东姜大明此前是济南市委书记，江苏罗志军是南京市委书记，广西马飙是南宁市委书记，辽宁陈政高是沈阳市委书记，宁夏王正伟是银川市委书记，新疆努尔·白克力是乌鲁木齐市长。而异地调任的湖北李鸿忠此前是深圳市委书记，黑龙江栗战书曾任西安市委书记。共8个人，刚好是新上任12人的三分之二。这些在中心城市有着良好业绩和思路的人走到省级地方行政一把手的位置，似乎证明了中央的一个新套路：摆平事情，比摆平人更为重要。
三、辩证地看待这次调整的结果
凡是有利有弊，时钟是来回摆的。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学会辩证地看待问题。这次调整后，说好话的几乎是一边倒。我认为，一边倒是不符合辩证法的，将问题看得更周全一些，将问题想得更复杂一些，将问题谋得更长远一些，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切记《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的这些话：“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
——关于交叉任职的辩证法。我们党加大了人大和政协一把手交叉任职的力度，总的说来“利大于弊”。从利来看，一是符合我党在领导问题上的一贯做法：大权独揽，小权分散。这既表明我们党对人大和政协作用的重视，也意味着对人大和政协掌控权的重视。因为人大有个主要的职能：决定政府人选；而政协也影响着言论的导向。二是能够为人大和政协的工作带来更多资源。我在讲学过程中接触了一些人大和政协的同志，他们认为，党的一把手成为人大的一把手，党的专职副书记成为政协的一把手，可能有一些“制约”的意思，但更多的是“支持”。但是，有两点问题是要指出的，一是要防止一言堂的倾向，避免当年在文革中推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时出现的问题，前车之鉴，后车之师。二是当个人的省级正职解决了（主要指政协主席），而当党政“省级正职”又太不可能时，会在处置一些关键问题上带来新的问题。屁股决定脑袋是从政者的通则，有些话说在前头比说在后头要好一些。
——关于领导职数减少的辩证法。领导职数减少也是“利大于弊”的。这样做的好处：一是通过减少人数降低执政成本，二是有益于克服人员过多滋生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等衙门作风。三是有利于在以后的工作中便于协调、提高效率、减少内耗。但是，从领导学的角度来看，问题也不是一点没有的。“决者在独，议者在众”，少有少的好处，多有多的好处。人数少了，权力必然集中了，权力集中了，对干部素质的要求也就提高了。而且，在新的运行机制下如何适应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好的。其实，十七大政治报告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提出：“完善地方党委领导班子配备改革后的工作机制”。意识到问题离解决好问题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不要小看这一句话，其中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良好的动机和实效的结果从来就是一组矛盾。有过从政经验的人都明白，权力相对分散，容易出问题，但出不了大问题；权力过于集中，要么不出问题，出问题常常都是大问题。况且，我们党在历史上出现的种种问题往往不是由于权力过于分散，而是由于权力过于集中。3000年封建社会传统和30年极左思潮带来的后遗症我们在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在党风还没有根本好转，在各级官员“寻租意识”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之时，此举的政治风险就还存在。同志们是否记得，当年小平南巡讲话时，正值苏联变色，东欧解体，在防右和防“左”的问题上，许多人都认为应该防右，但还是小平看得准：当然要反右，但主要是防“左”。可见，高手往往是善于反弹琵琶的。
——关于新党政一把手特征的辩证法。总体上看，我们省级政区党政的一把手结构是合理的，素质是高的，是能担当大任的。但从选拔的角度来看，依然没有改变“由少数人选干部，在少数人中选干部”的老套路。部分战线的同志晋升过快，部分战线的同志顾及不到的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是那些“三门”（家门、校门、机关门）干部获大任的做法还没有彻底解决，有过市场经济一线工作经历的人还不多。如何做到“多中选好，好中选优”，依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课题。这些问题绝不是小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因为这批人在中国政局中的位置太重要，以至于不能出现任何闪失。否则上对不起党中央，下对不起黎民百姓。君不见，每次换届后在一片叫好声过后，还是有“落马者”。“五年回头看，问君在何方”，对个人和组织都是悲剧。
我以为，省级政区领导班子，尤其是一把手的确定也属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范畴。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思路就是，中共中央分管干部工作的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在前不久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正确用人树立的六大导向：要树立注重品行的导向，注重选拔政治坚定、原则性强、清正廉洁、道德高尚、情趣健康的干部；要树立科学发展的导向，注重选拔自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又好又快发展、工作实绩突出的干部；要树立崇尚实干的导向，注重选拔求真务实、埋头苦干、默默奉献、不事张扬的干部；要树立重视基层的导向，注重选拔在基层和生产一线的优秀干部，选拔长期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地方努力工作的优秀干部；要树立鼓励创新的导向，注重选拔思想解放、作风扎实、勇于创新、锐意进取的干部；要树立群众公认的导向，注重选拔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能为人民造福、得到群众拥护的干部。
写到这里，我用习近平的一句话作为结束语：
通过树立、落实和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褒奖那些贡献突出的干部，支持那些一身正气的干部，鼓励那些老实干事的干部，鞭策那些相形见绌的干部，教育那些跟风行事的干部，约束那些投机钻营的干部，惩处那些贪污腐败的干部，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水平。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陈海春
继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着力建设高素质领导班子。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关系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必须把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的核心内容抓紧抓好。
要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改进领导班子思想作风，提高领导干部执政本领，改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健全领导体制，完善地方党委领导班子配备改革后的工作机制，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定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善于领导科学发展的坚强领导集体。以加强领导班子执政能力建设影响和带动全党，使党的全部工作始终符合时代要求和人民期待。
——十七大政治报告
省，是我国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划单位，自元朝始，历经元、明、清及民国，延续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省级政区领导班子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指“四大班子”：省委、人大、政府、政协。最近，随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日子即将到来，各省级领导班子的调整加快了。截至到元月31日，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领导班子调整结束，新的格局产生了。
格局是领导学重要的研究范畴。格局是一定的政治集团，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根据自身需要和现实可能，设计和确定的结构和态势。这种结构依据一定的条件不断地发展变化，但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一定的政治路线决定一定的组织路线，一定的组织路线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格局正是体现了这些基本原则，并能让人们感知的一种框架，是中外关注的问题，属政坛大事情之类。领导班子的结构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结构，二是素质。新格局的基本特点如下。
一、结构更加合理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指出：“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发挥党委对同级人大、政府、政协等各种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这些组织中党组的领导核心作用。……规范党政机构设置，完善党委常委会的组成结构，适当扩大党政领导成员交叉任职，减少领导职数，切实解决分工重叠问题，撤并党委和政府职能相同或相近的工作部门。”依据以上思路，这次省级政区领导班子调整中呈现出几个明显的特征。
（一）党政领导成员交叉任职取得实质性进展
——延续“省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模式。在本次人大常委会主任选举中，有24个省份的人大常委会主任由省（市、区）委书记兼任。只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省（市、区）委书记的省份（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和新疆）和西藏例外。在本次换届选举中，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列确同志连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这次省级政区领导班子调整继续此前开始推行的人大主任由省（市、区）委书记兼任的模式。
——试行“省委专职副书记兼任政协主席”模式。以往省级政区政协主席的人选，多为曾担任省委常委职务（主要是省委副书记或常委兼组织部长）以上的同志到龄退出省委常委，而担任政协主席以解决个人“省级正职”的个人待遇问题，这次调整中还是有一些省份延续这种做法。但是，这次省级政区领导班子调整后，出现了多个中共省委专职副书记兼任政协主席的现象，与此前形成的省委书记兼人大主任相同，被国内外政治观察家称为中国政坛新景观。
（二）领导职数明显减少
从去年十七大召开之前的中共省级领导班子的调整，到今年十一届人大召开之前的省级人大、政府和政协领导班子的调整来看，减少省级领导班子职数的进展加快。在党委换届中减少副书记人数，“一正二副”、“一正三副”模式形成，省级党委常委职数都处于11～13人的范围内。新一届省级人大、政府、政协班子职数比上次换届每省减少３职。在本次省级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和政协换届中，一共选举产生了31位省级人大常委会主任，200位省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31位省级人民政府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239位省级人民政府副省长(副市长、自治区副主席)；31位省级政协主席，283位省级政协副主席。考虑到党政有交叉任职，所以省级政区领导班子的人数是下降的。
（二）素质明显提高
从素质的角度看，除了由于遗传导致的个体聪慧难以描述之外，一般是从年龄、学历层次、文化专业结构、阅历等方面来分析的。由于一把手，尤其是党政一把手在省级政区领导班子里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加之人数相对要少一些，故我只对省级政区党政一把手共62个人做一些统计，并结合其他界别和副职的情况做一些粗浅的分析。采取的办法还是时序分析法和阅历分析法。
各省、市、自治区党政一把手名单及基本特征
省（区、市）省委书记基本特征省长基本特征
北京刘淇T42,GJ,郭金龙T47,KS,
天津张高丽T47,KS,黄兴国T54B,BS,
河北张云川T46,GJ,KS,郭庚茂T50
山西张宝顺T50,GQ,SS,GJ,孟学农T49,GQ,KS,
内蒙古储波T44,KS,杨晶T53,GQ,
辽宁张文岳T44,GJ,KS,陈政高T52,GQ,
吉林王珉T50,KS,韩长赋T54,GQ,GJ,
黑龙江钱运录T44,KS,栗战书T50,GQ,KS,
上海俞正声T45,GJ,韩正T54,,SS,GQ,
江苏梁保华T45,罗志军T51,GQ,
浙江赵洪祝T47,GJ,吕祖善T46,
安徽王金山T45,KS,王三运T52,GQ,KS,
福建卢展工T52,GJ,KS,黄小晶T46,GQ,
江西苏荣T48,KS,吴新雄T49,KS,
山东李建国T46,KS,姜大明T53,GQ,
河南徐光春T44,GJ,李成玉T46,GQ,KS,
湖北罗清泉T45,李鸿忠T56,GJ,KS,
湖南张春贤T53,SS,GJ,周强T60,GQ,
广东汪洋T55,SS,GQ,GJ,KS,黄华华T46,GQ,
广西郭声琨T54,BS,GJ,马飚T54
海南卫留成T46,GJ,罗保铭T52,GQ,KS,
重庆薄熙来T49,GJ,SS,王鸿举T45,
四川刘奇葆T53,GQ,GJ,蒋巨峰T48,KS,
贵州石宗源T46,KS,GJ,林树森T46,KS,
云南白恩培T46,KS,秦光荣T50,GQ,KS,
西藏张庆黎T51,GQ,KS,向巴平措T47,
陕西赵乐际T57,KS,袁纯清T52,GS,GQ,GJ,
甘肃陆浩T47,徐守盛T53,KS,
青海强卫T53,GQ,KS,宋秀岩T55,GQ,
宁夏陈建国T45,KS,王正伟T57,BS,
新疆王乐泉T44,KS,努尔·白克力艾斯T61,GQ,
注一：此表根据人民网地方领导人资料库整理，分类不一定全面，如“研究生学历”就难以辨别是否有学位；
注二：T为出生年龄，BS、SS为博士、硕士，GJ为有在国家机关工作的经历（包括国家部委和企业），GQ为有在共青团工作的经历，KS为跨省交流的经历。
从学历层次和文化专业结构的角度来看，这些同志除了少数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学生之外，绝大多数是在文革后取得了各种学历。这些人是改革开放后教育的最大受益者。而且，这些人的文化专业结构横跨文理工管医等诸学科，甚至横跨东西方。使得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启用的“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干部，那样一种以工程技术为主要背景的现象成为了历史，并与世界上通行的政治家文化专业结构背景接轨。据统计，近8成省级行政领导拥有高学历。在270名省长（直辖市市长、自治区主席）和副省长（直辖市副市长、自治区副主席）中，有210人为研究生学历，占77.8%，其中有58人拥有博士学位，占21.5%。有着良好的文化底蕴、先进的执政理念、务实的从政阅历的一代新型职业政治家正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
从年龄的角度来看，出生在新中国，成长在红旗下的，发展在新时期的一代人逐渐从社会边缘走向了中心。除了省委书记的年龄还多为上个世纪40年代出生之外，不过已经以40年代后半段为主，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个群体开始崭露头角。据统计，在270名所有当选的省级行政长官中，平均年龄为52.4岁，有62名为40-50岁之间，有198名在50-60岁之间（其中有14名官员为50岁），9名官员年龄在60岁以上（其中一名60岁）。这分别占23.0%，73.3%和3.3%。这些人不仅与那些“扛过枪，渡过江”的老革命不一样，就是与那些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小平时代脱颖而出的同志也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深深打着时代的烙印，其观念、心态和能力与我们这个时代更加同步。
从跨省的经历来看，有一种从东部地区到西部地区，从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区；从中央国家机关到地方交叉任职的走向。这反映了中央用人的标准和思路，简单说，就个人而言，叫历练；就组织而言，就调剂。这不仅对当事人意义重大，对后来者也是意义重大。最近，中央组织部在人民日报上用仲祖文的笔名写了三篇政论文，别看小小的千字文，却字字如珠玑。我劝同志们好好读一下这些文章，如《不能让老实人吃亏》、《不能让投机钻营者得利》、《在基层一线培养干部》等。虽说，写在纸上的和实际发生的还是有所区别，但这毕竟是代表导向的。它告诉人们这样的道理：“当老实人，讲老实话，做老实事”；“激浊才能扬清，惩恶才能扬善”；“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好久没有听到这样振聋发聩的声音了。
还有人注意到，新到任的省长多由地方中心城市的党政“一把手”升任，而以往从中央国家机关“空降”的现象减少。如山东姜大明此前是济南市委书记，江苏罗志军是南京市委书记，广西马飙是南宁市委书记，辽宁陈政高是沈阳市委书记，宁夏王正伟是银川市委书记，新疆努尔·白克力是乌鲁木齐市长。而异地调任的湖北李鸿忠此前是深圳市委书记，黑龙江栗战书曾任西安市委书记。共8个人，刚好是新上任12人的三分之二。这些在中心城市有着良好业绩和思路的人走到省级地方行政一把手的位置，似乎证明了中央的一个新套路：摆平事情，比摆平人更为重要。
三、辩证地看待这次调整的结果
凡是有利有弊，时钟是来回摆的。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学会辩证地看待问题。这次调整后，说好话的几乎是一边倒。我认为，一边倒是不符合辩证法的，将问题看得更周全一些，将问题想得更复杂一些，将问题谋得更长远一些，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切记《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的这些话：“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
——关于交叉任职的辩证法。我们党加大了人大和政协一把手交叉任职的力度，总的说来“利大于弊”。从利来看，一是符合我党在领导问题上的一贯做法：大权独揽，小权分散。这既表明我们党对人大和政协作用的重视，也意味着对人大和政协掌控权的重视。因为人大有个主要的职能：决定政府人选；而政协也影响着言论的导向。二是能够为人大和政协的工作带来更多资源。我在讲学过程中接触了一些人大和政协的同志，他们认为，党的一把手成为人大的一把手，党的专职副书记成为政协的一把手，可能有一些“制约”的意思，但更多的是“支持”。但是，有两点问题是要指出的，一是要防止一言堂的倾向，避免当年在文革中推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时出现的问题，前车之鉴，后车之师。二是当个人的省级正职解决了（主要指政协主席），而当党政“省级正职”又太不可能时，会在处置一些关键问题上带来新的问题。屁股决定脑袋是从政者的通则，有些话说在前头比说在后头要好一些。
——关于领导职数减少的辩证法。领导职数减少也是“利大于弊”的。这样做的好处：一是通过减少人数降低执政成本，二是有益于克服人员过多滋生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等衙门作风。三是有利于在以后的工作中便于协调、提高效率、减少内耗。但是，从领导学的角度来看，问题也不是一点没有的。“决者在独，议者在众”，少有少的好处，多有多的好处。人数少了，权力必然集中了，权力集中了，对干部素质的要求也就提高了。而且，在新的运行机制下如何适应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好的。其实，十七大政治报告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提出：“完善地方党委领导班子配备改革后的工作机制”。意识到问题离解决好问题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不要小看这一句话，其中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良好的动机和实效的结果从来就是一组矛盾。有过从政经验的人都明白，权力相对分散，容易出问题，但出不了大问题；权力过于集中，要么不出问题，出问题常常都是大问题。况且，我们党在历史上出现的种种问题往往不是由于权力过于分散，而是由于权力过于集中。3000年封建社会传统和30年极左思潮带来的后遗症我们在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在党风还没有根本好转，在各级官员“寻租意识”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之时，此举的政治风险就还存在。同志们是否记得，当年小平南巡讲话时，正值苏联变色，东欧解体，在防右和防“左”的问题上，许多人都认为应该防右，但还是小平看得准：当然要反右，但主要是防“左”。可见，高手往往是善于反弹琵琶的。
——关于新党政一把手特征的辩证法。总体上看，我们省级政区党政的一把手结构是合理的，素质是高的，是能担当大任的。但从选拔的角度来看，依然没有改变“由少数人选干部，在少数人中选干部”的老套路。部分战线的同志晋升过快，部分战线的同志顾及不到的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是那些“三门”（家门、校门、机关门）干部获大任的做法还没有彻底解决，有过市场经济一线工作经历的人还不多。如何做到“多中选好，好中选优”，依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课题。这些问题绝不是小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因为这批人在中国政局中的位置太重要，以至于不能出现任何闪失。否则上对不起党中央，下对不起黎民百姓。君不见，每次换届后在一片叫好声过后，还是有“落马者”。“五年回头看，问君在何方”，对个人和组织都是悲剧。
我以为，省级政区领导班子，尤其是一把手的确定也属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范畴。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思路就是，中共中央分管干部工作的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在前不久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正确用人树立的六大导向：要树立注重品行的导向，注重选拔政治坚定、原则性强、清正廉洁、道德高尚、情趣健康的干部；要树立科学发展的导向，注重选拔自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又好又快发展、工作实绩突出的干部；要树立崇尚实干的导向，注重选拔求真务实、埋头苦干、默默奉献、不事张扬的干部；要树立重视基层的导向，注重选拔在基层和生产一线的优秀干部，选拔长期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地方努力工作的优秀干部；要树立鼓励创新的导向，注重选拔思想解放、作风扎实、勇于创新、锐意进取的干部；要树立群众公认的导向，注重选拔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能为人民造福、得到群众拥护的干部。
写到这里，我用习近平的一句话作为结束语：
通过树立、落实和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褒奖那些贡献突出的干部，支持那些一身正气的干部，鼓励那些老实干事的干部，鞭策那些相形见绌的干部，教育那些跟风行事的干部，约束那些投机钻营的干部，惩处那些贪污腐败的干部，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