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中国人不是过去的中国人


  研究管理的,只要不是从书本中来,再回到书本上去,最终都会把研究点落到人身上。在我们当下的环境,就是落到这13亿人身上,即在市场经济制度下正在打拼的这些中国人。

  管理理论和管理技术基本上没有国界(有朋友提出不同意见,认为TQC只有日本做得好),而管理实践因为情境和文化的不同,是有国界的,或者说是有民族界的。我们在讨论所谓中国式管理的时候,就是建立在当下的中国环境。很多人把国学(主要是儒家思想)搬出来,把传统搬出来,认为这就是当下中国的文化背景,或者说,如果追寻中国人管理上的特色,那必将是因为这些人文传统作用于当下的中国人身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行为。

  最近读了陈来文章《孔子与当代中国》(《读书》杂志2007年11月号,10-19),这篇文章总的观点是认为在民间自发力量和执政党的推动下,儒家传统正在回归,当然不是简单的历史重现。他引用了李泽厚22年前的观点,认为孔子创立的思想已经无孔不入地渗入人们的观点、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而且还固化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已经是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存在。陈来认为无人能够否认李泽厚的观点,因此,他倡导所有的中国社会科学学者都应该把这个当作中国的基本国情。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在我看来,这个基本国情的认识还要商量。至少不该武断地认为我们的学者要在这个基础上开展新的工作。我认为应该好好研究到底这群中国人还是不是过去的那群中国人?

  陈来文章还引用了列文森著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也就是列文森著名的“送进博物馆”的观点,他认为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虽然没有彻底打倒孔子,但是已经把孔子及其思想送进了博物馆。列文森没有看到后来彻底砸烂孔家店的事。我上个月去了趟孔林,茂密的林木在北方干燥的环境里,营造出一片阴湿的幽深的圣地。我站在高大的被拼接起来的至圣先师文宣王墓碑前,向这位圣人致敬。尽管自小就熟读过《论语》,但是,我仍然感到自己的心态和认识与眼前的圣迹之间有多么大的距离,已经不是距这块碑两三米这样的距离了!

  中国的历史在20世纪被一再改写,比较重大的就有三次,非汉族帝国崩溃,五四新文化运动,这算第一次,浓厚的人文传统和崭新的民主共和交织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传统被更彻底地摈弃了,引入了人类历史上完全由理想主义浇灌的自上而下种植的新模式,旧传统还能在那些成长于民国,当时50多岁的人身上依稀找到,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时代,市场经济来了,没有携带任何传统(经历过儒家传统的人老矣,时代主角中最老的年轻人都是长在红旗下的),只是要唤醒人类本来具有的逐利自利本性。从经济发展成就看,这次历史改写真是彻底到家了,用那么短的时间就释放出如此巨大的能量。现在中国人的理性行为基本上就是追逐利益,非理性行为简直不可解,已经不是传统潜移默化可以解释的。

  我不知道是用割裂还是割断这样的词来形容100年前存在于那些中国人身上的传统和现在中国人状态之间的联系。我认为,现在的中国人只是在地理区域上和血缘意义上的中国人,已经不是100年前的中国人的无干扰连续。我们不能再按照李泽厚的假设来设定现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了。至于有百分之多少的传统还在国人血液里流动,这也很难估计,至少是相当少的。我这样说,也仅仅建立在依据对自己和对周围人的个人判断基础上,并不科学。中国社会学学者如果能快速推进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研究,至少从我的职业角度看,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研究管理的人不会盲目搬出这样那样的传统来说事儿了。

  写到这里,基本上表达清楚了,也就是标题:现在的中国人不是过去的中国人。留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传统印记不是一点没有,应该很少。下一篇文章,我很想列举一下究竟有哪些因素影响了现在的中国人,至于影响有多大,那是说不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