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王焱
摘要：“文革”的时候，共产主义是天堂，不许讨论。改革开放的时候，市场主义是天堂了，搞市场经济将来就会跟美国一样。二者的逻辑结构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共产主义，一个是市场经济。其实，世上是没有什么天堂的，非得说有，那么一个和谐的，多元的，允许各种价值观生长的社会就是天堂。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文化和精神，而是要重建政治价值，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现代的、合理的政治体制。
一、在精神和物质上，中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一直都是强势意识形态的，高峰的时候表面上看是有道德的，其实也不是道德，只是一种强势的动员，强势的意识形态，严格的说不是道德，长时间肯定是维持不下去的。后来改革开放，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知识界也有共识，这就是中国太穷了，为了改变经济落后的状况，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强调物质，负面的东西就出现了，如环境资源等问题，现在是强调科学发展观。廉价的劳力等经济要素比国际上都低廉，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现在已经走不下去了，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
一方面经济增长，一方面大部分人没有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重物质轻精神已经弄不下去了。原因是改革前30年过分的强调精神，而且是依附在意识形态上的，改革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重物质轻精神。这说明意识形态是不行了，如果行也没有人去费那么大的代价去改革，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那么低，没有市场的引导就搞不下去了。说到底，就是原来太注重意识形态，或略了经济基础。实际上，一个国家只要把架构建构好了，不让他发展他自己就会发展，正常发展的国家是不会强调人均多少美元。可以这么说，改革开放的前和后，在精神和物质上，中国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二、在学习西方上，中国只重“物质”不重“文化”
马克思也讲了很多全球化，资本主义扩张不是像古代的帝国那样，来占你的地盘，让你成为奴隶。古代就是这样，战争赢了，被俘掳的就成了奴隶。资本主义要扩张他的市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秩序不一样，他要把你变成有消费力的消费国，要不他就没有意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那一代就强调，叫做“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用学术的术语来说，不是东西之争，而是古今之争，现代性扩展到中国来了，社会的各个层面都会发生整体的变化，从政治体制到社会秩序都会发生变化。为此，就要研究西方现代化的起源，但中国对此重视不够，所以曲折很多，像20世纪就革了好几回的命。现在，社会学在反思西方的现代性，认为启蒙以来的政治设置存在好多问题，这种观念是在美化前现代的田园牧歌式的社会，生态和谐，人际关系亲密，其实美化这个也没用，全球化的趋势在扩展，如果你闭关锁国，就会成为一个比较原始的部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打开国门就跟原始人差不多了，经济上、思维方式上、国防上都这样。
重西方没错，还有点不够。以日本为例，“西方”到日本比“西方”到中国还晚，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就打开了国门，后来到1853年，美国的海军司令培里带着海军来到日本东京湾，要求日本开放贸易，“西方”到日本虽然晚，但是日本的反应比较快，日本不管是从希腊罗马还是当代的欧美，西方的一流著作全有日译本，就连西方二三流的书也都有日译本。然而，中国直到现在，就连古希腊罗马的名著还有不少根本没有中译本。由此可见，中国说是重视西方，其实不然，它只重视西方物质层面的新产品新技术，对于西方的精神底蕴、文化传统，包括近现代欧美从古希腊罗马引进的东西，等等，中国大多还是稀里糊涂的。
现在社会收入比较高的阶层，认为中国比西方好，为什么，因为在中国可以赚更多的钱。中国的法制不完备，可以搞腐败。西方有人说，究竟是西方影响了中国，还是中国影响了西方，现在看来，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没有改变中国，中国反而把西方的一些规则影响了。如不讲规则，见利忘义，无视基本的法制、道德等，连国际的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也受到一定的影响，比如西欧、日本等比较社会主义的国家。一般来说美国是自由至上的，美国经济制度、社会保障比中国强得多。前几年，中国的工人干一年后拿一张白条，全世界也难找。近几年的矿难、“黑砖窑”事件，这些现象全世界都少见。有的人认为中国比西方强，其实就是赚钱强，在西方法律比较完善的市场里，他只能坐吃山空，因为他赚不到钱。在中国赚钱，就是一些心比较黑的人，出国就不行了。好多贪官污吏在中国捞钱，到西方消费，老婆孩子也都送出去了。
道统要不要提倡，我认为要汇通中西，明朝就提出了“汇通中西，超胜西洋”，将来应该是把中国的文明和西方的文明融合在一起。但这个很难，这个不是喊口号，要好几代人做学术文化研究工作。其次是在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特别是制度上要“汇通中西，超胜西洋”。但在制度上“超越”很难，西方的市场经济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中国改革开放才几十年。现在的学术腐败也比较严重，连学术上都这样了，还怎么谈“超胜西洋”。
三、以个人占有为目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有问题
社会共识受天然的和物质条件的限制，中国的政治体制有问题。一般人没有那个感觉，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主动权，我一个服从人能决定什么呀，决定了也没有用，就是服从。一般人没有社会主体的感觉，他也无所谓。从山西的煤窑可以看出，政府出台的政策也不管，这些人会钻政策的空子，这个里面的官商勾结是因为有利益机制在里面。
在政治学里面，有一个词叫“国家建构”，他需要过程，不是说新中国成立了，国家就建立起来了，建立一个秩序是几十年甚至是好几百年的事。在西方语言里，国家和民族是一个词（nation），也就是说，国家的建构也是民族的建构，把所有人都纳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当中，他就成了主体，这样才能形成一定的民族意识。但是中国这30年老强调经济，市场又不完善，劳动力廉价，法制不健全，赚黑钱，把国家变成一个市场了，这就使得很多人没有了国家意识，只剩下一个市场意识，每个人以个人占有为原则，有利就赚，有空就钻，没有政治观念，没有公民理念，其他的事跟他没关系，他只要在某一个行当里赚到钱就行了。这些现象的出现，与道统和文化没有关系，关键还是体制。
虽然现在也讲党内的民主，但不是国家层面上的民主，没有把古代的臣民变为国家意义上的公民，最根本的变化是要把国家的体制、法律、机制改变完善化，把市场上单纯追求投入产出的经济人转变为社会人，这样人才能有责任感，有了责任感才能去讨论共识。现在，一些弱势群体没有办法表达他的感受，比如自己的公民权受到侵害，自己应有的文化、社会、利益权利受到侵害他都发不出声来，你让他在国家长远的发展上建立共识，这个根本谈不上。现在要做的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要得到保护，法制经济秩序要尽快的建立起来，
四、现在的问题不是文化和精神，而是要重建政治价值
关于利己和利他的问题，余英时说过，西方文化是外在超越的文化，东方文化是内在超越的文化。内在的超越对现实的张力比较小，比较随波逐流，外在的超越讲究用理性控制自己。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识时务者为俊杰”，他不强调改变世界的动力，在这种文化里，体制比文化和意识重要得多。毛主席说要搞文化大革命，所有的人都去革命，邓小平说要改革开放，所有的人都去改革开放。在中国，有几个人有自主意识？敢说你搞你的，我做我的？！或许有，但也是凤毛麟角，也不敢说，也是旁观，也是逍遥派。
市场经济和“文革”还不一样，更抵抗不了，物价涨了你还不去找钱，你能活得下去吗？这种一元化体制和古代还不一样，儒家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指君子能够安贫乐道，不失节操。现在不行，每个人都去捞钱去了，你却“君子固穷”，家里揭不开锅，孩子上不了学，差一分要好几万块钱，你是“君子”可以“固穷”，但你的家庭孩子不能跟你一起“固穷”。所以，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体制决定的，特别是这种一元化的体制。文革时有这样的话：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连常识都丧失了。现在是人人都向钱看，你能置身事外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古代，你可以上山当隐士，现在行吗？利己和利他，都是意识形态的东西，不是常态社会自己生长出来的价值观。
“文革”的时候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不许讨论，谁讨论就对谁用暴力。改革开放中，市场主义是天堂了，搞市场经济将来就会跟美国一样，这么好的前景你不赞同？二者的逻辑结构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共产主义，一个是市场经济。其实，世上是没有什么天堂的，和谐的、多元的、允许各种价值观生长的社会其实就是天堂。如果说改革开放是天堂，对于下岗职工来说能是吗？你说国家，这是谁的国家？你说现代化，是谁的现代化？每个人承受的都不一样，有的是亿万富翁，有的是下岗。连一家人的感受都不一样，如哥哥下岗，弟弟进了跨国公司或国有垄断性企业，感受能一样吗？竞争与合作，利己与利他，都不是靠精神上提倡的。
报纸上说，要重点扶持几种人，如低保户和劳动模范。劳动模范都沦落成这样了，你提倡利他主义能有用吗？文革时，掏粪工人时传祥被打成“大工贼”、“粪霸”，被赶到了山东农村后逝世。连外国人都很难理解，一个掏粪工人，社会地位那么低已经够惨的了，革命“革”他干嘛？民族再勤劳，再讲究利他主义，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也坚持不下去。现在的问题不是文化和精神，而是要重建政治价值，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现代的合理的政治体制。
五、在一元化体制里，有没有知识精英？
中国有没有知识精英都挺成问题，中国现在是一元化体制。如果是中国古代或西方所说的精英，他是每一个领域里有一个规则，在这个规则里胜出的人就是精英，中国现在是一元化的体制，胜出未必就是自己的能力，比如说大官的子女，有的是“功夫在诗外，”诗好不是他的能力，而是诗背后的人际关系，溜须拍马。
各个领域都有这种现象，他是在扭曲的规则里成长出来的，也担当不起社会精英应该担当的责任，也没有那种胸怀、气度、眼光。一次开会，有人说自己是社会精英，我说你如果是精英，这个社会所有阴暗的东西你都要负责，草民连基本生活都困难是负不起这个责的。如草菅人命、贪污腐败、法制不力，你能负责吗？连文章都没看你写过，你怎么就是精英？
中国现在是没有精英的，中国的体制是强调条条块块，四四方方，这种体制里谁敢说自己是精英？县委上面有地级市，地级市上面是省委，省委上面是中央，谁敢说自己是精英？重大的事情你做得了主吗？这还不像中国的古代，古代的巡抚、太守，地方大员权利很大，他能够换一个人就治理得很好。现在的体制是一样的，上面发个文件，下面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你说你是精英，下文件的时候没有征求你的意见，你是精英吗？你顶多是软磨硬抗，表面上拥护实际上不办，你也得消极的不作为，你不能拧着，如果上面叫你往东而你却往西，离下台就不远了，你下台也就成为草民了，什么都不是。
现在有这样的现象，遇到什么事都把他归结为是道德、文化问题导致主体精神的衰落，这个是不成立的。比如说从“文革”的上山下乡到改革开放后的“下海”，“文革”时主体意识很强，大家都选择上山下乡，那么后一个主体意识也很强，就是说堕落了，自己选择“下海”了。其实这里面有政治暴力在里面，是意识形态的问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学校的、机关的一走一大帮，还敲锣打鼓，你不走也得走。“下海”的人是在国有体制里受到种种制约，规则不公正，只好“下海”自己当自己的主人。有的人后来发现，如果你不把道德、良心收起来，“下海”也当不了自己的主人。因为是这个社会公平的游戏规则还没有建立起来，或者说建立起来了被人为地扭曲了。
在结束本文之际，提醒当前乃至一直以来不少人存在的一个误区：就是什么政治精英一呼吁，道德就高尚起来了，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道德需要土壤，需要有一个和国家相分离的社会，在自主发展的社会里会形成一种道德规则，没有和国家相分离的社会就没有道德。在儒家哲学里，是“内圣外王”，讲究“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个人道德修养到国家层面，这是一个连续性的。现在不一样，政治是一个专门的领域，讲究政治技巧和政治技术，政治领域和道德实际上相互分离的，国家要做的是这种体制是不是公平，把法制落到实处，一旦靠政治控制，就不是道德的，就是意识形态了。
《绿叶》杂志2008年第一期
摘要：“文革”的时候，共产主义是天堂，不许讨论。改革开放的时候，市场主义是天堂了，搞市场经济将来就会跟美国一样。二者的逻辑结构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共产主义，一个是市场经济。其实，世上是没有什么天堂的，非得说有，那么一个和谐的，多元的，允许各种价值观生长的社会就是天堂。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文化和精神，而是要重建政治价值，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现代的、合理的政治体制。
一、在精神和物质上，中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一直都是强势意识形态的，高峰的时候表面上看是有道德的，其实也不是道德，只是一种强势的动员，强势的意识形态，严格的说不是道德，长时间肯定是维持不下去的。后来改革开放，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知识界也有共识，这就是中国太穷了，为了改变经济落后的状况，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强调物质，负面的东西就出现了，如环境资源等问题，现在是强调科学发展观。廉价的劳力等经济要素比国际上都低廉，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现在已经走不下去了，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
一方面经济增长，一方面大部分人没有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重物质轻精神已经弄不下去了。原因是改革前30年过分的强调精神，而且是依附在意识形态上的，改革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重物质轻精神。这说明意识形态是不行了，如果行也没有人去费那么大的代价去改革，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那么低，没有市场的引导就搞不下去了。说到底，就是原来太注重意识形态，或略了经济基础。实际上，一个国家只要把架构建构好了，不让他发展他自己就会发展，正常发展的国家是不会强调人均多少美元。可以这么说，改革开放的前和后，在精神和物质上，中国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二、在学习西方上，中国只重“物质”不重“文化”
马克思也讲了很多全球化，资本主义扩张不是像古代的帝国那样，来占你的地盘，让你成为奴隶。古代就是这样，战争赢了，被俘掳的就成了奴隶。资本主义要扩张他的市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秩序不一样，他要把你变成有消费力的消费国，要不他就没有意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那一代就强调，叫做“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用学术的术语来说，不是东西之争，而是古今之争，现代性扩展到中国来了，社会的各个层面都会发生整体的变化，从政治体制到社会秩序都会发生变化。为此，就要研究西方现代化的起源，但中国对此重视不够，所以曲折很多，像20世纪就革了好几回的命。现在，社会学在反思西方的现代性，认为启蒙以来的政治设置存在好多问题，这种观念是在美化前现代的田园牧歌式的社会，生态和谐，人际关系亲密，其实美化这个也没用，全球化的趋势在扩展，如果你闭关锁国，就会成为一个比较原始的部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打开国门就跟原始人差不多了，经济上、思维方式上、国防上都这样。
重西方没错，还有点不够。以日本为例，“西方”到日本比“西方”到中国还晚，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就打开了国门，后来到1853年，美国的海军司令培里带着海军来到日本东京湾，要求日本开放贸易，“西方”到日本虽然晚，但是日本的反应比较快，日本不管是从希腊罗马还是当代的欧美，西方的一流著作全有日译本，就连西方二三流的书也都有日译本。然而，中国直到现在，就连古希腊罗马的名著还有不少根本没有中译本。由此可见，中国说是重视西方，其实不然，它只重视西方物质层面的新产品新技术，对于西方的精神底蕴、文化传统，包括近现代欧美从古希腊罗马引进的东西，等等，中国大多还是稀里糊涂的。
现在社会收入比较高的阶层，认为中国比西方好，为什么，因为在中国可以赚更多的钱。中国的法制不完备，可以搞腐败。西方有人说，究竟是西方影响了中国，还是中国影响了西方，现在看来，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没有改变中国，中国反而把西方的一些规则影响了。如不讲规则，见利忘义，无视基本的法制、道德等，连国际的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也受到一定的影响，比如西欧、日本等比较社会主义的国家。一般来说美国是自由至上的，美国经济制度、社会保障比中国强得多。前几年，中国的工人干一年后拿一张白条，全世界也难找。近几年的矿难、“黑砖窑”事件，这些现象全世界都少见。有的人认为中国比西方强，其实就是赚钱强，在西方法律比较完善的市场里，他只能坐吃山空，因为他赚不到钱。在中国赚钱，就是一些心比较黑的人，出国就不行了。好多贪官污吏在中国捞钱，到西方消费，老婆孩子也都送出去了。
道统要不要提倡，我认为要汇通中西，明朝就提出了“汇通中西，超胜西洋”，将来应该是把中国的文明和西方的文明融合在一起。但这个很难，这个不是喊口号，要好几代人做学术文化研究工作。其次是在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特别是制度上要“汇通中西，超胜西洋”。但在制度上“超越”很难，西方的市场经济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中国改革开放才几十年。现在的学术腐败也比较严重，连学术上都这样了，还怎么谈“超胜西洋”。
三、以个人占有为目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有问题
社会共识受天然的和物质条件的限制，中国的政治体制有问题。一般人没有那个感觉，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主动权，我一个服从人能决定什么呀，决定了也没有用，就是服从。一般人没有社会主体的感觉，他也无所谓。从山西的煤窑可以看出，政府出台的政策也不管，这些人会钻政策的空子，这个里面的官商勾结是因为有利益机制在里面。
在政治学里面，有一个词叫“国家建构”，他需要过程，不是说新中国成立了，国家就建立起来了，建立一个秩序是几十年甚至是好几百年的事。在西方语言里，国家和民族是一个词（nation），也就是说，国家的建构也是民族的建构，把所有人都纳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当中，他就成了主体，这样才能形成一定的民族意识。但是中国这30年老强调经济，市场又不完善，劳动力廉价，法制不健全，赚黑钱，把国家变成一个市场了，这就使得很多人没有了国家意识，只剩下一个市场意识，每个人以个人占有为原则，有利就赚，有空就钻，没有政治观念，没有公民理念，其他的事跟他没关系，他只要在某一个行当里赚到钱就行了。这些现象的出现，与道统和文化没有关系，关键还是体制。
虽然现在也讲党内的民主，但不是国家层面上的民主，没有把古代的臣民变为国家意义上的公民，最根本的变化是要把国家的体制、法律、机制改变完善化，把市场上单纯追求投入产出的经济人转变为社会人，这样人才能有责任感，有了责任感才能去讨论共识。现在，一些弱势群体没有办法表达他的感受，比如自己的公民权受到侵害，自己应有的文化、社会、利益权利受到侵害他都发不出声来，你让他在国家长远的发展上建立共识，这个根本谈不上。现在要做的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要得到保护，法制经济秩序要尽快的建立起来，
四、现在的问题不是文化和精神，而是要重建政治价值
关于利己和利他的问题，余英时说过，西方文化是外在超越的文化，东方文化是内在超越的文化。内在的超越对现实的张力比较小，比较随波逐流，外在的超越讲究用理性控制自己。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识时务者为俊杰”，他不强调改变世界的动力，在这种文化里，体制比文化和意识重要得多。毛主席说要搞文化大革命，所有的人都去革命，邓小平说要改革开放，所有的人都去改革开放。在中国，有几个人有自主意识？敢说你搞你的，我做我的？！或许有，但也是凤毛麟角，也不敢说，也是旁观，也是逍遥派。
市场经济和“文革”还不一样，更抵抗不了，物价涨了你还不去找钱，你能活得下去吗？这种一元化体制和古代还不一样，儒家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指君子能够安贫乐道，不失节操。现在不行，每个人都去捞钱去了，你却“君子固穷”，家里揭不开锅，孩子上不了学，差一分要好几万块钱，你是“君子”可以“固穷”，但你的家庭孩子不能跟你一起“固穷”。所以，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体制决定的，特别是这种一元化的体制。文革时有这样的话：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连常识都丧失了。现在是人人都向钱看，你能置身事外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古代，你可以上山当隐士，现在行吗？利己和利他，都是意识形态的东西，不是常态社会自己生长出来的价值观。
“文革”的时候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不许讨论，谁讨论就对谁用暴力。改革开放中，市场主义是天堂了，搞市场经济将来就会跟美国一样，这么好的前景你不赞同？二者的逻辑结构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共产主义，一个是市场经济。其实，世上是没有什么天堂的，和谐的、多元的、允许各种价值观生长的社会其实就是天堂。如果说改革开放是天堂，对于下岗职工来说能是吗？你说国家，这是谁的国家？你说现代化，是谁的现代化？每个人承受的都不一样，有的是亿万富翁，有的是下岗。连一家人的感受都不一样，如哥哥下岗，弟弟进了跨国公司或国有垄断性企业，感受能一样吗？竞争与合作，利己与利他，都不是靠精神上提倡的。
报纸上说，要重点扶持几种人，如低保户和劳动模范。劳动模范都沦落成这样了，你提倡利他主义能有用吗？文革时，掏粪工人时传祥被打成“大工贼”、“粪霸”，被赶到了山东农村后逝世。连外国人都很难理解，一个掏粪工人，社会地位那么低已经够惨的了，革命“革”他干嘛？民族再勤劳，再讲究利他主义，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也坚持不下去。现在的问题不是文化和精神，而是要重建政治价值，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现代的合理的政治体制。
五、在一元化体制里，有没有知识精英？
中国有没有知识精英都挺成问题，中国现在是一元化体制。如果是中国古代或西方所说的精英，他是每一个领域里有一个规则，在这个规则里胜出的人就是精英，中国现在是一元化的体制，胜出未必就是自己的能力，比如说大官的子女，有的是“功夫在诗外，”诗好不是他的能力，而是诗背后的人际关系，溜须拍马。
各个领域都有这种现象，他是在扭曲的规则里成长出来的，也担当不起社会精英应该担当的责任，也没有那种胸怀、气度、眼光。一次开会，有人说自己是社会精英，我说你如果是精英，这个社会所有阴暗的东西你都要负责，草民连基本生活都困难是负不起这个责的。如草菅人命、贪污腐败、法制不力，你能负责吗？连文章都没看你写过，你怎么就是精英？
中国现在是没有精英的，中国的体制是强调条条块块，四四方方，这种体制里谁敢说自己是精英？县委上面有地级市，地级市上面是省委，省委上面是中央，谁敢说自己是精英？重大的事情你做得了主吗？这还不像中国的古代，古代的巡抚、太守，地方大员权利很大，他能够换一个人就治理得很好。现在的体制是一样的，上面发个文件，下面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你说你是精英，下文件的时候没有征求你的意见，你是精英吗？你顶多是软磨硬抗，表面上拥护实际上不办，你也得消极的不作为，你不能拧着，如果上面叫你往东而你却往西，离下台就不远了，你下台也就成为草民了，什么都不是。
现在有这样的现象，遇到什么事都把他归结为是道德、文化问题导致主体精神的衰落，这个是不成立的。比如说从“文革”的上山下乡到改革开放后的“下海”，“文革”时主体意识很强，大家都选择上山下乡，那么后一个主体意识也很强，就是说堕落了，自己选择“下海”了。其实这里面有政治暴力在里面，是意识形态的问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学校的、机关的一走一大帮，还敲锣打鼓，你不走也得走。“下海”的人是在国有体制里受到种种制约，规则不公正，只好“下海”自己当自己的主人。有的人后来发现，如果你不把道德、良心收起来，“下海”也当不了自己的主人。因为是这个社会公平的游戏规则还没有建立起来，或者说建立起来了被人为地扭曲了。
在结束本文之际，提醒当前乃至一直以来不少人存在的一个误区：就是什么政治精英一呼吁，道德就高尚起来了，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道德需要土壤，需要有一个和国家相分离的社会，在自主发展的社会里会形成一种道德规则，没有和国家相分离的社会就没有道德。在儒家哲学里，是“内圣外王”，讲究“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个人道德修养到国家层面，这是一个连续性的。现在不一样，政治是一个专门的领域，讲究政治技巧和政治技术，政治领域和道德实际上相互分离的，国家要做的是这种体制是不是公平，把法制落到实处，一旦靠政治控制，就不是道德的，就是意识形态了。
《绿叶》杂志2008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