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我们依赖什么活着
我一直很奇怪，在文革期间，有那么多工厂停产，就是生产，也是像个半死的人，苟延残喘，但是我们并没有饿死。
中央文革那些理论家没有一个人懂经济，姚文元，张春桥，康生，陈伯达，江青这些人只会搞大批判，至于这种大乱自家的革命会给整个国家经济和老百姓生活带来什么后果，似乎从来没有人考虑过。
所以毛起用这些对经济一窍不通的人来搞革命，不把天下搞得大乱才怪。
那时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要求也很低，大部分人的衣服都是补了又不补，雷锋宣传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实际在普通百姓生活中是很普通的事。
那时好像也没有听说什么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对我们都是十遥远的事。每家那时都有个大木盆，一个搓板，每隔几天，家中的老太太就会把家中老小的衣服分类放到大木盆里，颜色浅的先洗，粗布，颜色深的后洗。
家中有固定工作上班的人才会狠狠心买一块上海宝石花、或天津海鸥手表，其余都是靠家中一个闹钟计时。
那时的票据特别多，鸡蛋、豆腐、鱼、肉，火柴，烟酒都要票，粮食是计划供应，中学生是27、8斤，煤矿工人劳动强度大，可以分到45斤，现在看到朝鲜，就想到那时的我们。
记得文革后期，突然出现一股朝鲜电影热，朝鲜影片《卖花姑娘》，《摘苹果的时候》放了又放，热度不减，一次看《卖花姑娘》，全场中小学校的学生哭得惊天动地，哪里是在看电影，简直是在嚎丧。但是我们最羡慕的是《摘苹果的时候》出现的每家都有一台大电视，那时在中国，连省长家里只有一台
我的同学中，一家8、9口人靠父母一月30，40元工资生活的人多的是。这些家庭主食成天是玉米面窝头，大白菜，咸菜，一年到头根本谈不上置办衣物，衣服都是老大传给老二，补丁络补丁，家里已经是穷的该死，还是革命豪情不减，这些都是当代人想象不到的。
同学中最穷的一家8口人，父亲在坐牢，母亲靠拉煤球维持生活，只好每天到菜市场捡菜叶。
那时全家不论几口人，衣物都是放在一个柜子里，这是条件好的，条件不好的，只好找个放烟酒的纸箱。
我们家条件比别人好不少，可是我也是在1976年后，27岁时才正式穿上毛衣，冬天穿得里面都是灯芯绒裤子，外面套件大棉袄，唯一的毛衣还是姊妹的旧毛线织的。
不管怎么闹革命，吃饭的问题最大，所以文革开始后第二年，许多学生自动就离开了学校，加入了打工的行列，那时在云龙山下有个采石场，聚满了徐州的老百姓，很多人，大姑娘、小媳妇，小伙子成天都坐在大石堆，戴着副破手套，砸石头，石块论方，每方7-8块钱。
最近在读美威廉.曼彻斯特所著《光荣与梦想》（1932-1972），感触极深。大凡经历过大时代变迁的人很难会有什么事让其感动，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人，无论报纸上怎么宣传都是抱着怀疑态度，或者根本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