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瓠子河决治理始末

察应坤

摘要：瓠子河决是西汉历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对当时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汉武帝命汲黯、郑当时主持堵复，未能成功，直到元封二年才由汲仁、郭昌主持堵口成功。关于先期汲黯、郑当时的渡口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包括这几方面：一是汉武帝重“堵”不重“导”，堵决技术不成熟以及材料匮乏；二是汉武帝过于关注关中经济区的水利建设，对黄河重视不够；三是汉武帝迷信天命，听信权臣田蚡的谬论；四是对外大举反击匈奴，无暇顾及治理黄河。

关键词：西汉；瓠子河；治理

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五月，黄河在瓠子决口。据《史记•河渠书》记载：“河决于瓠子，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汉书•武帝纪》载：“河水决濮阳，泛郡十六。”瓠子河在今河南濮阳西南，《水经注•瓠子河》云：“瓠子河出东郡濮阳县北河。”此次黄河决口，危害巨大，河水向东经山东鄄城、郓城南，冲出一条新河，流入巨野泽，然后夺泗水入淮；后来又折北经梁山西、阳谷东南，至阿城镇东，再折东北经茌平南，东流注入济水。河水泛滥淮泗流域，十六郡被淹没。这是有汉以来最大的一次黄河决口，造成了当时梁、楚之地连年被灾、民不聊生的悲惨局面。

黄河决口后，汉武帝即令汲黯、郑当时发兵卒十万人堵口，并建龙渊宫于决河之旁，龙渊之侧，意图镇住河患。汲黯，字长孺，濮阳人。瓠子河在汲黯的家乡，因此他比较熟悉当地的地理环境，对瓠子决口后的灾害也比较了解。武帝即位时，他任过谒者，一次河内失火，武帝遣他前往巡视，路过河南时，他曾上表说：“臣过河南，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河南仓粟以振贫民。臣请归节，伏矫制之罪。”^{[1]（《汲郑列传》）}，要求朝廷给河南饥民提供赈济。郑当时，字庄，陈（今河南淮阳）人。武帝时，历仕至九卿，为右内史，后贬为詹事，迁为大农令，使其视察决河。郑当时是著名的治河专家，对瓠子堵口尽职尽责，不过由于多种因素，二人堵口并未成功。《史记•平准书》记载：“初，先是往十余岁河决观，梁楚之地固已数困，而缘河之郡堤塞河，辄决坏，费不可胜计。”

当时瓠子决口已“广百步，深五丈”^{[1]（《孝武本纪》）}，水流湍急，料物不济，堵口非常困难，“徒塞之，辄复坏”^{[1]（《河渠书》）}。后来汉武帝听信外戚田蚡之言，不再堵口。致使近二十年间，河患横行，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汉书•食货志》记述当时的情形说：“是时，山东被河灾，乃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尤其是濮阳一带，尽成泽国，饥民蜂起，民怨沸腾。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下决心堵塞决口，命令汲仁、郭昌主持，动用几万民工参加。汉武帝“沈白马玉璧于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已下皆负薪窴决河。是时东郡烧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园之竹以为楗” ^{[1 ]（《河渠书》）}当时，司马迁也参加了此次堵口，他在《史记·河渠书》中写道：“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由于黄河二十三年的泛滥横流，堵口任务非常艰巨，而当地防汛堵口材料又极为缺乏。为了堵口的需要，当时竟连“淇园(战国时代卫国的苑囿)”里的竹子都砍下来了。通过不懈的努力，决口终于被成功地堵塞，并在决口之上修建了宣房宫。

汉武帝因之作《瓠子歌》两首，其中一首写道：“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难。搴长筊兮湛美玉，河公许兮薪不属。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颓林竹兮揵石菑，宣防塞兮万福来。” ^{[2]（《沟洫志》）}大意是：黄河的洪水波浪滔滔，北面的故道已经淤塞，要疏浚非常困难。在河中插入长的竹竿，沉下大块的石头，好不容易河伯答应我们堵口了，柴草又不够了。柴草不够，那卫地的人可倒霉，没有柴草又怎么能堵得住?砍下竹林的竹子，密密地插在水里，一层层石料铺在中间。决口终于堵住，宣房宫就建在上面，从此不再有灾难，福祉无穷。

汲黯和郑当时积极堵口，为何没有成功？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汉武帝重“堵”不重“导”，堵决技术不成熟，材料匮乏。

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最早的治黄是采取堵塞的办法。传说中的共工就是采取“壅防百川”修筑简单的堤坝来堵塞洪水。大约到了公元前21世纪，鲧又采用共工的办法治黄，结果遭到失败。后来鲧的儿子禹改变前人的做法，按地形高低，“疏川导滞”治河，取得了巨大成功，因而分流疏导的治水办法长期被后人作为典范来效法。到了汉代讲究通经致用，“他们以为无论什么大道理都出在经书里，而且这种道理有永久性。”在汉代之前，《禹贡》是“中国地理学史里第一篇大文字”，顾颉刚先生在《秦汉的方士和儒生》一书中指出“汉人治水，用了它做根据，在没有科学的地理学和河海工程的时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当时对《禹贡》很有研究的平当博士主管河堤事务时上奏说：“九河今皆窴灭。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壅塞之文。河从魏郡以东北多溢决,水迹难以分明,四海之众不可诬。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3]（《汉纪二十五》）}西汉淮南王刘安在讲到用工程措施导引水流时也说：“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决而高之，使得循势而行，乘衰而流。”^{[4]（《泰族训》）}这里的“掘”是开挖和疏浚河床，“茨”是堵塞决口。他也主张疏导治河，而不是采用堵决技术。由此可见，汉代是比较注重疏通河道来治理黄河水患的。

不过，瓠子河决口以后，汉武帝没有采用疏导的办法。当时，齐人延年提出了综合疏导的建议，“河出昆仑，经中国，注渤海，是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也。可案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领，出之胡中，东注之海。” ^{[2]（《沟洫志》）}但汉武帝借口“然河乃大禹之所道也，圣人作事，为万世功，通于神明，恐难更改。” ^{[2]（《沟洫志》）}而加以拒绝，坚决采用堵口的办法。不过堵口治标不治本，而且本身也存在诸多技术难题和材料的缺乏。

河口的堵复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河工工程。在汉代，堵决材料主要是埽。埽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用树枝、秫秸、草和土石卷制捆扎而成的水工构件，主要用于构筑护岸工程或抢险堵口。单个的埽又称为捆、埽由等，多个埽叠加连接构成的建筑物则称为埽工。早期的埽工称作茨防。茨是芦苇、茅草类植物。最早谈到茨防应用的是齐国稷下先生慎到，他说：“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治水者，茨防决塞，九州四海相似如一，学之于水，不学之于禹也。”^{[5]（《逸文》）}可见当时埽工的应用已经相当普及。埽工主要用于黄河等多沙河流上，沉埽对于冲击性流水有很强的耐冲刷性。同时制埽取材便捷，一般用的都是低廉简单之物，如树枝柴草、绳索与泥土等，特别适合于多土少石的地区。所以，埽的产生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技术史上的一项重大创造。

但是，东郡人民历来有烧草的习俗，所以薪柴缺乏，在瓠子决口处，树枝、柴草等埽工的原料极其匮乏，因而指挥官员也无力回天。直到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亲自主持瓠子堵口，才解决了这一难题。司马迁记述当年为采集堵口用料，曾“下淇园之竹以为楗”。淇园是战国时卫国的皇家园林，以产竹料著称，距离决口处有百里之遥，从百里之外运来竹子堵口，由此可见当地材料的确匮乏。

汉武帝在纪念瓠子堵口成功的瓠子之歌中，提到所采用的主要技术手段是“颓竹林兮楗石菑，宣防塞兮万福来”，宣防是指瓠子决口堵塞后，在其上修筑的宣房宫。而“颓竹林兮楗石菑”中的楗是门栓，而菑则是两头出榫，插入轮牙和车轴箍的辐条。此句是对竹络构件的描述，即在用竹条纵横编织成的竹络中间填块石的构件，与埽之结构相类似。可见，当时是先以竹桩为先导，后以石、柴土填充，进行堵口，这种堵决技术与汲黯、郑当时所用技术相比，已经有了较大进步，因而堵口效果良好，此后数十年黄河没再泛滥成灾。

第二，汉武帝过于关注关中经济区的水利建设，对黄河重视不够。

汉武帝作为历史上一位颇有作为的帝王，他对水利建设关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有着明确的认识。 ^{[6]（P523）}汉武帝在位期间，关中地区兴建了一系列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其中漕渠、六辅渠、龙首渠、白渠都是他采纳臣下建议而下令开凿的。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曾发布诏令说：“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令吏民勉农，尽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时。”^{[2]（《沟洫志》）}从这一诏令可以看到汉武帝对农业、水利的高度重视。

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地探究这一诏令发布的背景，就可以发现汉武帝首先关注的问题是关中地区的水利建设。关中地区是西汉王朝的基本经济区，六辅渠以及关中地区的其它水利工程，不但工程浩大，动辄用人力数万乃至十余万，耗时数年乃至十余年，而且收效明显，受灌溉之益的田地从数千顷到万余顷不等。这一系列水利工程的兴建，提高了关中地区农业的抗灾减灾能力，有力促进了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巩固了西汉王朝的统治。

汉武帝对全国各地区的水利建设，并非一视同仁，在轻重缓急的处置上，表现了牺牲其它地区利益以确保基本经济区的倾向。最典型、最足以说明这一点的，就是汉武帝下令开凿漕渠、六辅渠的时候，瓠子决口三年后的元光六年（前129），黄河溃决依旧，汉武帝却采纳大司农郑当时的建议，由水工徐伯主持，开凿漕渠，由长安沿终南山到黄河，发卒数万，历时三年，才完成了这项大规模的水利工程。

元鼎六年（前111），汉武帝又接受左内史儿宽的奏请，在关中开凿六辅渠。而此时黄河在瓠子决口已经持续了二十一年，“自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1]（《河渠书》）}一直到元封二年（公元前109），汉武帝才派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 ^{[1]（《河渠书》）}。

从表面来看，汉武帝把瓠子河决二十余年而未能及时治理的原因，归结为不知情，“不封禅兮安知外” ^{[1]（《河渠书》）}，《汉书·沟洫志》颜师古注曰：“言不因巡狩封禅而出，则不知关外有此水。”则显然是一种推卸责任的托辞。朝廷或地方官员即使没有向汉武帝如实禀报黄河在瓠子溃决的严重灾情，但从汉武帝曾“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的记载看，瓠子河决刚发生时，汉武帝即已知情，并非是借“封禅”而“知外”。

一边是黄河在今河南及山东境内的泛滥，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瓠子决口亟待救治；一边是关中地区为改善灌溉、水运条件而修凿漕渠、六辅渠，孰急孰缓、孰重孰轻、孰先孰后，应该是不言自明的。然而汉武帝恰恰对黄河中下游的溃决漠然视之，而把漕渠、六辅渠的开凿放在了优先处理的位置。

关中地区是西汉王朝统治的核心地区，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漕渠、六辅渠等水利工程虽然只是“一隅之利”，但却是十分重要的一隅，重要到足以能看成是基本经济区。遭受黄河溃决洪水破坏的黄河中下游十余郡，大片耕地被淹，数以万计的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害，但这些地区毕竟与京城相距甚远。相对于深受洪水之害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关中这“一隅”与西汉中央政府有着更为直接的利害关系。汉武帝对几乎发生在同时的关中和黄河中下游这两个不同地区的水利工程的处置，是经过了反复权衡的。“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1]（《货殖列传》）}，深得司马迁和班固赞美的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固然有其开发较早的历史原因，但也不能忽视统治者的特殊重视。

汉武帝在关中大力修渠，也加剧了这一地区的土壤沙化和水土流失，造成“岸崩”、“移徒”，致使大量泥沙带入黄河。“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 ^{[2]（《沟洫志》）}河水行至郑州一带，久经淤积，河床高出地面达数米，因而一旦雨水过多，就会造成黄河“溢决”的局面。（参见2002年 34卷 3期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庄辉明撰稿《西汉水利工程与“基本经济区”》）

第三，汉武帝迷信天命，听信权臣田蚡的谬论。

汉武帝听信田蚡谗言停止堵口，是造成汲黯、郑当时堵口失败的直接原因。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中记载：“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长陵。”“蚡辩有口，学《槃盂》诸书，王太后贤之。”景帝时任太中大夫，汉武帝即位后以帝舅任太尉，上书言事多被采纳。建元六年（前135），蚡官至丞相，位居极品，广占田宅，日益骄横，“荐人或起家至两千石，权移主上。”

瓠子决口之后，汲黯堵口失败，时任宰相的田蚡乘机散布“天命论”，他上奏说：“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 ^{[1]（《河渠书》）}他散布这些谬论的真实目的，是因为他的封地鄃(今山东高唐)位于黄河北岸，而瓠子决口后黄河改向东南流，由泗入淮，对他的封地安全有利，因而他极力反对堵口。而当时的“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复塞也” ^{[1]（《河渠书》）}。所谓的“望气用数者”就是方士。方士受田蚡收买，也都纷纷附会，认为黄河决口出于天意。又据《西京杂记》记载：“瓠子河决，有蛟龙从九子，自决中逆入上河，喷沫流波数十里。”汉武帝当时崇信方士，好神仙，一心一意追求长生不老，因而对方士的话深信不疑，下令“不事复塞”。

不过，汉武帝在瓠子决口造成黄河泛滥二十三年间也并不是没有考虑民众的生存问题。《史记·平准书》载：“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廥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贷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另外，《史记·匈奴列传》也有涉及此事的相关记载云：“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凡四万余人，号十万。于是汉已得浑邪王，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从这两段文字来看，当时的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赈济灾民和移民实边的双重目的。

第四，对外大举反击匈奴，无暇顾及治理黄河。

西汉初年，经济残破，国力不足，面对匈奴的掠夺，政府无力反抗，只有采取和亲政策，暂求一时安宁。到了汉武帝时期，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经济发达，军事强盛，已具备了大规模反击匈奴的能力。元光到元封年间，汉武帝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反击匈奴上。尤其是元光六年（前129）到元狩四年（前119年），更是汉武帝反击匈奴战争的紧张阶段，历十余年的战争才解除了匈奴对西汉的威胁。这一时期，西汉王朝的主要人力、物力、财力都集中在对外战争上，无暇顾及治河，造成黄河连年泛滥横流。

据史载，把黄河瓠子决口期间西汉对匈奴的主要战事列举如下：

对匈奴的大规模用兵使西汉政府承受了极其沉重的经济负担，汉军动辄数十万出塞作战，需要转运大量军需物资。据粗略统计，仅元狩二年（前121）这一年，就“岁费凡百余巨万”。征战历时长久，损耗巨大，据《汉书 ·五行志》载，“自是（元光二年）始征伐四夷，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由此可见，对匈奴的用兵导致西汉政府财力、人力、物力匮乏，因而无法投入更大精力来治理黄河。

总之，汲黯、郑当时主持的瓠子河决堵复工程之所以没有取得成功，取决于众多的原因，有限于当时国力、物质和技术水平的客观条件，也有皇帝、权臣等中央阶层的利益所在等主观因素，不能片面强调其中一方面，应该进行综合的分析。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

[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

[3]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89年版。

[4]刘安：《淮南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5]慎到：《诸子集成·慎子》，中华书局1954年版。

[6]马新：《两汉农田水利建设与乡村水利布局》，《安作璋先生从教50周年纪念文集》，泰山出版社2001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