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蒙牛老板说，蒙牛上市后，虽然他一分钱现金没拿到手，但市值身价一夜之间要以亿计，周围人有花钱的事都看他，连他孩子学校有活动都指望着孩子。同时，他看到当地人有钱后遭人暗算，还想到连李嘉诚这样的家庭在香港都经历过绑架。他说，当时感觉活得不开心。

　　和家人商量后，他决定把自己在蒙牛的所有股份（去年底价值约５亿多美元，现在应该随大市跌了不少）捐给老牛基金会，支持农业、教育和医药事业。牛根生发现，自那以后，从企业员工，亲朋好友到政府官员，看他的眼光都比以前友好了，他也感觉更受人尊重了。

　　我不认为周遭环境的压力是牛根生捐出蒙牛股份的全部原因，因为这世上多数人可能不会因为要图一个心静而放弃那么大一笔财富（正相反，很多人为发财、保财而费尽心机）。他只是很实在地谈了财富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的压力。但这番话也说出了一种社会心态：中国的有钱人没有安全感。他们背负着被猜疑、嫉妒和盘算的心理负担。

　　我想在中国社会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的现状下出现“仇富”心理是很正常的，毕竟很有一些有钱人不是靠平等的市场竞争，而是靠与政府有关部门的暧昧关系获取巨大财富的。但事情应该不那么简单。

　　在美国，即便前有一百年前的洛克菲勒、卡耐基，现有沃伦－巴菲特、比尔－盖茨，还有约三分之二的家庭都参与慈善捐款活动，整个社会在财富和财富再分配问题上也还是有很多争论。这突出地表现在社会舆论对私人资本运营公司Blackstone董事长Stephen Schwarzman的种种评论。

　　Blackstone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资本运营公司之一，Schwarzman在最新的福布斯富豪榜上以65亿美元资产列为世界第145位最富的人。他近一年来招惹了很多非议，不仅仅是因为他天文数字的财富，而主要是因为关于他奢侈生活方式的报道太多。

　　最著名的例证是去年2月他花3百万美元举办60岁生日晚会。《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和《纽约客》及很多新闻媒体都此事做过报道。即便今年福布斯富豪榜对他短短的介绍也没忘提一笔那个超豪华生日晚会。去年6月，Blackstone上市一周前，《华尔街日报》一篇头版文章还披露，Schwarzman周末光在家吃饭就常花销约3000美元，包括400美元一只的石蟹。

　　本来钱是他的，他愿意怎么花都没关系，但把他铺张的生活方式和在公益慈善事业方面有争议的做法联系在一起后，他的形象就一落千丈。

　　关于“来来往往”

　　袁莉“来来往往”专栏透过一个中国人的眼睛看美国商界文化，诠解圈内人一举一动背后的含义。专栏作者袁莉2004年进入《华尔街日报》，曾关注于美国电信业的报道。她于2002年赴美，先后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并分别获得新闻和国际关系硕士学位。此前，她曾任新华社国际新闻编辑和驻泰国、阿富汗记者。欢迎读者发送邮件至[email protected]或在下面评论栏中发表评论和建议。

　　象很多有钱后希望跻身上层的“新贵”们一样，Schwarzman担任很多著名慈善和文化艺术组织的理事成员，包括纽约公立图书馆和肯尼迪艺术中心。但据上个月《纽约客》杂志上的一篇人物特写，作为理事会成员，Schwarzman捐款的数额和他的财富指数不相当，而且常作出看似慷慨实则附加很多条件的捐款。特写还引用一位和他同是纽约公立图书馆理事的话说，Schwarzman是给过钱，但和他的财富不成比例。

　　在美国，你有钱并不意味着就能获得尊重。这个社会很注重回报。Schwarzman长期的竞争对手、私人资本运营公司KKR的创始人之一Henry Kravis因大力支持艺术事业（他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理事会成员，他的夫人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理事会会长）和医学研究，已基本洗清了９０年代初畅销书《门口的野蛮人》中负面的野蛮人形象。

　　做著名公益组织理事在美国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但这种组织行事有一定之规，你占了理事会成员席位就应该拿出和你财富指数相当的捐款。Schwarzman在这方面做得比大家期望得少，而在个人生活上又过于爱摆阔，因此难免招人非议。

　　在如此多的负面报道下（当然也有华尔街上同行的嫉妒），Schwarzman上星期宣布向纽约公立图书馆捐款1亿美元。很多人分析，这主要是为了堵住那些批评他的人的嘴，因为就在这则消息传出来的前一天，Blackstone公布Schwarzman 06和07两年收入共达7.3亿美元。

　　我们不应该期望世界上所有有钱人都象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那样捐出绝大部分个人财富，因为这个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于回报。那些靠自己的智慧和辛劳获取财富的人有所有理由在自己身上花钱，而且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Schwarzman不想的话，也根本不需要给慈善组织捐钱。但如果他想要好名声和慈善组织理事会成员席位，他至少应该对那些组织象对自己一样慷慨。当然，牛根生也可以对自己更好一些，不用总戴那条18元人民币的蒙牛领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