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国防等各个领域，有力维护了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为使我国逐步走向法制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也应该承认，出现了一些照搬照抄西方的一些法律条文，闭门造车制定了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法律条文，再加上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情况的客观存在，几千年封建文化的沉淀，区域经济文化差异，使得一些法律条文在有些地方适合，而在另一些地方不适合。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存在使一些法律法规条文面临严峻考验，同时也给社会造成了一些矛盾，给我们工作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因此，作为法律法规的制定者，应该多深入社会、多深入基层，倾听人民的呼声，做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既考虑可行性，又考虑可操作性，使制定出来的法律法规尽量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社会现实，贴近生活，便于执行，更好地发挥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职能。而不应该是脱离现实，超越现实，在执行中带来重重矛盾，甚至是无法执行的法律。要做到这些，笔者认为，在制定有关法律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制定法律法规应符合国情民情。法律法规一但出台生效后，就具有它的强制力。人们就必须无条件的遵守和服从。如果法律法规脱离社会生活、脱离现实，不符合社会发展的现状、民族生活习惯而让人难以接受或服从，产生抵触，引发矛盾，进而导致社会不稳定，那么这些法律法规就与它当初宗旨相背。近年来，笔者在基层工作中就经常遇见这种案例。去年以来，地处城郊的一个行政村１００余名出嫁姑娘连续赴镇、区、市上访，要求分田地、分“红利”。按照《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出嫁姑娘及其丈夫、子女可在任何一方落户并获得土地承包权。从法律角度讲，出嫁姑娘要求无可争议，绝对合法。实际情况是：该村已纳入城市规划区，项目建设多，征地多，土地值钱，集体收入多，村民每年能分红利。按当地风俗，除无儿户以外，姑娘出嫁后都在男方落户。该村出嫁姑娘之所以要求在娘家落户，为的是分得价值数万元的土地款和参与集体收入分红。该村现有人口３０００余人，人均耕地不足二分，村民今后生活堪忧。如果数百名出嫁姑娘及其丈夫、子女再来分田，参与分红，那么本村村民利益将严重受损，为此该村上千名村民也组织起来上访，坚决不同意出嫁姑娘分田、分红，双方相持不下。一方是依法要求保护权益的１００余名妇女，一方是强烈要求保护自身利益的上千名群众。出嫁姑娘要求合法，但对上千名村民来说不合情；村民要求不合法，但合情。这种情况使政府左右为难，如果出嫁姑娘要求得到满足，分田到户以来，该村出嫁姑娘何止这上百人，全镇何止上千人，如果大家都来算旧帐，社会稳定何来保证？法院也为难，既使判出嫁姑娘胜诉，如何执行？之所以形成目前这种骑虎难下局面，就是因为法律和政策没有充分考虑到社会现实的复杂性，没有充分考虑到民族的传统习惯。或者说，有关法律制定的不够明确，不够具体，不够严密，没有细化，操作起来很困难。
   二、制定法律法规不能超越现实。法律法规是由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制定和认可的，具有强制力和约束力，同时又具有针对性和执行性。要执行就要有标准、有尺度。而且标准必须明确、清晰，不产生歧义，与社会现实相一致，具有可操作性。一部好的法律法规应是指象明确、标准清晰，便于操作。法律法规约束界限不清，操作起来困难重重，就会给下面工作带来负面影响。这样的法律法规宁可不制定、不出台，待条件成熟后再出台、再制定。例如：全民选举、全民公决都是发扬民主的好形式，但是这种好的方法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只有当国民的素质，文化程度都达到一定的水平，才能采取这种好的形式。再如前所述一个行政村出嫁姑娘要求分田、分红案例，按照中国传统习惯，一般来说，出嫁姑娘应在婆家生产生活。中央的文件也是这样规定的。但是，又说特殊情况例外，可是又没有说清楚哪些属于特殊情况。谁来裁决特殊情况，这样就让基层为难了。很难操作，很难摆平。既然出现了矛盾，法律法规就应该尽快的明确哪些人可以在娘家定居，哪些人不能在娘家定居。同时应明确时间界限，从何时开始执行。由此可见，在制定法律法规时，既要符合社会现状，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又要认真研究法律法规出台后的可行性、可操作性。
　　制定法律法规既不能超越现实，也不能大大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太超前，公民接受不了，执行困难，影响法律法规的严肃性，不利于形成法制化社会；滞后，影响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如我国证券、股票、信息等领域法律法规滞后，严重影响这些产业健康发展。从社会承受能力来看，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既要考虑现实社会需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选择适当的时机出台，又要有前瞻性、预见性，使法律法规适度超前，引导社会健康有序向前发展，让法律法规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法律法规出台后要及时加以完善。社会是向前不断发展的，事物总是变化的，法律法规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方能永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在古代社会适用的法律，拿到今天肯定不行，同样今天的法律法规明天也会存在这样那样的漏洞和缺陷，需要加以增加、删除或修改。以我国宪法为例，自１９５４年制定以来，先后经过五次较大的修改，宪法尚且如此，其它法律法规更应如此。一部新的法律法规出台后，最重要的是做好跟踪调查研究，发现问题要及时完善调整。我国《企业破产法》已出台多年，许多国有企业虽已够破产资格，但执行不了。一方面是由于企业历史包袱沉重，如要替职工缴纳医疗保险、社会保险，还要偿还沉重的债务，往往是交纳了职工医疗、社会保险后，无钱还债；或还了债后无钱交职工医疗、社会保险，为此，职工、银行相持不下，破产无法进行；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虽然资不抵债，濒临破产，但还是必须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由于体制、历史原因，致使依法够资格破产的国有企业在执行起来却困难重重。因此，只有及时地完善法律法规，才能适应当今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否则，纵有法律，中看不中用，雾里看花，又有何用？
　　四、制定法律法规应照顾到各级组织、各个阶层的利益。法律法规本身就是调整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调整不同团体、经济组织、自然人之间的利益。经济利益应是这种利益中最重要的一种，也是最常见的一种。目前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是：一方面，市以上财政充足，国库充足；另一方面，基层困难。县以下，特别是乡（镇）、村两级组织经济困难，有的乡（镇）村已经到了无法正常运转的地步。前几年屡次出现加重农民负担等问题，根子就在于此。江泽民同志多次指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而我要说，基层困难，人心不稳，基础不牢，矛盾重重，社会很难稳定。例如：《国家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五条明确规定：“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百分之三十上缴中央财政，百分之七十留给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在我国现行行政序列中，地方人民政府应包括省、市、县、乡（镇），也就是说这百分之七十部分，乡（镇）人民政府也应该有份。而实际情况是乡（镇）往往是得不到。可是在项目建设征地过程中，往往是大量的工作要靠乡村二级做。在征地过程中，用地单位与群众之间往往存在着大量的矛盾。这些矛盾都得靠乡村干部来解决。乡村二级在做工作中，也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出现了一些费用。再加上这二级干部也要吃饭，因此，在现实社会中，乡村二级都按一定的比例提取土地征用费。但是这种提取又不合法，这样就使群众与乡村二级之间出现了矛盾。在有些地方还引发了上访。综上所述，在制定法律法规时，应充分考虑明确规定现存的各级组织、各个阶层的利益，照顾好方方面面的利益，同时又要对违反这种利益分配的组织、个人作出明确的处罚规定。谁违反谁负法律责任，轻者丢官解职，重者受牢狱之灾，使这种利益分配真正落到实处，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推动社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