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爱情学：从组织路径到商业路径的转变
有时候我对这个世界近乎绝望：任何东西都在以商业性的标准进行测量和度衡，包括爱情，爱情在很大程度上是房子、车子和位子等重要财富和权势的高级保姆。但有时候我又抱有一点幻想和认真，这种幻想和认真来源于这样一种令人欣慰的现象：即便在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特别是这些大都市里总有众多的剩男剩女声称自己在寻找纯洁的爱情，拒绝商业化的爱情。确切地说，商业化的爱情是一种生活契约。正是这种契约重新解构了商业化爱情的定义：在商业化的前提下，互相接受了对方的身体、心灵、财富和家庭背景等等。如果新的危机或竞争构成对商业化爱情的挑战，那么更高级的商业化爱情构建成为可能。
很多剩男剩女不仅具备较好的社会地位和可观的财富外，而且是大龄青年。他们这种声称应该是富有代表性的，不过他们的声称到底有多少含金量？还真的不得而知。这些游走于社会高位的大龄剩男剩女们会不会在自己的纯洁爱情来临之际就被更高级的权势和财富捕获，这也是一个问题。基于这样的认知，我总是在幻想和沮丧之间左右摇摆。在爱情面前，我不得不承认，我越来越倾向于投机，而非投资。爱情投机是商业化社会和一切以商业标准为衡量准则的必然产物。这可以从现实生活以及社会变迁的路径中得到验证的。在改革开放之初及之前，爱情的商业化色彩是比较淡的，更多的是组织色彩。除了极少部分人，可以把婚嫁“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摆在对方面前外，绝大部分人是一穷二白地结合在一起了。不过那时的物质匮乏的程度不是现在人所能够想象的，压根就没有什么东西可售。缺乏丰富物质基础的社会理所当然地淡化了爱情的商业色彩，代之而起的是组织色彩。不过正是这样的组织色彩使得大家在严重缺乏物质基础的情况下的爱情具备了持久存在的可能。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爱情应称为组织化爱情。当然我的这篇文章有个隐含的条件：那就是不管是纯洁的爱情还是其他形式化的爱情，都应保证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否则无从谈起，但也有特例。
下面我要说的就是一个特例。为什么说这种组织色彩使得这种严重缺乏物质条件的爱情得以维持？这实在是太令人惊讶的事情了。奥妙就出在当时社会结构能够有效地抑制人们对于更多物质追求的欲望，克制自己内心的冲动，遵守组织的有关规定。当时的社会结构是一种绝对遵从型的架构，绝对遵从单位，绝对遵从集体，绝对遵从权威，绝对遵从组织，绝对遵从规定等等，若不遵从当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就有可能扫地出门，永无翻身之日。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组织化的爱情在遇到物质方面的冲突时，自然可以通过自我绝对遵从的形式化解危机，使得爱情得以延续。当然这样的组织化爱情同样留下巨大的社会危机：他们的后代为他们父母之间自我压制的爱情买单。特别是下放知青组合的家庭以及由组织搭配的家庭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各种青少年社会犯罪现象正是这样组织化爱情时期埋下的隐患。换言之，组织化的爱情是一种非常压抑的爱情，不仅缺乏丰富的物质，而且必须绝对遵从某种“神圣的旨意”，当然这种“神圣的旨意”不是来自上帝之手，而是来源于我们的“东方红太阳”。不过，也有极少部分人敢于对抗这种强迫式的组织意图，但代价是极其惨重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这种组织意图爱情的最佳结晶了。“压抑的一代”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磕磕碰碰地走过来了，留下的是他们无尽的痛苦和哀愁。他们有时会在我们面前流露某种不可言传的历史沧桑感，这种沧桑却被商业化的大潮无情地压制了，这真是一种莫大的民族悲哀！“压抑的一代”在经历那种非正常的生活状态后，又经历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商业化时代时，仿佛恍然隔世！他们惊叹“中国奇迹”，惊叹生不逢时，惊叹命运捉弄人，惊叹时代的发展，惊叹没有领袖的日子原来生活可以更美的（哈哈，好象美的广告词啊：原来生活可以更美的。呵呵，一不小心就替美的打广告了），惊叹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一切！当他们听说某某领导有大蜜、中蜜、小蜜及各色蜜时，相顾无语，唯有泪千行；当他们听说某某领导手持30多本国外护照，家有上亿财产时，纵有万种风情、更与何人说；当他们听说某某领导边腐败边高升时，高处不胜寒啊。
时代，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就是这样开始了。“压抑的一代”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代缓缓地谢幕了，“活蹦乱跳的一代”开始鼓噪起来了。尽管我们这个时代从建国开始到现在的二十一世纪发生了很多无法想象的变化，但最能够代表这个时代变化脉搏的爱情观的转变无疑是值得我们书写的一章。有一点也是我很难理解的，好像在中国什么事情都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爱情观的跳转也是如此。我想问的是：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神秘力量让中国人总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是某种神秘的机制力量还是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在主导我们每个个体的行为和社会的运转呢？哎，这是个谜呀！不过我们现在所能观察到的爱情观的跳转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极点事件：从组织化爱情到商业化爱情的转变。这种跳转的分水线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组织化爱情的终结点应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期，商业化爱情的成熟点在新千年，顶峰点在07年，之后会持续走平，商业化的内容当然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其内涵并不因商业化的内容而改变。在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推手在对商业化爱情的迅速成熟起到了非同一般的激励作用。其中一个推手是网络技术的成熟及个人电脑的普及，使得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迅速和随机的联系成为现实；另一个推手是个人对财富的诉求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也就是说中国目前存在一个可以让人快速致富的机制，但这个快速致富的机制只是对少部分人起作用的。令人不安的是，这个只对少部分人起作用的快速致富机制却对社会财富积累起到了非常大的“示范效应”。那些被快速致富机制排斥在外的群体企图通过自身资源的出售（比如：所谓的爱情，拍马屁，美貌，第三者插足，出卖色相及性贿赂等等）重新被这个机制所吸纳，成为其中的一员。如果现在还有人对以上手段去谋求自己利益的做法嗤嗤以鼻的话，那么别人会认为这种人不是脑袋出了问题，就是“酸葡萄主义者”。有趣的是，在这个快速致富机制内的成员几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不断地玩转那些所谓的爱情游戏，玩转的核心在于大把大把的烧钱，结果是一个又一个美貌娇艳的女人或高大帅男进入了他或她的游戏轨道。
当所谓的爱情都是明码标价的时候，爱情商业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网络本身只是提供信息传播和互相沟通的平台，但网络一旦和享乐结合在一起就会发生一场看不见的“核裂变”了。享乐，并不是中国人所独有的生活方式，全世界人民都愿意享乐的。不过，中国人的享乐是有中国特色的。其一，中国人穷怕了，对享乐怀有最高的敬意和仰慕之情；其二，快速致富机制起不到对获得财富的应有尊敬，反而觉得财富来得太容易了，太有才了，纵容了享乐的扩散和对财富的不尊重。试想想，一个辛辛苦苦做了几十年才积累了几百万的民营企业家和一个不到一个星期就可以积累几百万的“红顶商人”来比，谁更愿意享乐，谁更愿意珍惜自己的财富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网络正为那些正在筹划找谁享乐的“成功人士
”提供了非常快捷、及时、有效的通道，“爱情倾销”便在网络上应运而生了。当“爱情倾销”从网络神坛走下来的时候，爱情商业化就进入了实质化操作阶段了。爱情商业化就是这样练成的。奇怪的是，这本来是“成功人士”才能玩的爱情游戏，竟然成了大家都认可的爱情游戏，爱情商业化不仅在“成功人士”那里富有市场气息，而且在普罗大众那里也拥有丰厚的市场基础。君不见，那些充满某种暗示的征婚广告和某些“才华横溢”的个人宣言不正在向大家所向往的商业化大道上越走越近吗？我们也不必向那些渴望拥有自己财富而愿意出卖人类最神圣的爱情的人说三道四。扪心自问一下：难道你不渴望自己拥有丰厚的财富吗？事实上，任何事情的演变都与社会的变化是有极大关系的，从组织化爱情到商业化爱情的演变都表明了我们的社会从一个拒绝拥有个人财富到极度追求个人财富的两个极端了。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个人财富的诉求，但极端的拒绝和极端的追求都会给社会的发展带来灾难！
与其说我们需要纯洁的爱情，不如说我们需要健康财富机制下的爱情。爱情，同样需要穿衣吃饭，同样需要健康财富观的保鲜，同样需要宽容的互动。如果我们的机制，特别是致富机制不能接纳真正的爱情的话，人们将会越来越感觉到精神的巨大空虚和财富的焦虑渴望。一个正常的人既离不开爱情的滋润，也离不开财富的滋润，而现在的社会既无法找到自己想要的爱情，又不能实现个人财富的诉求，那还能正常吗？听听那些大龄剩男剩女们对爱情观的发言吧，或许他们是在呐喊一种新的自由，或许他们是在诅咒财富的可怕，或许他们是在寻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但我们不要忘记，他们仍然生活在一种让人疯狂的制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