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拍《色戒》的动机，想必跟张爱玲不大一样，因为他毕竟不是张爱玲。李安的电影我原来只是听说过，没见过，从偶尔读到的报导和听到的议论所获得的浅淡印象其实颇不坏：他似乎是个处世低调的谦谦君子，跟比着“闹妖”的大陆影视名流形成反差。2005年夏天复演《切·格瓦拉》，记得演出过后没有太久，就听说汤唯要去演李安的什么“色戒”，当时听了挺高兴。我们的演员多属“北漂”群体。户口、工作、收入、事业全都漂泊不定。演《格瓦拉》这样的戏，他们得不到什么实际“好处”，能有机会到大片里演主角，是件让人宽慰的事情。总之，对李安和他的电影，我一直相当陌生。有所认识还是通过这次《色戒》。先是见几个友人在电子邮件中的议论，感到兴趣便去读有关材料，包括张爱玲的小说和郑萍如的事迹。后来，一群学农大学生来访，对即将上演的《色戒》表示了义愤，并说他们要上书有关部门。到这时，广大纸媒体对《色戒》的讴歌已一浪高一浪了。其实最先把《色戒》跟历史、政治挂钩的并非我们，而是跟李安深谈过的龙应台。龙女士把《色戒》当成一篇历史翻案文章来读，抗战八年忠与奸的鸿沟被她读没了。而且龙应台这些人并不拘泥于抗战那几年，他们继续“上纲上线”。影片一上映，明眼人马上从“群/己”或族权/人权的角度赞不绝口。《晨报》上有篇文章说：这电影太好了，好就好在用男欢女爱颠覆了家国的最高道德律令。这样看来，电影《色戒》并非偏离而是强化了小说《色戒》的主题，张爱玲碍于当年舆论环境吞吞吐吐说不痛快的话，李安以疯狂的叫床岂止是说清楚了。对于李安所干的这件事，有些人因为闹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干，便一口咬定他根本没干。这些人并非李安的签约门卫，却前后左右为他乱扑乱挡，说李导演埋头钻研艺术，对政治毫无兴趣，抗战不过是人性寓言的一道背景罢了。可李安毕竟是美国好莱坞的“大”导演，别说这些普通志愿者了，就是马英九误洒的“家国”泪，他也不给面子，而是由着性子说了实话：一提抗战大家就慷慨激昂热泪盈眶，张爱玲看透了这些，她冥冥中求我帮她把这段历史翻过来。最近他更是坦白心迹：我知道让王佳芝做的是件“绝对错误的事情”，但鬼迷心窍我就非让她这么做不可。李安的心思，和一般先锋艺术家肚里那点坏水真没多少区别，就是要到庄严的地方出怪声做怪相，以此完成艺术对权威的“反叛”（ 龙应台在《南方周末》的文章里说到李安“离经叛道”、“颠倒黑白”的冲动）。别的艺术家顶多就是到小剧场耍耍流氓，或是在通县宋庄铺张毛主席像当席梦思，然后窜上去淫乱。而李安却成功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上实现了超级裸奔，而且，他有信心大陆有关部门没胆量拦他——“这个电影只有我拍才可能通得过”。其实要说李安有什么政治上的抱负，那也真高抬了他。他跟大陆多数电影人乃至“艺术家”一样，虽有这方面的感觉，但未必有这方面的自觉，不过是跟着人满为患的大思潮顺风顺水地漂罢了。这个思潮说到底，就是对中国失去自信心，其根源还是在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遭遇的根本危机，即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这股自轻自贱的潮流已汗漫百年，过去二三十年中尤为汹涌，吞没灵魂无数。不但大牌精英公然叫嚣中国就欠当三百年殖民地，就连有的小毛孩子也说要一直被日本占着今天该多好啊！这个潮流囊括了整个华人社会，李安不在波峰也在波谷。仅从这些年的电影来看，《大红灯笼高高挂》、《英雄》、《无极》、《满城尽带黄金甲》、《色戒》，无不洋溢着一种灵魂出窍后的肉体腐烂气息。
除了那股百年思潮，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李安说张爱玲冥冥中求他帮忙，李安不会是学雷锋光做好人好事，他一定也有更属于他个人的冲动。这部电影除了美化汉奸的历史观、重个人轻家国的价值观，再就是颠鸾倒凤的方法论了。如果说《色戒》是多家合资（张爱玲、李安、上影等等），李安则主要以色情入股，他的最大手笔在于床戏，他对床戏非常自负，说那才是“终极的东西”。他对色情的表现相当变态，从中可以窥见到表现者压抑的人生和病态的人格。据说李安的父亲是位中学校长，中学校长属于社会中最“正统”的一群。而李安从小对“正路”的学问却格格不入，只对学习表演心有灵犀，属于典型的“别才”。对于“别才”，社会需要另立标准承认，另辟蹊径接纳。而投奔这个标准、寻觅这个蹊径的过程，要比胖人买到加肥裤子困难多了。别才与父母、学校、就业市场、婚姻制度、等级体制——简单地说与社会——多有摩擦，这摩擦也许上小学就开始了，要到威尼斯获奖是才算结束——据说李安获奖时父亲已去世，无缘收回对儿子的失望，这在李安是一件人生恨事。李安留学美国不进机械系或商学院，而是进了作为第一代移民的平民子弟应绕着走的舞台表演系，这有点像宁夏来的贫困大学生不当家教不挣外快，却成天在什刹海后海酒吧一带出没。他毕业后果然好多年等不到上岗的机会，只好专门在家烧火做饭。中美两国的性别文化大同小异，都是男尊女卑，男外女内。而作为人夫的李安却和妻子互换了角色，过起女耕男织的生活。据网上报道，李安的母亲曾给儿媳妇下跪，说太委屈她了；而丈母娘也力劝女儿弃暗投明，“天下比他强的男人有的是嘛！”好像有一回，系着围裙的李安为丈母娘端上热腾腾的饭菜，老太太却冷嗖嗖地来了一句：我说李安呐，菜烧得这么好，我投资开个店，你来当大厨好啦。这样的场面让人看了心酸，一个漂泊异乡、敏感而又潦倒的书生，不会有人在乎他心头的重压，肚里的苦水，至于苦水七折八徊将流到哪儿，就更没人关心了——除非有朝一日流到艾奥瓦大学开枪的卢刚，或前不久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杀人的韩国青年。多亏了李安的妻子，网上看她的照片相当周正，真不知哪儿来的“妇德”，硬是不离不弃，从一而终。相比之下，当年大陆女留学生无论美丑，囚犯越狱似地在新大陆竞相跑散，被抛荒的丈夫或男友就像没了脚的鞋，横七竖八，空空如也。李夫人铁肩挑起的不是半边天而是整个天，这样的女强人对于老公，名义上是老婆，实质上是老板。迄今人类男主女从、男强女弱的基本模式，虽然受到社会变革的剧烈冲击，但依然坚守着两性关系以及性心理的无数细节。例如，小女子依在大男人肩头如泣如诉，大家会觉得自然而然；若是男科长坐在女局长腿上撒娇，则当事人心里都会别扭。李安夫妇之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应属女领导/男员工型夫妻关系。这种关系具有两面性，它既为“不争气”（李安岳母的话）的丈夫提供粥棚，又为想出轨的男人钉上镣铐。李安的基本身份是艺术家，艺术家的基本特征是多情浪漫——当年谢冰心这位中国文艺界的老奶奶就曾感叹，文艺圈里只见过巴金一个不二色的。李安不会是巴金第二，他曾说，一个漂亮女间谍色诱特工头子，这够让导演摄影激动一年半载的了。其实，就连抗战这样的道德长城他都要“撕开”个口子伸头探脑，一夫一妻的篱笆墙他难道不想随时翻进翻出么？只是李安当年在北美大社会和家庭小社会里全都一沉到底，“人性”的色被“家”“国”的戒逼到墙角，无路可走，又不甘休，只好原地化作病灶。这病灶像胡同深处的小酒馆，边缘的社会地位、颠倒的夫妻关系、压抑的浪漫冲动则像醉醺醺的酒徒，在昏黄的灯影里划拳骂座，还口齿不清地为“苟富贵”的未来赌咒立誓。其实到此为止，李安的人生和内心经历都很值得同情，就像所有挣扎在社会底层或边缘的人都值得同情一样。记得从前读侯宝林先生的传记，看他艰难惨淡的早年岁月于心不忍，老想快些翻到峰回路转的一章。李安首次获奖后打电话向老婆疯狂报喜的那幕,又何尝不让人顿觉华灯齐放、满心芬芳呢？从苦难向成功、从边缘向中心那衣不蔽体、一瘸一拐的进军，从来就是个体故事或历史长卷中最动人心弦的场面。但人的境界也在这其中和其后分道扬镳，各奔东西：有的能够推己及人，向弱者伸出援手，小我的苦难于是升华为大我的美善；有的则得志猖狂，配了加快轴似地行凶作恶。侯宝林先生当年也是社会丛林中拼杀出来的成功人士，却能知恶向善，以其绝代的天资和过硬的本领改良当时的相声，使其融入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平心说，比起大陆近三十年剧变中杀进东京大掠三天的各路豪强，从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走来的李安，显得平和从容不少，但也仅此而已。他当社会北漂时所经历的苦闷和压抑——无论是社会的还是情欲的——翻身后并未得到改造和升华，老病灶略加包装就搬上了公共大屏幕。对成功和色欲的渴望在漫长的孤独中被挤压成暴力性的幻想，终于在众目睽睽下的也不知交欢还是交战中得到喷发。这类病态的发泄本自常态的人生，虽不足道，但也不必特别责备李安，因为黑色的恶之花早开满了艺苑内外了。李安的可耻之处在于为虎作伥，在于用自己半生遭际和一腔愤懑去帮张爱玲颠倒、混淆历史的大是大非。李安作为一个曾经的弱者被压迫者，或按他说的，一个曾经的边缘“艺术家”，确有挑战社会规范的原始冲动。但他选择的对象，并不是压迫他的社会等级体制，而是世界等级体制中弱者或被压迫者对压迫的反抗——他选择了中国人民血流飘杵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和象征性，如今正遭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及其御用意识形态的不断侵袭。李安并非政治上的糊涂虫，他在这场对峙中选择了自己的立场，一种被强暴者对强暴者疯狂叫床并向其他被强暴者强力推荐SM巅峰体验的立场。这样的立场选择其实司空见惯：这个强暴体制年深月久、坚如磐石，不是李安的这样的骨头可以碰的。对体制的曾经不满和最终归顺使李安在人格上一分为二（在潜意识的世界里有时不会分得那么清，混为一谈的情况也不排除），两位李安荡悠悠飘上那张潜意识的绣榻，一个变成男主人公的阳具，血脉贲张地“忆苦”泄愤，就像当年翻身光棍专地主小老婆的政；一个化作女主人公的阴道“思甜”，气喘吁吁地宣讲强暴即必然、必然即现世、现世即甜蜜的社会法则、“人性”奥秘。其实李安这套SM社会观或历史观对于大陆一点也不新鲜。诸如中国早三百年就该成为殖民地，租界是现代文明桥头堡，鸦片战争教会中国人自由贸易等等，大陆精英早就“凤鸣楚楚，龙吟细细”，叫床声二十多年不绝于耳了。他们之所以面对强暴选择站在强暴者一边，并隆重推出打是疼骂是爱的SM美学，是因为他们看明白强暴者还在强势。李安说这个片子只要他拍就通过，正是出于站队站出来的优越感。
除了那股百年思潮，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李安说张爱玲冥冥中求他帮忙，李安不会是学雷锋光做好人好事，他一定也有更属于他个人的冲动。这部电影除了美化汉奸的历史观、重个人轻家国的价值观，再就是颠鸾倒凤的方法论了。如果说《色戒》是多家合资（张爱玲、李安、上影等等），李安则主要以色情入股，他的最大手笔在于床戏，他对床戏非常自负，说那才是“终极的东西”。他对色情的表现相当变态，从中可以窥见到表现者压抑的人生和病态的人格。据说李安的父亲是位中学校长，中学校长属于社会中最“正统”的一群。而李安从小对“正路”的学问却格格不入，只对学习表演心有灵犀，属于典型的“别才”。对于“别才”，社会需要另立标准承认，另辟蹊径接纳。而投奔这个标准、寻觅这个蹊径的过程，要比胖人买到加肥裤子困难多了。别才与父母、学校、就业市场、婚姻制度、等级体制——简单地说与社会——多有摩擦，这摩擦也许上小学就开始了，要到威尼斯获奖是才算结束——据说李安获奖时父亲已去世，无缘收回对儿子的失望，这在李安是一件人生恨事。李安留学美国不进机械系或商学院，而是进了作为第一代移民的平民子弟应绕着走的舞台表演系，这有点像宁夏来的贫困大学生不当家教不挣外快，却成天在什刹海后海酒吧一带出没。他毕业后果然好多年等不到上岗的机会，只好专门在家烧火做饭。中美两国的性别文化大同小异，都是男尊女卑，男外女内。而作为人夫的李安却和妻子互换了角色，过起女耕男织的生活。据网上报道，李安的母亲曾给儿媳妇下跪，说太委屈她了；而丈母娘也力劝女儿弃暗投明，“天下比他强的男人有的是嘛！”好像有一回，系着围裙的李安为丈母娘端上热腾腾的饭菜，老太太却冷嗖嗖地来了一句：我说李安呐，菜烧得这么好，我投资开个店，你来当大厨好啦。这样的场面让人看了心酸，一个漂泊异乡、敏感而又潦倒的书生，不会有人在乎他心头的重压，肚里的苦水，至于苦水七折八徊将流到哪儿，就更没人关心了——除非有朝一日流到艾奥瓦大学开枪的卢刚，或前不久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杀人的韩国青年。多亏了李安的妻子，网上看她的照片相当周正，真不知哪儿来的“妇德”，硬是不离不弃，从一而终。相比之下，当年大陆女留学生无论美丑，囚犯越狱似地在新大陆竞相跑散，被抛荒的丈夫或男友就像没了脚的鞋，横七竖八，空空如也。李夫人铁肩挑起的不是半边天而是整个天，这样的女强人对于老公，名义上是老婆，实质上是老板。迄今人类男主女从、男强女弱的基本模式，虽然受到社会变革的剧烈冲击，但依然坚守着两性关系以及性心理的无数细节。例如，小女子依在大男人肩头如泣如诉，大家会觉得自然而然；若是男科长坐在女局长腿上撒娇，则当事人心里都会别扭。李安夫妇之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应属女领导/男员工型夫妻关系。这种关系具有两面性，它既为“不争气”（李安岳母的话）的丈夫提供粥棚，又为想出轨的男人钉上镣铐。李安的基本身份是艺术家，艺术家的基本特征是多情浪漫——当年谢冰心这位中国文艺界的老奶奶就曾感叹，文艺圈里只见过巴金一个不二色的。李安不会是巴金第二，他曾说，一个漂亮女间谍色诱特工头子，这够让导演摄影激动一年半载的了。其实，就连抗战这样的道德长城他都要“撕开”个口子伸头探脑，一夫一妻的篱笆墙他难道不想随时翻进翻出么？只是李安当年在北美大社会和家庭小社会里全都一沉到底，“人性”的色被“家”“国”的戒逼到墙角，无路可走，又不甘休，只好原地化作病灶。这病灶像胡同深处的小酒馆，边缘的社会地位、颠倒的夫妻关系、压抑的浪漫冲动则像醉醺醺的酒徒，在昏黄的灯影里划拳骂座，还口齿不清地为“苟富贵”的未来赌咒立誓。其实到此为止，李安的人生和内心经历都很值得同情，就像所有挣扎在社会底层或边缘的人都值得同情一样。记得从前读侯宝林先生的传记，看他艰难惨淡的早年岁月于心不忍，老想快些翻到峰回路转的一章。李安首次获奖后打电话向老婆疯狂报喜的那幕,又何尝不让人顿觉华灯齐放、满心芬芳呢？从苦难向成功、从边缘向中心那衣不蔽体、一瘸一拐的进军，从来就是个体故事或历史长卷中最动人心弦的场面。但人的境界也在这其中和其后分道扬镳，各奔东西：有的能够推己及人，向弱者伸出援手，小我的苦难于是升华为大我的美善；有的则得志猖狂，配了加快轴似地行凶作恶。侯宝林先生当年也是社会丛林中拼杀出来的成功人士，却能知恶向善，以其绝代的天资和过硬的本领改良当时的相声，使其融入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平心说，比起大陆近三十年剧变中杀进东京大掠三天的各路豪强，从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走来的李安，显得平和从容不少，但也仅此而已。他当社会北漂时所经历的苦闷和压抑——无论是社会的还是情欲的——翻身后并未得到改造和升华，老病灶略加包装就搬上了公共大屏幕。对成功和色欲的渴望在漫长的孤独中被挤压成暴力性的幻想，终于在众目睽睽下的也不知交欢还是交战中得到喷发。这类病态的发泄本自常态的人生，虽不足道，但也不必特别责备李安，因为黑色的恶之花早开满了艺苑内外了。李安的可耻之处在于为虎作伥，在于用自己半生遭际和一腔愤懑去帮张爱玲颠倒、混淆历史的大是大非。李安作为一个曾经的弱者被压迫者，或按他说的，一个曾经的边缘“艺术家”，确有挑战社会规范的原始冲动。但他选择的对象，并不是压迫他的社会等级体制，而是世界等级体制中弱者或被压迫者对压迫的反抗——他选择了中国人民血流飘杵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和象征性，如今正遭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及其御用意识形态的不断侵袭。李安并非政治上的糊涂虫，他在这场对峙中选择了自己的立场，一种被强暴者对强暴者疯狂叫床并向其他被强暴者强力推荐SM巅峰体验的立场。这样的立场选择其实司空见惯：这个强暴体制年深月久、坚如磐石，不是李安的这样的骨头可以碰的。对体制的曾经不满和最终归顺使李安在人格上一分为二（在潜意识的世界里有时不会分得那么清，混为一谈的情况也不排除），两位李安荡悠悠飘上那张潜意识的绣榻，一个变成男主人公的阳具，血脉贲张地“忆苦”泄愤，就像当年翻身光棍专地主小老婆的政；一个化作女主人公的阴道“思甜”，气喘吁吁地宣讲强暴即必然、必然即现世、现世即甜蜜的社会法则、“人性”奥秘。其实李安这套SM社会观或历史观对于大陆一点也不新鲜。诸如中国早三百年就该成为殖民地，租界是现代文明桥头堡，鸦片战争教会中国人自由贸易等等，大陆精英早就“凤鸣楚楚，龙吟细细”，叫床声二十多年不绝于耳了。他们之所以面对强暴选择站在强暴者一边，并隆重推出打是疼骂是爱的SM美学，是因为他们看明白强暴者还在强势。李安说这个片子只要他拍就通过，正是出于站队站出来的优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