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资助贫困大学生的事迹屡见报端，既说明社会的良好风气，同时也说明贫困大学生以及他们的家庭所面临的窘境，更说明我们在教育方面的投资是多么的不足。贫困的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往往为了支付基础教育费用而欠下债务，某些地区的情况甚至更为严重。受教育是每个公民应该享受的基本权力。
教育对国家的重要性，无须多说什么，世界上那些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已经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明。而对个人来说，教育开启人性，革新人的天赋，开发人的潜力，扩大人的生命内涵，并引导人完成社会化过程，使人能够了解和遵守社会生活的必要规则，认识和承担自己在多种社会关系中必须要承担的种种角色和责任。借助教育，人得以摆脱软弱状态而自立，得以超越动物性生存状态而承担起责任，得以开启潜能而获致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任何个人如果没有经由教育获得必要的文化素养和知识储备，不仅走向未来的道路对他们是封闭的，而且难以作为有责任能力的人立脚社会。教育，为人的一生作准备。
但我国对教育目的和功能的认定，几十年囿于政治功利性和社会功利性。不是从“培养接班人”角度把教育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就是从诸如人才资源、科技、经济发展、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等社会功利性角度看待教育。教育关系到国家兴盛与否的种种社会功利意义固然重要，但国家兴盛本身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人。然而，恰恰是教育对每个个体生命的意义，极少纳入政策制定者的视野。特别是现在，时时刻刻在借教育的名目拼命算计老百姓的钱袋子，不断提高收费，盲目扩招学生，把教育的宗旨扔在脑后。决定教育政策的人们一说起大幅提高收费理由，不是基于对每个人命运的关切，不是基于人必须通过教育才能获得“生活的通行证”这一事实因而尊重每个人的平等受教育权，而是基于“钱”。基于把受教育这一基本权利当成要用钱来换取的商品。这意味着对公民平等受教育权的否定。尤其在大张旗鼓推行所谓教育产业化以后，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被否定得相当彻底，高中、大学阶段尤其如此。
对“教育产业化”的作法，老百姓的回答是否定的。虽说鼓吹者推行者从未对“教育产业化”给出过明确解释，但透过各校自估身价、雷厉风行采取的高收费举措，透过该举措实施后每年考得起大学上不起大学的人越来越多这一现象，所谓教育产业化的真实内涵很明确：涨价！每个家庭得花大钱为子女购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且，这种把受教育机会商品化的做法并不限于大学，也不限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中。一如我国其他很多方面的情况，凡有利可图的事，就会一窝蜂跟进、效仿。连法定九年义务教育的小学初中也想方设法把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变相商品化。六年来，每个家庭从自己痛切感知的事实，明白了所谓“教育产业化”，其实是利用公共教育资源赚钱。公共教育资源变成赚钱机器，本应提供的最重要公共服务却没有提供。
把一切推向市场的非理性狂潮，使人的受教育权受害其中：肇始于这个时期的教育涨价风把许多人的求学机会化为乌有。“教育产业化”是这一非理性狂潮与向民众转嫁负担相结合的产物。此举使更多贫困家庭子女靠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希望破灭，可以说，教育产业化背后更深层的，是对普通个人权利和命运的漠视。
在“教育产业化”的刺激下释放出来的纯利益冲动演化成气质性的贪婪，行动呈奸商化趋势。例如，很多学校不满足学费暴涨，而是把受教育机会当奇货可居的紧俏商品，采取诸如提高考生分数调档线的做法，使许多原本可以正常入学的考生必须在付出不菲的正常学费之外还要接受高额敲诈方能获入学机会。这可不是正当商家的做法——如果大学要拿自己当商家的话！奸商作风也不单表现为利用受教育机会牟取暴利，还表现在与学生相关的其他很多方面。例如，为赚昧心钱每学期收取高额教材回扣，甚至与不法书商勾结用盗版教材糊弄学生，有的学校走得更远，用不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新生的棉被竟是用黑心棉填充的。尽管吃教材回扣已经触犯法律，但实在太普遍以至法不责众，结果，只要个人不私吞回扣费，再怎么吃学生，都属正常；就连用黑心棉坑害学生，最多不过也就电视曝光一下了事。
“教育产业化”还带动了一系列足以令让全世界眩目的“高考产业”。暴利引得相干不相干的都来插上一脚，挤进来分一杯羹。像兜售考题、“高考状元”的课堂笔记之类已不值一提；什么招生、录取中介等“新兴行业”、诈骗行业，人们也见怪不怪了。连邮局也有人来凑一份热闹，今年某地时兴起邮递员送录取通知书时放“报喜鞭炮”，骚扰了考生和四邻还要收报喜费……。只要能从学生家长口袋里掏钱，什么歪招、损招都想得出来。这方面举世无双的想像力，可以不断令世界大吃一惊。
强行实施的教育高收费一直广受质疑和批评，但有关部门年年称稳定学费，不再提高，但学费照涨不误。即使连当初究竟谁提倡了教育产业化，都已经没人认账，但学费还在继续上涨。今年一些最普通不过的高校公布的学费也高得惊人：一般专业四至六千，外语专业八千以上，艺术专业一万以上。加上教材费、住宿费、伙食费、保险费（新生还得为军训及其军训服装买单）等等，即使收费相对低的最冷门专业，一年至少万元以上。中国人均年收入仅八千元上下，且贫富悬殊，社会结构极不合理，城乡低收入家庭基数巨大，其中尤以人均年收入至今不足三千的农村为多。按今年学费水平，城镇居民的平均年收入不够一个大学生一年最低费用，对农村来说，这最低费用要花去3-4个农民人均年收入的总和，收入远低于平均数的贫困人口就得更多人不吃不喝才够一年学习费用。名为教育产业化实为教育商品化的做法使教育费用成了我国一般家庭最大一笔支出，是大多数家庭不得不背负的最沉重经济负担。
“教育产业化”释放出来的高学费与乱收费齐头并进，使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高考学生因家贫凑不出数千元学费而面临弃学的痛苦抉择，更别说农村和边远贫困地区了。尽管有了助学贷款下，但缴不起学费而失去上大学机会的情况逐年增加；贫困家庭孩子即使入了学，学费也凑得十分艰难。为给孩子筹学费，许多农民不得不进血汗工厂，不得不从事生产花炮、挖煤等最危险工作。
“教育产业化”导致的排斥不单发生在大学，本属法定义务教育阶段的初中和小学，排斥早就发生了。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一切资源向城市尤其大城市倾斜的城乡二元体制兼等级化体制，使城乡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的儿童在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上极端不平衡。二是对中小学生实行政策性收费和种种巧立名目乱收费，义务教育因费用而名不副实。在城乡、地区教育资源不平衡已经排斥很多孩子于校门外的情况下，因费用进一步加剧排斥。三是中小学校呈重点校与非重点校泾渭分明的等级格局。这一格局乃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与维护特权的指导思想相结合而人为制造的怪胎，它决定了给有幸入学的同龄孩子所提供教育在质量上极度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对于那些被打发以平庸甚至低劣教育的孩子来说，是变相的排斥。当许多中小学搭高等教育“产业化”便车而变相商品化以后，原有的问题恶性发展。如：利用城乡二元体制下与政策性户口特权相对的政策性户口歧视，向子女需要就学的外来农民工狮子大开口；早该打破的重点校与非重点校不公正格局，也在教育商品化的刺激下更加强化。重点校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靠国家财政倾斜性投入，二靠国家对师资力量的倾斜性分配形成的。当“教育产业化”泛滥成灾，许多重点校把占有的公共资源优势变成向家长漫天要价的砝码。而且，重点与非重点之分还推广到了校内，在不同“档次”学校里催生出校中校、班中班，既利用教育资源的非正常集中牟利，又在由此造成的更广泛排斥和无处不彰显的人为等级划分中使一大批孩子在生命的初始阶段就遭受排斥、侮辱和伤害。
“教育产业化”还导致了许多悲剧性事件。有子女上大学的城乡贫民家庭往往背上沉重债务。家长不堪重负而精神失常，贫困生承受不了高昂费用带来的精神压力选择自杀。“教育产业化”吞噬了很多年轻的生命，在这些被吞噬的年轻生命中甚至包括不少儿童，实在是一种耻辱。
欣喜的是国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对农村的孩子实行了免费教育，将来还要对城市的孩子实行免费教育，但愿每个公民都能享受这一应有的权力。再也不要把“教育产业化”，因为这关系到人民的素质，民族的未来。
教育对国家的重要性，无须多说什么，世界上那些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已经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明。而对个人来说，教育开启人性，革新人的天赋，开发人的潜力，扩大人的生命内涵，并引导人完成社会化过程，使人能够了解和遵守社会生活的必要规则，认识和承担自己在多种社会关系中必须要承担的种种角色和责任。借助教育，人得以摆脱软弱状态而自立，得以超越动物性生存状态而承担起责任，得以开启潜能而获致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任何个人如果没有经由教育获得必要的文化素养和知识储备，不仅走向未来的道路对他们是封闭的，而且难以作为有责任能力的人立脚社会。教育，为人的一生作准备。
但我国对教育目的和功能的认定，几十年囿于政治功利性和社会功利性。不是从“培养接班人”角度把教育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就是从诸如人才资源、科技、经济发展、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等社会功利性角度看待教育。教育关系到国家兴盛与否的种种社会功利意义固然重要，但国家兴盛本身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人。然而，恰恰是教育对每个个体生命的意义，极少纳入政策制定者的视野。特别是现在，时时刻刻在借教育的名目拼命算计老百姓的钱袋子，不断提高收费，盲目扩招学生，把教育的宗旨扔在脑后。决定教育政策的人们一说起大幅提高收费理由，不是基于对每个人命运的关切，不是基于人必须通过教育才能获得“生活的通行证”这一事实因而尊重每个人的平等受教育权，而是基于“钱”。基于把受教育这一基本权利当成要用钱来换取的商品。这意味着对公民平等受教育权的否定。尤其在大张旗鼓推行所谓教育产业化以后，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被否定得相当彻底，高中、大学阶段尤其如此。
对“教育产业化”的作法，老百姓的回答是否定的。虽说鼓吹者推行者从未对“教育产业化”给出过明确解释，但透过各校自估身价、雷厉风行采取的高收费举措，透过该举措实施后每年考得起大学上不起大学的人越来越多这一现象，所谓教育产业化的真实内涵很明确：涨价！每个家庭得花大钱为子女购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且，这种把受教育机会商品化的做法并不限于大学，也不限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中。一如我国其他很多方面的情况，凡有利可图的事，就会一窝蜂跟进、效仿。连法定九年义务教育的小学初中也想方设法把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变相商品化。六年来，每个家庭从自己痛切感知的事实，明白了所谓“教育产业化”，其实是利用公共教育资源赚钱。公共教育资源变成赚钱机器，本应提供的最重要公共服务却没有提供。
把一切推向市场的非理性狂潮，使人的受教育权受害其中：肇始于这个时期的教育涨价风把许多人的求学机会化为乌有。“教育产业化”是这一非理性狂潮与向民众转嫁负担相结合的产物。此举使更多贫困家庭子女靠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希望破灭，可以说，教育产业化背后更深层的，是对普通个人权利和命运的漠视。
在“教育产业化”的刺激下释放出来的纯利益冲动演化成气质性的贪婪，行动呈奸商化趋势。例如，很多学校不满足学费暴涨，而是把受教育机会当奇货可居的紧俏商品，采取诸如提高考生分数调档线的做法，使许多原本可以正常入学的考生必须在付出不菲的正常学费之外还要接受高额敲诈方能获入学机会。这可不是正当商家的做法——如果大学要拿自己当商家的话！奸商作风也不单表现为利用受教育机会牟取暴利，还表现在与学生相关的其他很多方面。例如，为赚昧心钱每学期收取高额教材回扣，甚至与不法书商勾结用盗版教材糊弄学生，有的学校走得更远，用不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新生的棉被竟是用黑心棉填充的。尽管吃教材回扣已经触犯法律，但实在太普遍以至法不责众，结果，只要个人不私吞回扣费，再怎么吃学生，都属正常；就连用黑心棉坑害学生，最多不过也就电视曝光一下了事。
“教育产业化”还带动了一系列足以令让全世界眩目的“高考产业”。暴利引得相干不相干的都来插上一脚，挤进来分一杯羹。像兜售考题、“高考状元”的课堂笔记之类已不值一提；什么招生、录取中介等“新兴行业”、诈骗行业，人们也见怪不怪了。连邮局也有人来凑一份热闹，今年某地时兴起邮递员送录取通知书时放“报喜鞭炮”，骚扰了考生和四邻还要收报喜费……。只要能从学生家长口袋里掏钱，什么歪招、损招都想得出来。这方面举世无双的想像力，可以不断令世界大吃一惊。
强行实施的教育高收费一直广受质疑和批评，但有关部门年年称稳定学费，不再提高，但学费照涨不误。即使连当初究竟谁提倡了教育产业化，都已经没人认账，但学费还在继续上涨。今年一些最普通不过的高校公布的学费也高得惊人：一般专业四至六千，外语专业八千以上，艺术专业一万以上。加上教材费、住宿费、伙食费、保险费（新生还得为军训及其军训服装买单）等等，即使收费相对低的最冷门专业，一年至少万元以上。中国人均年收入仅八千元上下，且贫富悬殊，社会结构极不合理，城乡低收入家庭基数巨大，其中尤以人均年收入至今不足三千的农村为多。按今年学费水平，城镇居民的平均年收入不够一个大学生一年最低费用，对农村来说，这最低费用要花去3-4个农民人均年收入的总和，收入远低于平均数的贫困人口就得更多人不吃不喝才够一年学习费用。名为教育产业化实为教育商品化的做法使教育费用成了我国一般家庭最大一笔支出，是大多数家庭不得不背负的最沉重经济负担。
“教育产业化”释放出来的高学费与乱收费齐头并进，使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高考学生因家贫凑不出数千元学费而面临弃学的痛苦抉择，更别说农村和边远贫困地区了。尽管有了助学贷款下，但缴不起学费而失去上大学机会的情况逐年增加；贫困家庭孩子即使入了学，学费也凑得十分艰难。为给孩子筹学费，许多农民不得不进血汗工厂，不得不从事生产花炮、挖煤等最危险工作。
“教育产业化”导致的排斥不单发生在大学，本属法定义务教育阶段的初中和小学，排斥早就发生了。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一切资源向城市尤其大城市倾斜的城乡二元体制兼等级化体制，使城乡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的儿童在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上极端不平衡。二是对中小学生实行政策性收费和种种巧立名目乱收费，义务教育因费用而名不副实。在城乡、地区教育资源不平衡已经排斥很多孩子于校门外的情况下，因费用进一步加剧排斥。三是中小学校呈重点校与非重点校泾渭分明的等级格局。这一格局乃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与维护特权的指导思想相结合而人为制造的怪胎，它决定了给有幸入学的同龄孩子所提供教育在质量上极度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对于那些被打发以平庸甚至低劣教育的孩子来说，是变相的排斥。当许多中小学搭高等教育“产业化”便车而变相商品化以后，原有的问题恶性发展。如：利用城乡二元体制下与政策性户口特权相对的政策性户口歧视，向子女需要就学的外来农民工狮子大开口；早该打破的重点校与非重点校不公正格局，也在教育商品化的刺激下更加强化。重点校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靠国家财政倾斜性投入，二靠国家对师资力量的倾斜性分配形成的。当“教育产业化”泛滥成灾，许多重点校把占有的公共资源优势变成向家长漫天要价的砝码。而且，重点与非重点之分还推广到了校内，在不同“档次”学校里催生出校中校、班中班，既利用教育资源的非正常集中牟利，又在由此造成的更广泛排斥和无处不彰显的人为等级划分中使一大批孩子在生命的初始阶段就遭受排斥、侮辱和伤害。
“教育产业化”还导致了许多悲剧性事件。有子女上大学的城乡贫民家庭往往背上沉重债务。家长不堪重负而精神失常，贫困生承受不了高昂费用带来的精神压力选择自杀。“教育产业化”吞噬了很多年轻的生命，在这些被吞噬的年轻生命中甚至包括不少儿童，实在是一种耻辱。
欣喜的是国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对农村的孩子实行了免费教育，将来还要对城市的孩子实行免费教育，但愿每个公民都能享受这一应有的权力。再也不要把“教育产业化”，因为这关系到人民的素质，民族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