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的《伊万·伊里奇之死》是其晚年的一部力作，人们也普遍认为它是一部震撼人心的艺术杰作，它描述了一个普通文官身患重病后面对死亡而发生的对生命的认识与反省。据说莫泊桑刚读完它时，神情沮丧，在屋里踱来踱去，觉得自己“真是白活了”。自己的作品比起它来是差远了。“我发现我的一切活动都毫无意义，我那十卷书也完全算不了什么。”
这一名篇在艺术上的成就和思想上的震撼力是勿庸置疑的。但是，它所展示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对待死亡的态度呢？的确，它使我们正视死亡、使我们直面死亡来思考生命的意义。但是，在这种态度中是否还有一种使人不安的东西呢？
俄国作家布宁晚年住在法国南部的一个省城，据他那时的一个主要谈话者巴赫拉赫在日记中写道：托尔斯泰的孙女儿达吉亚娜·米哈伊洛夫娜有两个月也曾住在这里，她说：“在我生活的不同时期，托尔斯泰的各种作品都成了我所喜爱、我所感兴趣的东西……现在最使我痛心的是《伊万·伊里奇之死》。”
布宁是一个永远充满激情的托尔斯泰的崇拜者，但他也说：“在《伊万·伊里奇之死》一书中有一种永远使我感到厌恶的东西。不久前我重读了《战争与和平》，大概看了有50遍了。我常躺着看书，但常常不得不高兴得突然坐起来。天哪，太好了……然而在《伊万·伊里奇之死》中使用了一种错误的依据……主要的是对死亡本身的恐惧，弃世和长逝的恐惧。生活得越丰富多彩，就对寿终正寝越感到可怕……” [1]
那么，在这部作品中，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作者的亲人感到痛心，又使他的一个崇拜者感到厌恶呢？
布宁说到了一些。他说到“错误的依据”，其中“主要的是对死亡本身的恐惧，弃世和长逝的恐惧。生活得越丰富多彩，就对寿终正寝越感到可怕……”。但这更像是说作者，因为作品中的主人公伊万·伊里奇并不感到自己过去的生活“丰富多彩”，倒反而是面对死亡时觉得自己过去的生活整个是错了，整个是无聊、丑陋、缺乏意义。而这一点，是他过去所看不到的，只是因为面对死亡，他才重新完整地审视自己的生活。死亡揭示出生命的真相和可能的真实意义。但如果一个人只是面对自己的死亡时才了解这一切，那可能是太晚了。他想重新生活，但却来不及了。除非他侥幸不死，或者在获得一种最后的对真理的认识和对彼岸和永生的信心中得到安慰。
但是，细读这部作品，的确还是让人感到有些不安。这里涉及到的不是濒死者对自己的态度，而是对别人的态度；不是对死亡的态度，而是对生命的态度——这生命将还“活”在别人那里。尘世的生命将离我而去，但它却还会在其他的人身上延续。我以前读它也只是深深感到它在使人正视自己的死亡方面的震撼力，这一次重读则开始思考它所涉及的另一方面的问题。
我们可以来看看主人公在发现自己也许是得了不治之症的感受。他觉得自己“生活在死亡的边缘上，而且孤孤单单，没有一个人了解他，没有一个人可怜他。”他躺在床上想，“他们谁也不知道，谁也不愿意知道，谁也不可怜我。他们在玩。（他听见从门外传来的远远的歌声和伴奏曲）他们对一切对置之漠然，可他们也同样是要死的。这帮傻瓜们。我先死，他们后死；他们也一模一样。可是他们却在洋洋得意。这些畜牲!”愤怒在窒息着他。他有时在床上哭，“他哭的是自己的孤苦无告，自己的可怕的孤独、人们的残酷、上帝的残酷、以及上帝的不存在。”
但他实际上又不是生活上孤苦无依的。他有家庭关心、有仆人照顾。问题是他怎么想和怎么看这样的关心和照顾。当他的仆人彼得早晨过来问他要不要喝茶，他不是想这是对他的关心，而只是想仆人“要的是每天的规矩”；但当仆人主动问他要不要挪到长沙发上去时（这并不是每天的规矩），他又想，这是因为“他要收拾房间，我在这里碍事，不干净，乱。”但为什么对别人的照顾都要往这动机“不好”的一方面想呢？
但这一切也许都还是可以理解的。病人就是病人。病人身体的痛苦会使他有时有一些常人看来是属于病人的心理，以及一些在常人那里是过分的、但在病人那里却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行为，例如突然的发脾气、无缘无故的抱怨等等。在这里殊不可解的是主人公对他最亲近的人——尤其是对他妻子的憎恨态度。的确，他们的感情不是太好，但正如他也承认的，这并不是仅仅妻子一方的责任。而妻子在知道他有病以后即便还有误解、絮叨和体贴不周，但总还是关心他的。当一次争吵之后，他第一次告诉妻子自己可能有病时，妻子硬要他去找一位名医，回来拿到处方，又马上打发仆人去买药。然而，当他想出去问朋友有关自己的病情，妻子带着特别伤感和难得的和善的表情问他到那儿去时，这种和颜悦色却使他“升起一股无名之火。”当妻子准备不吝金钱延请名医来家中时，并过来吻他的前额时，托尔斯泰写道，他对她“真是恨之入骨，只是强忍着才没有把她推开。” 他的妻子想夜里亲自陪他，他坚持要她走。当妻子和他谈到药物时，他把自己的视线向她转过来，以致她没有把自己的话说完：“他在这一瞥中表现出了极大的憎恨。而且是对她的极大憎恨。”这不由得让人深深困惑：他妻子到底犯了多大的过错或“罪恶”，该受这样一种刻骨的仇恨呢？我们可以自我体会一下，也可以观察一下周围普通人的生活，这样一种态度是不是有悖常情的、有违常识和很不自然的？
他也对女儿感到不耐。这也是让人很不解的。当看到女儿健康、年轻、健壮、因为在与未婚夫热恋中更显得生气勃勃的躯体，他感到十分痛苦和恼怒，就像他看到自己的妻子白皙、丰腴、干净的手和脖子，她那头发的光泽、她那充满生气的眼睛的闪光恼怒一样。那时，“他对她深恶痛绝。由于对她油然而生的憎恨，她的接触使他感到十分难受。”他的阴郁的态度以致丽莎对母亲说：“咱们到底做了什么错事啦，好像这是咱们干的似的！我可怜爸爸，但是，他干吗要折磨咱们呢？”诚然，处在热恋中的女儿是不容易深切体会父亲的病痛和对死亡临近的感觉的。但是，这就是生活，而且是世代延续的生活。
他倒是可怜弱弱的、老是不太快乐的儿子。可是，难道我们希望自己的亲友都和自己一样始终痛苦和悲哀？为什么不喜欢看到她们健康和快乐？如果理解到所有人都要死，有些人会比你晚死，但也有许多人比你先死，是否犯得着对别人对自己死的态度如此生气？他太多想到了别人对自己的态度，却似乎很少想到自己对别人的态度。如果说他在病中感觉亲人并不爱自己或爱得不够，他是否又爱她们？如果他爱她们，他会怎样想和怎样做？
还有一个问题是他认为几乎所有人对他都很虚伪。他对周围环境的最大愤怒就是觉得自己是处在一种虚伪的气氛中。他不相信医生，认为医生没有和他谈真正的问题，亦即有关他的病情的危险性的问题，有关现实的生死的问题，而只是谈论一些具体的病情。他认为医生总在说谎和扯淡，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办法。而其他人、包括亲人也都是虚伪，都只是要他好好治病，而不说他快要死了。他们都就他险恶的病情说谎，而且“想迫使他本人也参加到这个骗局中来。”但医生的确不是哲学家，医生也不是万能的。怎样对病人才是真正的安慰？或者这里重要的是要因人而异？如果说不关心是冷酷；关心则是虚伪，那么主人公的亲友们应当怎么办？
作者还写道，当听说主人公的死讯，每个同事“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人的死，对于诸委员本人或者他们的熟人的职务上的升迁，会有怎样的意义。”这“还使所有闻讯的人产生一种庆幸感：死的是他，而不是我。”他写到同事去死者家里安慰其亲人，说那只是尽一种礼节，是“装腔作势”，而且点出他们心里想的还是晚上的牌局，说死者的亲属关心的是抚恤金的问题。但难道这些人心里就没有过真诚的同情和哀悼？而且，他们即便并不老想着死者也是自然的？在此，我想引一段网上读到的、一个也读过这篇小说的中国普通读者面对死去的人的感受：
人究竟是怎样奇怪的一种动物呢？虚伪，或者善忘，这些都无从说起。有个朋友的父亲生病死了，从发现病症到去世就那么短短半个月。活生生的记忆便是，我们去做客，他烧得一手好菜，事隔不久，他却脸色惨白地躺在我们面前。朋友很伤心，我们也很难过，我们的难过是真的，我也觉得眼眶湿湿的。奔丧回来，另外几个朋友提议打扑克，都同意了，我们打得很开心，直接点说，朋友的父亲的去世仅仅短暂地影响了我们的情绪，可这也够了，如果一个人连悲伤也不懂得或者只懂得悲伤都是无可厚非的一种悲哀。[2]
这就是人。这就是普通人对待死亡的一种普通态度。“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这可能让人感到有些悲哀，但它基本上也还是自然的。如果说要因为人的这一种平常态度而责备人，那么也不妨首先从自己开始。
当然，主人公很欣赏伺候他的年轻的打杂的农民格拉西姆。格拉西姆帮助他大小便、经常受命扛着他的两条腿，让他舒服一些。格拉西姆总是性格开朗、不怕脏累，也不忌讳提到“死”字。他喜欢格拉西姆对他的态度。他觉得只有格拉西姆一个人了解他的处境，并且可怜他。但我们还是弄不明白，在格拉西姆和其他仆人之间，在格拉西姆和其他亲人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差别，使主人公对他（她）们的看法和态度可以如此悬殊呢？
在主人公最后弥留的时刻，在他临死前的一小时，妻子走到他跟前，他望了她一眼，看见她张着嘴，鼻子上和腮帮上还挂着没有擦净的眼泪，神情绝望地望着他。这时，他终于也可怜起她了。他想：“是的，我给他们增加了痛苦。”他想说“宽恕”，但却说成了“快去”，因为没有力气更正，他便挥了一下手，心想她们自己会明白的。他自己也突然明白了，他既然可怜他们，就应当做到使他们不痛苦，做到使他们，也使自己摆脱这些痛苦。“多么好啊又多么简单啊。”这时，取代死的是一片光明，他第一次感到快乐。他听到有人在他身边说“完了”，他对自己说，“死——完了，再也没有死了。”于是他死了。
这是一个和解的结局，一个美好的结局。在必不可免的死亡面前，我们还能期望什么比这更好的结局呢？在尘世的这一边，我们又还能期望看到什么比这更好的情景呢？在此，终于达到了对于不仅死亡的真理、还有对于生命的真理的某种认识；不仅对于自我之真理的认识、还有对于自我和他人关系之真理的某种认识。
但是，我们会不会遗憾这一认识来的太晚了一些呢？它甚至不为他的妻子所得知。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还可以采取另一种态度，同时也并不妨碍对死亡的深刻认识？
当然，是不是只有如此批评别人，才能使别人面对并非自己的死亡时也能认识和直面死亡（而不必一定要等到面对自己的死亡）？或者，托尔斯泰前面所有的描写只是为了映衬和最后揭示出那种原谅与和解的态度？如是，则可以有另一种解读。
但是，至少在《伊万·伊里奇之死》的绝大部分篇幅中所展示的主人公面对死亡时所采取的态度，是一种对周围大多数人相当敌视乃至憎恨的态度。的确，一个濒死的病人是会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也理应得到周围的人比平时对他更大得多的关心。他完全可以有所抱怨和不满，但问题在于，这里我们看到却常常是对别人、对亲人的憎恨和敌视。
为什么会有这样不自然的、反常的憎恨和敌视呢？这正是我们很难理解的。它至少看起来是来自一种极端自我中心的态度和取向。自我主义（egoism）有两种：一种是利益的自我主义，或者说“利己主义”，它主要是要求得自己在广义的物质利益（如金钱和权力等）方面的满足；另一种却是立意高尚的自我主义，即它主要是求得一种自我在广义的精神方面的实现和满足。主人公所表现的自我中心倾向显然不是一种物质的“利己主义”，但它还是自我中心的，我们也许可以称它为一种“立己主义”或“自我实现论”。它致力于自我在精神和道德上的完善，致力于自我的得救和永生，或者自我名声和功业的完成。在此，它也试图唤起别人的死亡意识，唤起别人对生命的警觉和反省。应当说这种立意高尚的自我主义态度并没有什么不好，它甚至是一个精神上不自甘堕落或平庸的社会所必须有的，构成一种人类中精华性的东西——虽然能如此承担的人很少。但这种“立己主义”要谨防矮化乃至仇视他人。在个人追求圣洁的方面，他对自己做什么应当都是可以的。比如《谢尔盖神父》中的主人公，他突然放弃自己的世俗前程而做修士，他为了抵抗情欲而剁掉自己的手指头。如果说这些事也不合常情，但它们主要是涉及他自己。他没有强求别人这样做，他也没有去因此去憎恨别人。但是，伊万·伊里奇无疑还是给别人，给自己的妻女带来了某种心理上的伤害或遗憾。
伊里奇因为死亡的临近而反省乃至否定自己过去的生活是富有意义的，但他没有理由因此而否定别人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或者说他只能通过自己的行为和认识起一种震动和感召的作用，但他无论如何不必去憎恨别人。至于他过去的生活是不是真的就必须全盘否定或必须从根本上否定则是另一个问题。事实上他过的生活也是大多数人所过的日常生活，他可能有点庸俗，但也没有表现卑鄙，他上班履行公务、公余以打牌为乐，也关注自己的职务升迁，但并没有去使用贿赂或其他不正当的手段来钻营；他也经营自己的家庭经济和装修房屋，但也并没有贪污和浪费。面对死亡对自己生活的严厉反省，的确使人可能获得对生活的一种重新认识和新的意义，但是，这种认识究竟是带来整个生活的改弦更张，还是外在行为上仍是像以前一样的打水劈柴，都将因人而异。只是即便仍旧是打水劈柴，也和以前可能有些不一样了，其意义有所不同——这就像谢尔盖神父又从修道院逃出回到世俗社会过日常生活一样。
伊里奇对死亡的基本态度是自我主义的,而非容易被人们混淆的个人主义（indivdualism）的。高傲的个人主义的态度其实是有一点像海明威《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那样的独自死在山上的豹子的态度，也就像濒死的大象走入林子独自去死的态度。那是一种自然的态度，也是不无高贵的态度。许多比较温和的个人主义者可能有些不一样。大多数人可能都会希望临死前有亲人、朋友在身边真诚地关心我们。但他们多数可能也会这样对待别人的关照：得到了，感激；得不到，也不怨恨。我们没有必要希望世界上所有人都来注视我的死亡。我们自己以前又何曾像关注自己的死亡一样关注过世界上其他人的死亡？如果每一个人都像死者自身一样关注他自己的死亡，人类又何曾能够正常地生活和延续下去？的确，这里有一种肉身的分别性：你的痛苦就是你的痛苦，你的死亡就是你的死亡。即使是再爱你的人，也不能够完全体会到你的痛苦，更不可能代替你死亡。但是不是能够坦然一点对待这种肉身的分别性？
这并不是轻视和低估死亡对于我们理解和领悟生命的意义。但是，死亡是一个体性的事件。当死亡来临到我们某一个人面前，我们必须独自面对，也应当独自面对，这没有什么奇怪。我们应当自己去进入深渊，进入黑暗，去探知死亡的隐微，而不必把所有人都拉进深渊。就让这痛苦尽量由我们自己承担吧。这才是一种英雄气概。而托尔斯泰的态度则可能是有点怯懦和自私的，缺乏一种真正正视死亡的担当和勇气,它还带有一点轻视女性的男权主义的色彩、带有一点鄙视普通人的精英主义的色彩。
还没有更深的缘由？布宁说的是不是有道理？这里的“错误依据”“主要的是对死亡本身的恐惧，弃世和长逝的恐惧。”而这恐惧可能更多的是托尔斯泰自己的恐惧。托尔斯泰的确在主人公的心理中溶进了自己的许多思想感受，那里面有许多是托尔斯泰自己对过去生活的忏悔和对未来死亡的恐惧。高尔基在回忆1901年对托尔斯泰的数次探访时如此写到他对这位伟大作家的感受：
他的一生中既怕又恨的就是死亡，他的灵魂里终生都悸动着“阿扎马斯的恐惧”——他必定死去吗？整个世界和地球都在看着他；从中国、印度、美洲，从生活的各处，跳动着的思维都伸向他；他的灵魂无处不在直到永远。为什么大自然的规律不为他破例，让一个人生命永存呢？（转引自哈罗姆·布鲁姆《西方正典》第259页，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布鲁姆也认为高尔基的这一描述是十分中肯的，说他对托尔斯泰的介绍是最精当的。高尔基还谈到他读到托尔斯泰的递给他看的日记中的一句格言：“上帝是我的欲望”而惊住了，而“上帝”也就意味着“永生”。）
《伊万·伊里奇之死》是托尔斯泰在19世纪80年代初思想激烈转变后的第一部小说。在《三死》中，托尔斯泰也描写了贵妇人对自己的病痛和死亡喋喋不休地抱怨别人和矫揉造作的态度，那时，他对这种态度看来是讽刺和挖苦的，他更欣赏另一个普通劳动者平静的死，而尤其是那棵树自然的死。但是，现在他的态度似乎有了某种变化。
对于一个真的是如托尔斯泰所描述的濒死病人的态度，我们并不会苛求和谴责。关键的是作者对这样一种“态度”的“态度”。作者通过大量的描写，似乎表明他是赞许这样一种态度，而这实际上是作者的态度。的确，主人公的“恨意”并没有多少行动来表现，而主要是通过作者的心理描写。这也说明这主要是居高临下作为叙述的主宰的作者的思想，作者的感觉。
但我们在这里还不是要责备作者，更不是要批评作品中的主人公。我们只是要指出这样一种对于死亡的态度是一种极其自我中心的态度，是一种不顾他人的“立己主义”态度，而面对死亡还有另外的普通人的自然和达观的态度；甚至在同样痛苦地面对死亡以激发出对死亡及生命的深刻认识和领悟方面，也还可以有另外的、独自面对和勇敢承当的真正英雄主义的态度。